当地时间 11 月 2 日，联合国大会就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相关决议完成表决。中方投下弃权票，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投出反对票。最终决议以 93 票赞成、13 票反对、36 票弃权获得通过。在 142 张有效票中，弃权票占比接近四分之一，反对票与弃权票相加，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没有为这份决议、为国际刑事法院当前的状态背书。这一结果，清晰折射出国际社会围绕该机构的深层次分歧。
不少国家的态度十分微妙：它们既不愿彻底否定国际刑事法院本身的价值，也不认同其当下的运作模式，因此选择以弃权的方式表达保留意见。这场表决，把国际社会在该问题上的裂痕实实在在摆到了台面上。
面对这份争议重重的决议，中方为何选择弃权？理解这一票，不能简单用非此即彼的选边思维解读，也绝非消极回避。这是带有明确前提与底线的审慎立场：中方认可国际刑事司法机制的应有价值，同时对该机构日渐凸显的越界倾向持严肃批评态度。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的发言，清晰阐明了其中逻辑。
孙磊首先追溯国际刑事司法的源头，以纽伦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为例，指出二战罪行的正义清算，依托严谨程序、扎实证据与坚实法理，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根基。这也表明，中方并不否认借助国际司法惩治严重国际犯罪的意义，也认可国际刑事法院在合适范畴内可以发挥作用。
但是，确立了法治原则的基础之后，孙磊的话锋就转向了国际刑事法院最近引起的各种争议。外界对这个机构运作的质疑主要集中在管辖权边界、如何对待非缔约国以及国家元首管辖豁免这三个问题上。当一个司法机构在涉及国际法根本的问题上不断试探甚至“越线”，那么它所介入的具体案件就会对地区的稳定以及国家间的正常往来造成冲击，并且会让国际社会对它是否成为“政治工具”、是否实行“双重标准”产生疑问。
把这些病灶挑明之后，孙磊才端出另一个事实，今年以来已经有好几个缔约国宣布退出《罗马规约》。先肯定历史价值、再剖析现实症结、最后点出“退约潮”的论述顺序，就是中方判断标准的表现。缔约国用脚投票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法院公信力受到损害之后的一种“直接反噬”，中方投弃权票就是为了在维护国际法治的大方向上发出警告。
所有的争议当中，管辖权问题就是触及到国际法底线的一块最硬的“礁石”。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力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项管辖权都是主权国家明确地让渡和授权而来的。除了安理会正式移交的情势，一旦法院没拿到非缔约国同意，就对该国国民强行行使管辖权，等于直接撞上国家主权原则的“铁板”，也把“条约非经同意对第三国无效”这条国际条约法基石踢开了。
但是该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向外扩张管辖范围的趋势，使很多国家感到不安。例如，在国家已经按照正式程序退出了《罗马规约》之后，法院仍然试图继续行使管辖权，或者仅仅因为某个犯罪行为的部分环节涉及到缔约国领土，就顺势把“管辖大网”覆盖到非缔约国人员身上。中方坚决反对这样的“不当扩权”，并不是在纠缠法律技术细节，而是为了保护主权平等这一现代国际秩序的“承重墙”。
同投反对票的美国、俄罗斯和以色列虽然按下了相同的颜色按钮，但是各自的情况和算盘却大相径庭。三国一起投反对票，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国际法立场上形成了“同盟”，相反，它们各自反对的是落到自己头上不同的司法行为。俄罗斯和该机构之间的对立已经公开，以色列正处于被审查的“风口浪尖”之中，而长期游离于《罗马规约》体系之外的美国，则要防备法院把“管辖大棒”挥向自己以及盟友身上。
同投反对票但是“各有各账本”的情况，正好证明了孙磊所揭示的法理困境。当一个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范围变得模棱两可，并且可以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时候，各方就很难从维护共同的法治原则的角度来判断它了，只能根据自己所处的“现实风险”来决定自己的投票方向。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此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并且采取双重标准。
美国始终不加入《罗马规约》，对待国际刑事法院完全是实用主义：一旦调查触及美方及其盟友，便搬出主权说辞、动用制裁；可当法院的行动契合自身地缘目标时，又转而大加支持，将国际司法当成服务私利的工具。这种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正是国际司法公信力最大的损害源。
中方立场一贯明确：支持依法惩治严重国际犯罪，但坚决反对借司法名义践踏国家主权红线，反对将国际司法机构政治化、搞双重标准。国际刑事法院想要真正发挥定分止争的作用，必须回归国际法本源，恪守补充性原则，尊重各国优先管辖权，保持独立公正，不能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沦为 “太上法院”。
投票结果已然落定，但留给国际社会的反思仍在。国际司法机构想要长久获得信任，不在于无限制扩张管辖权，而在于恪守公约原则。如果持续扩权、不断被政治裹挟，最终消耗的只会是国际法治本身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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