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芙蓉区,一栋1952年的老礼堂重新开了门。墙上手写三个数字:2元葱油粑粑,5元瓜子花生,8元红茶绿茶。
节假日单日涌进一万五千人,工作日也有八九千。这是2024年秋天的事。
之后一年多,从长沙到西安,从成都到南昌,老厂房、旧礼堂、公园边上的空房子,成片改成了一种店:10元一杯茶,无限续水,坐一整天没人催。
多数人看到的是“便宜”。便宜当然重要,但便宜从来不是一门生意能铺开的原因。真正值得拆开看的是:那杯10块钱的茶,到底在替谁干活。
雏形在长沙,但“长沙”不是一个偶然的地名。
东茅街茶馆的前身是二轻集体联社旧礼堂,闲置多年,一度是危房。它开在五一商圈的老城腹地,却没有走进商场,没有承担核心商圈那种按月计算的租金压力。改造花了一千多万,但空间本身是沉睡的存量资产。
如果换成任何一个新建商铺,8块钱一杯茶连房租都盖不住。长沙能长出这个模型,不是因为长沙人更爱喝茶,是因为这座城市的老城区里,恰好攒下了一批位置不差、产权复杂、但长期没有被商业逻辑收编的空间。旧礼堂、老厂房、社区边角,租金被压到接近于零,茶价才有往下走的余地。
所以“最早从长沙开始”,本质上是存量空间的套利,先发生在了一个存量空间足够便宜的城市。
茶水的物料毛利率确实不低,10元一杯的茶,茶叶成本可以压到一元上下,毛利率做到85%以上不算难事。
但一杯茶毛利高,不等于一家店赚钱。上千平方米的场地,两三个员工,翻台率几乎不存在,客人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单靠茶位费,连人工和基础运维都覆盖不了。
跑通的店,钱从三个地方来,而且没有一个来自“那杯茶”本身。
郑州紫荆山旁的茶馆,早上卖粥和菜饺,中午上小面酸辣粉,晚上有啤酒炸物,9元一缸毛尖只是把非餐时段的空座位填上,日均营业额两万左右,茶和餐食的比例是6比4。
西安有才叔的茶馆更直接,全部开在自己餐厅隔壁,茶馆一天营收五六千,10块钱是象征性收费,茶馆开业后隔壁餐厅人流提了五成。还有一类,把茶做成零售入口,用10元的现饮把客人引到茶叶和周边产品上。
10元茶馆的茶,是门票,不是商品。门票可以很便宜,因为真正收钱的地方在门里面。
看起来最“消费降级”的业态,做的其实是“空间平权”的生意。
过去二十年,城市里能让人免费或低价坐一下午的地方,在系统性消失。
咖啡馆一杯三十块起步,传统茶馆一壶茶上百,快餐店不消费不好意思久坐。一个退休的人、一个自由职业者、一个不想回家又不想花钱的年轻人,在城市公共空间里的容身之处,越来越窄。
10元茶馆接住的恰恰是这块空缺。用极低的门槛,把“坐下来”这件事重新变得不需要理由。
成都大旗茶馆两千多平方米、一千个座位,本地老年群体占了八成,日常客流上千人。南昌的旧礼堂改成茶馆后,年轻人占比后来接近两成。
不同年龄的人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不是因为茶好喝,是因为别的地方去不起,或者去了不自在。
所以十元茶馆大行其道,不完全是“大家变穷了”这么简单。
消费端的变化是:人们仍然愿意为体验和停留付费,但拒绝为“看起来高级”支付自己判断不了的溢价。
一杯10元的茶,定价透明,续水免费,坐多久由自己决定,这种“不被算计”的感觉,本身就有情绪价值。
如果自己租个铺面、开一家单店,风险比短视频里呈现的要硬。10元茶馆的账,算的不是毛利率,是三件事:租金够不够低、空间够不够大、餐食或邻业能不能接住茶的引流。
西安小寨一家新中式茶馆,投资200万,月固定开支10万,流水要做到15万才保本,连亏12个月后关门。
鱼化寨那种1元茶馆能活,是因为拆迁区的存量空间租金几乎为零;同样的定价搬到商圈铺面里,模型立刻失效。
开单店的人真正在赌的,不是茶卖得多便宜,是自己能不能拿到别人拿不到的空间成本。
如果做品牌、做加盟、做供应链,逻辑又不一样。当一个模式被包装成“全国都在复制”的时候,最先被规模化的往往不是门店利润,而是加盟费、设备、原料和培训。
茶本身毛利再高,一斤商用大宗毛茶批发价不过二三十到四五十元,靠卖茶叶给加盟店赚不到大钱。
但如果一个品牌能在短时间内签出足够多的点位,收入结构就会从“一杯一杯卖茶”切换到“一店一店收系统费”。你在短视频里看到的是排队,品牌方账本上看的可能是签约数。
这个业态的扩张速度,可能正在超过真实需求的增长速度。
2019年平台收录的茶馆门店四千多家,到2025年到了三万八千家,但有实际交易的活跃商家只有六万家左右,三分之二的店“开着、挂着”。供给端的热闹和需求端的厚度,不是同一件事。
你可以去家附近新开的十元茶馆坐一下午,观察里面客人的构成,看看有多少人只喝茶,多少人会额外点餐买茶。如果满屋子都是坐一整天、只付十元的客人,这家店还能撑多久。#十元茶馆 #茶馆 #长沙茶馆 #西安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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