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外卖员数量暴增,为什么越来越多女性去送外卖?

女骑手暴增,别急着赞美“她力量”:那72.8%的“妈妈骑手”,是被挤出来的

2025年7月,中国外卖活跃骑手总量1400万,女性占比24.3%,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2020年以前,这个比例不足5%。美团平台的数据更具体:2022年至2024年,女骑手从51.7万增至70.1万,两年增长35.6%,而同期美团骑手总人数增速只有19.4%。女性骑手的增速,几乎是行业整体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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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她力量崛起”“女性打破职业性别壁垒”的赞美声随之而来。平台也乐于提供这样的叙事:工作时间自由,能兼顾家庭,送外卖不再是男性的专利。

但数据拆开之后,这层叙事几乎是透明的。撑起女骑手增量的,不是追求“自由体验”的年轻女孩,而是一群平均37岁、85%已婚、96.6%已育、72.8%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中年妈妈。她们进入这个行业的第一驱动力,不是“向往自由”,而是“需要一份能同时接孩子、做饭、赚钱的活”。

把一个被结构性力量推出来的群体,包装成主动选择的“她力量”,不是赞美,是对她们真实处境的消音。

“自由”的真相:一种被精确计算过的妥协

女骑手最常被提及的优势是“时间灵活”。潘慧文的故事很典型:39岁,儿子上初中,女儿读幼儿园,35岁的年龄门槛让她求职屡屡碰壁。成为骑手后,她可以等孩子上学再开始接单,中午回家做饭,下午孩子放学前暂停工作辅导功课,月入5000元左右,“主要是把家里照顾好”。

这个“自由”是真实的,但它的另一面同样真实:它的本质是女性用一份没有底薪、没有社保、没有晋升通道的零工,去承接社会拒绝分担的照料责任。 平台的“弹性赋权”之所以能对女性奏效,恰恰是因为她们在传统就业市场中已经被“母职惩罚”挤到了边缘。一项调研显示,女性骑手进入平台之前,主要从事服务业(50.8%)、制造业(19.8%)和农林畜牧业(9.2%)。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业岗位在收缩,正规岗位对年龄和婚育设限,40岁上下的已婚已育女性,在常规劳动力市场里几乎没有议价空间。

换句话说,“灵活”不是平台给女性的礼物,是女性在别无选择时,用照料责任换来的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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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不同酬:算法没有性别,但时间有

如果外卖配送真的是一份“性别中立”的工作,那么付出同等劳动时间,收入应该大致相当。事实不是这样。

孙萍团队的调查数据显示,女骑手中配送费单价5元以下的订单占比达到44.38%,而男骑手这一比例只有24.29%;女骑手拿到10元以上高价单的比例只有20%,男骑手是30%。最终,超过六成的女骑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而七成男骑手月收入能达到5000元以上。

有人会把这归结为“女性跑得慢”“体力不如男性”。但更深层的机制在时间结构里。女骑手的时间是被孩子的放学时间、晚饭时间、睡前辅导切碎的。她们能跑单的时段,恰好与高价订单集中的时段错位。夜间单价更高的订单,女骑手因为安全顾虑主动放弃;下午孩子放学前的那一两个小时,她们必须下线。一项研究直接指出,女骑手收入低于男性的最主要来源,是劳动供给时间受家庭照料约束而缩减,而不是所谓的“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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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构成了一个闭环:社会把照料责任默认分配给女性,女性因此无法在劳动力市场获得稳定岗位;零工经济以“灵活”的名义吸纳她们,但“灵活”的代价是收入更低、保障更少、议价能力更弱;而当她们的收入偏低被观察到时,又被解释为“女性不适合这份工作”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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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宣传的“自由叙事”,为什么让人愤怒

2025年底,某外卖平台发布了一支宣传片:一位前平面设计师转行成为女骑手,送餐途中欣赏风景、为游客拍照,三个月后用跑单收入买了一台昂贵相机,办了摄影展。短片标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上线后迅速被骂到下架。

批评的核心不在于“骑手不能有梦想”,而在于当平台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利益的获得者,去讲述一个高度筛选过的“美好个案”时,它实际上在做一件事:用极少数人的诗意,覆盖绝大多数人的窘迫。 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迟到就扣钱,谁敢停下来看风景?”一个骑手每天通常要完成30到50单,工作时长动辄10小时以上,每单配送费不过4到7元,还要自付油钱和车辆维修费。在这样的时间密度和收入结构下,停下看风景不是自由,是罚款。

这种叙事之所以让人愤怒,是因为它完成了一次隐蔽的责任转移:如果送外卖被讲述成一种“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那么骑手缺乏保障、收入不稳、安全风险高,就变成了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平台责任和制度缺位的后果。 真正的共情,不是把艰辛包装成诗,而是承认这份工作的底色首先是生计,然后去追问:为什么一份承载了1400万人生计的工作,它的从业者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恰恰是最没有退路的那一批人。

争议的核心:这是“平等”,还是“平等地承受压力”

有一种声音认为,女性大量进入外卖行业,说明性别平等在进步,女性也能做“男人的工作”了。

这种判断混淆了两件事。女性获得进入某个行业的权利,和女性因为缺乏更好的选择而不得不进入某个行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 如果外卖行业是一个薪酬体面、保障完善、有职业发展空间的领域,女性的大量进入当然值得庆祝。但现实是,这个行业以“灵活”为卖点,实质上将劳动风险转移给了劳动者个人:没有底薪,没有带薪病假,没有工伤保险的全覆盖,算法按“无差异个体”设计,生理期、哺乳期、接送孩子的时间,都不在系统的考量之内。

女性不是“终于和男性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而是在传统就业市场对她们关上大门之后,涌入了同一个缺乏安全网的地带。这不是平等,这是平等地暴露在风险之中。

一位知乎用户的评论虽然尖锐,却点出了要害:外卖行业女骑手越来越多,“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体面岗位不够了,她们只能牺牲体面去做重体力的活”。话不好听,但数据站在它那一边。当72.8%的女骑手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当她们的平均年龄是37岁而不是23岁,当她们中的大多数是从收缩中的服务业和制造业被“挤出”的,把这一切称为“自由选择”,是对“选择”这个词的滥用。

尾声:真正该问的问题

女骑手数量暴增,最值得追问的不是“她们为什么愿意送外卖”,而是为什么其他选项在消失。

如果制造业和服务业能提供更多对中年女性友好的稳定岗位,如果正规就业市场不再用年龄和婚育状态作为筛选门槛,如果托育和照护责任不再被默认压在女性一个人肩上,那么今天涌入外卖行业的一部分女性,本可以有别的去处。她们选择了外卖,不是因为外卖足够好,而是因为其他选项更差。

赞美“她力量”是容易的。难的是承认:那24.3%背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在奔向自由,而是在离开一个不再接纳她们的地方。 平台可以继续讲述“送餐看风景”的故事,但数据的重量不会因为叙事的轻盈而减轻。当一个社会的女性开始用体力劳动去填补照料责任与生计之间的裂缝时,真正需要被审视的,从来不是她们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路,而是这条路为什么成了那么多人唯一还能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