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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24日，全国首届外交话语与区域国别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由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在会议主旨演讲中，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贾文键，外交学院副校长孙吉胜，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吴赟，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全球南方财经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星，围绕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区域国别研究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学术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原文：《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升国际话语能力》

作者 |社会科学报社

图片 |网络

贾文键：实现跨文化沟通需要培养全球胜任力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对此，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案，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早期，外语学科更多关注对象国的语言和文化，侧重把相关知识引进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国际社会，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近年来，跨文化研究被纳入学科表述，“引进来”“走出去”和双向互动的内容不断丰富。

跨文化交流涉及本文化与异文化，一个人身上承载的文化因素，可以从文化记忆、社会亚文化和个体三个层次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言语和非言语方式互动，在交流中可能形成新的共同理解。随着中国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跑，看世界的视角从仰视到平视，再到环视，所需要的能力不再只是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沟通能力，而是面向全球复杂关系的理解能力和应对能力。因此，对学生、教师以及国际传播人才的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能停留在概念层面，而应落实到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从跨文化交际能力到全球胜任力，体现的不只是我们自身视角的变化，还是国际学术界的发展。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在知识基础上涉及全球经济、跨学科知识和国际规则体系；在技能要求上，强调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高效沟通与协作，以及多语种综合运用能力；在价值导向上更加突出全球责任、文化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对于对外传播与国际传播，也需要从不同视角加以理解：对外传播强调对外输出内容，国际传播则立足于全球舆论场域和跨学科语境。

最终，在实践方面，要注重外语学科“全球化思考、在地化行动”的功能与定位，落实精准传播；实现从课程走向本部校园、社会校园、国际校园和云校园多元协同的育人环境。

孙吉胜：利用语言学资源推动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是面向特定国家和区域开展的整体性、综合性、战略性研究。通过全方位、立体化、深层次的研究对研究对象形成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的系统认知，首先需要明确四个基本问题。

第一，研究对象国与区域的背景知识和社会语境，了解其基本国情，努力成为相关国家和区域的“百科全书”。第二，研判对象国与区域的身份定位和政策逻辑。第三，研究对象国与区域的政策偏好，以及它们与地区、世界的互动逻辑。第四，研究不同国家和区域对中国的认知基础。要研究清楚差异，分析背后的原因，为中国制定差异化、精准化的政策提供支撑。这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社会语境和背景知识是客观基础，身份定位是政策的起点，政策生成体现为行为影响，双边及区域互动涉及外部环境，而涉华认知和中外互动则是服务国家战略和政策的重要落脚点。

深化区域国别研究有两种展开方式。一种是纵向深入：聚焦某个国家，再落到某个领域，最后落到一个具体问题。另一种是横向延展：围绕同一个问题或领域，对不同国家开展比较分析。

围绕语言，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区域国别研究：一是从语言入手，做好背景知识研究，重视一手语料和田野调查，关注隐性内容；二是聚焦与语言、文化直接相关问题，如语言政策、语言服务、语言规划、语言形象、语言治理、语言战略、语言能力，以及文化安全、文化传播、文明认同、文化外交、国际话语权等；三是追踪具体语言表象，解释政策来源与演变；四是研究数智时代的语言与权力变化；五是深化叙事与战略叙事研究，理解身份建构和政策演变；六是依托语言开展跨学科研究。

总之，要利用语言学资源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发挥外语学科的语言与文化优势，以高质量研究提升区域国别教学，推动高质量区域国别人才培养。

吴赟：讲好中国故事，构建协同传播范式

全球南方已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为具有重塑国际秩序动能的重要力量。中国始终明确自身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因此，面向全球南方开展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国际传播投入持续增长、传播内容和渠道不断拓展，但整体传播效能仍显不足。究其原因，在于对传播对象缺乏深入、实质性的认识。既有研究多基于西方的舆论结构、叙事策略和渠道布局展开。对全球南方的认知深度不足，会削弱中国故事讲述的精准性和对当地关切的敏感度，也会限制文明对话的深度。

从研究层面看，既有国际传播范式普遍关注“谁、向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说？”却常常忽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说话的人，对听话的人究竟了解多少？因此，“知识深度”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对对象国及受众的深入了解体现了一种复合型认知能力：它以区域国别知识为核心，以传播内容体系为参照，并要求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

谈国际传播能力，需要把传播的不同层次区分清楚：被看见、被理解、被接受，进而被再阐释并实现互动生成。对象国知识的掌握深度影响并制约着传播效果。传播效能的上限取决于我们对传播对象的了解程度，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只有让知识与话语协同发力，才可能产生倍增效应。

基于此，需要搭建知识生产、话语建构和传播实践的三维框架。知识生产是认识论基础；话语建构方面，话语的生产要经过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框架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传播实践层面，则要从单向发送转向双向互动与共建，把受众的解码视为知识更新的重要来源。

近年来，区域国别学发展迅速，但从国际传播角度看，知识生产与传播实践之间仍存在五方面结构性问题。一是学科组织层面分离，二是学术评价体系不健全，三是非通用语资源存在短板，四是田野调查学术传统薄弱，五是与对象国本土知识人才的培养与联系机制不完善。

与此同时，区域国别学也在形成新的协同发展路径。作为交叉学科，它在国家战略和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为外语学科转型提供了机遇。外语学科也远不只是语言工具，它拥有非通用语资源储备、对象国学术网络和跨文化传统这三方面的学科资源。

因此，面向全球南方传播实践，区域国别学要形成“对象国研究-本土化话语建构-精准传播-受众反馈”的工作闭环，并针对非洲、中东阿拉伯地区、拉美等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传播路径。

总之，在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战略基础上构建一种协同传播范式：以知彼为前提，以话语建构为中介，以共生对话为目标，在理解世界中表达中国，在共同对话中推进文明交流。

杨明星：构建全球南方外交话语学自主知识体系

国际话语权是全球南方国家依法享有的正当合法权益。作为最大的全球南方国家，中国如何为包括自身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争取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议题。

国际话语权的确立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其生成、构建、分配和转移具有延迟性、渐进性，一国硬实力的提升不会自发、快速地转化为相应的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需要主动塑造和谋划。外交话语学具有独立的学科价值和突出的跨学科属性。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外交话语学学科体系和全球南方外交话语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外交话语学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研究，为维护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南方外交话语主权提供学科支撑。

外交话语学要构建“五位一体”的研究方向，涵盖外交语言学、外交翻译学、外交传播学、外交文学和区域国别外交话语研究，贯通语言、翻译、传播、文学、区域国别研究，同时要加快推进外交文学和外交软话语的建构，实现国际软传播。

全球南方外交话语学是把区域国别学和全球南方学引入外交话语学，研究如何塑造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的一门学问。全球南方属于一个较大的区域国别范畴，其内部还可以细分为次级区域或具体国别。相应地，外交话语体系也需要区域化、国别化和分众化建构。中国应携手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自主塑造各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即形成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中国特色外交话语学具有两个重要理论本源，一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和区域国别学思想；二是中国传统外交文化，尤其是先秦外交思想和春秋战国外交话语。未来还要进一步研究全球各国的外交话语、周边邻国的外交话语、世界大国外交话语、全球南方国家外交话语，以及国际组织的外交话语，重点关注全球南北方关键小国的外交话语权建构机制。

全球南方外交话语学是外交话语学与区域国别学交叉融合延伸而形成的前沿领域和新的学科方向。它需要跳出传统的话语分析模式，立足本土历史、文明传统和外交实践，形成自主的概念框架、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最终，要在国际事务中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以联合国为中心，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构建人类话语共同体，把中国和全球南方友好国家建设成为与其综合实力、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叙事权强国。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24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