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爱民
我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给砌匠当小工,提灰桶娃儿,铲石子、沙,搬砖,干一天24元工钱。我年轻,有点力气,干活也不会偷奸耍滑,师傅都抢着要我给他们打下手。
中间我回去过一次,女儿过十二岁生日。我到家的时候是上午,小孩子上学了,晏林见到我也很激动,眼泪刷刷的,毕竟从结婚我们就没分开过。现在几个月不见,我自己也激动得浑身发抖,年轻的男女之间,也就是那点事。放下行李两人就迫不及待地温存缠绵了一次。放松以后,才商量小孩子过生日的事情。
这时候已经没有了三年前那个风光了,草草地在餐馆办了几桌,只请了少量的亲戚朋友。但养母却搞得很大气,她在沟渠供销社请了一辆130货车,拉来了一台冰箱和一辆自行车。我们也没收什么礼,挤了一点钱还了一些“当紧”的债。我又返回武汉干活。
印象最深的就是快完工时“囍封封顶”。八层的楼顶上铺的“竹耙子”,我在楼顶拉混凝土,轮胎走在“竹耙子”上像过山车。那一夜十二个小时,差点把我累趴下,说好的每人给一个半工,结工资时还是按一个班计算的24元。
完工后回家待了一段时间,没找到事做,坐吃山空,本身我还背着外债。家里就又揭不开锅了。一家三人住在镇电影院的公房里,不仅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而且连一日三餐的生活都很难维持了。我很苦恼,甚至有些绝望——我该怎么办?老婆孩子该怎么办啊!
思前想后,我决定还是要出去闯一闯。就哄骗晏林说,我再到市里建筑工地上,先找点活干,一天总有20多块钱的收入哇!其实,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偷跑闯深圳。她尽管在“体制内”,但也属下岗了。我快四十岁了,混成今天这么个熊样儿,何不趁现在还有把力气,出去闯一闯?哪怕露宿街头,端盘子洗碗,我也要出去闯一闯!
晏琳半天没吭声,眼里噙满泪花……还说了些什么话,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当时她同意了。她一边抹眼泪,一边掏出了家里仅有的一张50元钱,递给我说:“你去,工地上干活太苦了,累得很。你要是干不了了,就早点回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再想办法。办法总是有的…….”
我知道,这50元钱是我家里现有全部的现金了!这还是因为前,镇上要借用电影院开会,老婆和12岁的女儿两人打扫电影院,抹桌子抹椅子,再加上给会场烧了一天的开水换来的辛苦费。
电影院很长时间没放电影了,地上厚厚的一层灰。我要去扫地,晏琳不让,她说:“新来的镇长是你同学,看到你扫地多尴尬呀!”老婆和女儿两人去扫了两排,灰尘太大,实在受不了,又赶紧回来拿两条毛巾捂住口鼻,用两个垃圾袋当头套。地扫好了,又将799个座椅一个一个地抹干净。会议结束后镇上才给了这50元钱。想到这些我鼻子酸酸的,想哭,但我忍着,眼泪没有掉下来。
我拿了这50元钱到门前小店买了一包2元钱的香烟,8块零钱装在口袋里了。另外40元我攒在手里,趁老婆给我捡衣服的时候,偷偷地压在了她经常喝水用的杯子下面了。
当时天气很热,她只给我拣了几件短袖衬衣。连褂子也没带。我说,夜里冷。她才又给我拿了一套红色的秋衣秋裤。我自己拿了“退伍证”和招聘警察《证书》,又塞了两本方格稿纸在包里。就这样,我提着这个红白相间的旧的蛇皮包出门了。因为我家里确实没有皮包和皮箱之类的高档品。
我花2元钱坐公交车到了县城,身上只剩6元钱了,这钱连到市里也去不了。我将这个旧蛇皮包寄在县城车站放录像的老板那里,空手去找在工商银行工作的一个同学,想从他那里借300元钱“闯深圳”。同学热情地留我在他家里吃了午饭,然后将他自己和老婆的两个钱包都翻给我看,两个钱包加一起共计只有180多元。他说:“你看,我家里就这么多了。你都拿去,我希望180元,你将来能变成18万,180万!”……我还能说什么呢?这已经让我很感动了。
我怀揣着186元钱,就在车站候车室里等了一下午。因为这车不确定,车站也不提前售票。一直到晚上6点,发深圳的班车来了,我就提包跑到车门口问司机:到深圳多少钱?司机说:130元。我嫌太贵了,就提着这个旧蛇皮包朝候车室走,碰到一个熟人售票员,我和她老公以前共过事。我叫了一声:嫂子!她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深圳。她指着这辆车说:“来了,就这辆!”我说太贵了,他要130元。这位好心的嫂子马上就说:“你等等!我去给你说说。”然后转身走到那司机旁。我也不知道她给司机说了几句什么话。回头,她将我拉到车后面悄悄地说:“100元,我给你说好了。你去吧!”我连忙说:“谢谢,谢谢嫂子!”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是1999年9月12号。
就这样我坐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班车。这班车超载十二分的严重。卧铺上躺满了人,有的一张窄窄的铺上躺两个人,过道上两铺之间又搭三块小木板坐三个人,整个车厢内密不透风,脚臭、汗臭能把人熏晕。好在我那个“售票员嫂子”的关系,我才一人躺一张铺。但坐在我铺旁边的三个可怜的人,夜里实在熬不住就也东倒西歪地趴在我铺上打盹。
当时全国到处都在修路,路上基本都是单行道,走走停停,在长江边上等轮渡就等了四个小时。我当晚没吃饭,夜里饿得心发慌。看到别人吃水果,啃方便面,胃里反酸,流口水。加上车厢内浑浊的臭气,熏得我直恶心。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谁知早饭时间也不停车,连中午饭时间也不停车,隔几个小时在服务区停一下,司机打开车门就吼:“快点下车,上厕所!十分钟啊,大家都快点,莫误了车!”人们就像逃荒一样蜂拥下车,跑步抢厕所。我饿得头昏眼花,拖着要倒下的身子摇摇晃晃地走进厕所,连掏小便的力气都没有了,摸索了半天滴了几滴尿。赶紧到超市买了一瓶矿泉水和一个面包,每样都5元,花了我10元钱,心疼得我呀……
上了车,吃了面包,喝几口水,我才缓过劲来。
车又继续行驶,很多人都在车的摇摇晃晃中昏昏欲睡了。我却没有了一点睡意。大脑乱糟糟的,胡思乱想,甚至想到也许自己能被某个演电影的星探发现,在某部电影里演个什么角色,一天就有50元、100元,据说有的明星一天的工资就是1000元、10000元啊……要是那样该多好!想着想着又昏睡了。
“都下车吃饭!”我迷迷糊糊地听到一声吼。睁眼看了一下手表,晚上八点了。车停在一个大院子里,四周都没有人家,就这一户院落,有点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感觉。我下车后,看到这大院子里停了好几辆班车,下来有几百人,乱哄哄的。一栋房子的门口站了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光着上身,前后背都纹的花纹,灯光太暗看不清楚纹的什么图案,反正都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这些纹身人手里各拿一条大大的、长长的、黑色的“弹簧健身器”,一边在手里把玩,一边吼道:“快点,都进去吃饭!厕所在里屋后面。吃饭后拿好自己手中的小票,等下凭票上车啊!快点,快点,都快点!”有几个妇女想躲到车后面,不想进去吃饭,被这“纹身人”发现了,他们立即跑来用“弹簧健身器”戳她们,嘴里骂骂咧咧地:“妈你个屁,不进去吃饭等下不能上车!如果不到里屋上厕所,随地大小便每人罚款100元!”司机和跟车的不知被一个年轻的小媳妇领到里屋哪里去了。
我看这架势也不敢申辩,只有老老实实地进屋去。门口摆着一张破桌子,一个妇女坐在那不停地喊:“份饭十元钱一份,饭管饱!要吃好的朝里走,鸡腿,鸡肉,猪肉,猪蹄随便选!四菜一汤50元一份……”天啦,50元一份? 这简直就是抢钱啊!我看也没敢看,就掏10元钱买了一份“廉价饭”。这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收了我的钱,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就是打了几个字“10元份”,另外还给我一张指甲壳大小的硬纸片,上面用笔写的两个字“上车”。告诉我说:“拿好,等下上车用!”
我来到饭摊前,看到一盆冬瓜丁儿,一盆豇豆丁,还有一盆辣萝卜丁。旁边一个大的白色的塑料垃圾桶,贴张纸条“鸡蛋紫菜汤”。我看了看,这满桶汤里估计也就打了一个鸡蛋,紫菜也不过是用三个指头尖撮了一点丢在里面。太饿了,我不管怎么样吃了两碗糙米饭。
上车时,两个“纹身人”手持“弹簧健身器”把守在车门口,一个一个地收回那张小小的“指甲壳硬纸片”。一位抱着小孩子的妇女掏了半天没掏出来,“纹身人”就是不让她上车,还恶狠狠地说:“你没吃饭不能上车!我们这么大个地方,给你们歇脚,厕所给你用了我们还要打扫。不吃饭不能上车!”就把那妇女朝旁边拉,那妇女急得哭了:“我真是吃饭了啊!不信你问车上的人……”我跟在这妇女后面,我就说:“她是吃饭了,我看到了的!和我坐在一起。”两个“纹身人”看我插嘴,又翻白眼瞪着我,也许看到我浓眉大眼,穿一件短袖白底黑蓝相间的花衬衫,也不像什么善茬吧,就没再与我们多计较了。
9月14号的中午11点钟,班车行驶了四十多个小时后,终于在深圳横岗长途汽车站停了。我站在这个陌生的车站广场,望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川流不息的人群,花花绿绿地从我面前匆匆地闪过。同车的人们都走完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又折回候车大厅,坐在长条椅上,考虑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有十几分钟,但我觉得时间过了很久,很漫长,恍如隔世。往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反复地回放。
身上只有66元钱了,咋办?我猛然想起在老家电影院旁边住的一位妇女,我们在一起打过麻将,她老公姓方,在外打工,据说就在松岗昌群一家木业厂,混的还不错,是个厂长或者主任什么的。不过她们两口子正在闹离婚。再说我们没见过面,他也不认识我呀?唉,管他呢!死马当着活马医吧。我出了候车厅,向路人打听“昌群” 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昌群”是哪里,都说松岗镇辖区没有“昌群”这个地方。我问了有十几个人,终于遇到一个好心人,他告诉我:松岗没有“昌群”这个地方,不过有一个“昌群木业厂”,在燕川村,坐摩的过去,要5块钱。
我在惠州坐过摩的,花5元钱坐了一辆摩的,找到了燕川“昌群木业厂”。正是下班吃饭时间,吃过饭的员工们三三两两的,大都蹲在厂房的外围墙根下抽烟。
我上前撇了个腔用蹩脚的“普通话”问那些员工,老大们,请问一下,方主任在吧?一个员工答话,哦,你说的是方厂长吧?我忙说,是的,是的!谢谢你帮我找找他好吗?这个员工很客气,就说,他们干部还在吃饭。我去给你喊喊!我赶紧掏出那包2元钱买的家乡烟,给他们三人每人发了一支说:“谢谢,谢谢!”
食堂就在大门旁边,不一会那员工就喊了一个人出来。这人也就四十岁左右,中等个,从气质形象上一看就能看出是个管理人员。这人走到我面前很诧异,问我:“你找谁?”
我说:“我是湖北南康的,住在你家旁边,你家属和我家属在一起玩的好。”他“哦”了一声说:“我们是老乡,你来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是从老家来的,想在这里打工,希望方厂长能帮下忙。”
他笑了笑说:“哦,是这样啊。下午厂里不面试。明天上午我给人事说说!”他说完就转头准备朝回走。我感到既兴奋又失望。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问我:“你住哪里呀?”
我说:“还没地方住。”
他很惊讶:“那可不行!你没厂牌、没暂住证,遇到治安队,搞的不好会把你拘留,送到樟木头遣送。那还要拿钱,一般就得400到800元!”
大热天我吓了一身冷汗,这可咋办?我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深圳,没挣到钱,还要家里拿这么多钱来领我回家。那可真是天塌地陷啊!
他也许看出了我的疑惑,就说:“这样吧,我租的房子还没退,你先去住一晚。明天来面试,进厂了就办厂牌。有了厂牌就行了。你跟我走吧。”
我懵懵懂懂地跟在他身后,穿过工业区,在一片高楼房的居民去背后,有一片低矮的民房。他打开一间房,然后将钥匙递给我说:“我这里锅灶都有,你去买点 面条和鸡蛋煮两顿。明天八点你把行李带好,去厂里叫保安找我。上班了就有吃住的地方了。另外你要带好身份证,两张登记照片和50元押金。”
50元?怎么又是50元!我这辈子难道和50元杠上了?可这50元我现在也拿不出啊!真是汗颜!怯生生地说:“照片和身份证都有,可我现在50元也没有啊。”
他有些不相信,停顿了有几秒后说:“这样吧!明天我给人事说下,50元押金先不交。上班后从工资里扣。”说完这些,他就走了。我在心里想:他肯定很讨厌我了,找上门的老乡怎么是这样的一个穷鬼、倒霉蛋!他会不会感到晦气啊?
我看看才下午一点钟,就锁好门,找到村里的小超市,买了一斤面条和十个鸡蛋,一包盐。我看到那厨房里油瓶底还有一点剩的油,就没买油。顺便向超市老板打听了一下村里的情况。
我从老板口中得知:这里是深圳的宝安区,在“关外”不要“边境证”,但“暂住证”查得很严。如果要想到其他区去必须要办“边境证”进关才行。现在基本上各省都在深圳关内设了“办事处”,湖北有一个“湖北大厦”,可以办各种证件。望川村就一个邮政“代办所”,一般服务到晚上九点。可以发信送信,可以向外地汇款,但不能取款。如果要取钱得到横岗镇邮电分局。
听说村里可以寄信到外地,心里稍安了些。要是发个信还要到镇上去,来去10元钱那可真要我的命了!我又在这家超市里买了十张邮票,十个信封。总共一起花了我20元。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自己命保住再说。回到房间我煮了一大海碗面条,窝了两个“荷包蛋”,连汤带水全部干完,吃得死胀死胀的。下午也不敢出去跑,就呆在房间里,到处看了看,里屋一张床上就铺了一张乱席片,没有盖的。我想房子里怪阴冷,不是很热,要是夜里冷的话我就准备把秋衣秋裤穿上睡觉,有什么问题明天再想办法。
出门时太慌了,也没带几本书,刚好这床头书桌上留了几张旧报纸,多数已经烂得没法看了。我捋出了两张,还可以阅览下,一张是《深圳晚报》,一张是《深圳法制报》。我如获至宝,两张都从头看到尾。《深圳晚报》上有一则征文启事——“深大电信公司成立十五周年有奖征文”,要求小说、散文、记叙文、笑话幽默,只要是与电话有关的都行。我想到了自己1994年6月4日发表在《城阳日报》上的一则幽默《坐电话去追》。马上拿出稿纸,幽默只有几行字,我很快就凭记忆写好了。按照晚报上的地址写好信封,贴一张8毛钱的邮票。我又想到96年我发表在《公安交通报》上的“杂谈”《警惕色情贿赂》,说不定还比较适合《深圳法制报》。《公安交通报》是内部报纸,《深圳法制报》是公开发行的,也不算一稿多投。我也立即重新写了下来,装进信封,写好地址,贴上邮票。我想等明天晚上下班了去望川村邮政“代办所”发出去。做好这些小事,就已经晚上十一点,我就合衣躺在这破席片上睡了一夜。
15号的早上七点半,我提着那个红白相间的旧的蛇皮包,就到工业区“昌盛木业厂”门口等。快八点方厂长到了。他先在门卫窗口抽出他自己的纸卡在“打卡机”打了一下,回头给我说:“你在这门口等着,我叫人事来找你。我现在要进去开早会。”
我就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大约九点钟,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美女出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慌忙报了姓名。她说:“你跟我来吧!”我就老老实实地跟在她身后进去了。
“人事部”就在保安室旁边第三个门。我跟她进屋后,这美女递给我一张表说:“你先填个表。”我很快就把表格填好了,在“工作经历”一栏我还特别填上了曾被招聘,当过八年的“合同制警察”一项。祈望能在今后的发展中引起重视。美女看也没看我一眼,面无表情地说:“你下午来上班吧,直接到‘拼板车间’找班长!”然后递给我一张上班时打的考勤纸卡和贴着我照片的“厂牌”,又拿出一张二寸见方的硬纸卡片,写上我的名字后甩给我。我一看是“饭卡”,正面写着我的名字和车间,背面是31个方格,每个格里印上了“早中晚”三字。人事用笔将我的“饭卡”从1号至15号的中餐都划掉了,这就说明我今天中午也不能在食堂吃饭,只有下午上了班晚上才有饭吃。
我出了人事部,就给值班的两个保安每人奉了一根烟说,人事叫我下午来上班。一个保安接过我的奉烟,客气地说,好的,下午还是我们两人的班。你来吧,没事的!
我看才十点多钟,就找到望川的主街道上那家邮政代办所把那两封稿件发了。又回到方租住的房子处,用水将油瓶涮了涮,倒在锅里煮了一碗面条,吃完也十二点了。一点钟上班,我提前拿上自己简单的行李到了厂门口等。员工们都已吃过饭,三三两两地又蹲在外围墙根下抽烟。我走到靠远处的两个员工旁边蹲下,给他们各奉了一根烟,和他们聊了几句。
他们告诉我说:你新来的要特别注意。这厂里工资很低,每小时只有一块三毛五分钱,每晚加班到九点半。加班没有额外补助,也是每小时一块三毛五分钱。厂里包吃住,但每月要扣30元伙食费,吃不吃都扣。工资还要压一个半月。也就是说,你今天上班,到下下个月的十五号才能拿到这半个月的工资。厂里管理得也很严,稍微不小心就会被保安收去“厂牌”,给你来个“警告”、“记过”什么的。“警告”一次罚款10元,“小过”罚款50元(又是50元!),“大过”罚款100元。不过,你要是干得好也有奖励,一个“嘉奖”20元,“小功”奖100元,“大功”一次奖300元。你要是看到“公告栏”这段时间奖励的比较多时,要加倍小心,因为老板不想白白把钱拿出来奖励,就会叫保安找其他员工的过错“罚款”。这叫“堤内损失堤外补”,收支平衡。我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权当真的听进去了。
一点钟差十分的时候,上班铃声响了,我就随这些员工一起打卡进入了厂区。刚走几步,就被保安叫住:“喂——新来的!”我走回到那保安面前,保安说:“你把行李放保安室里,晚上你不加班,下班后来保安室,由我们带你去安排住宿。另外你将考勤卡在那牌上找你的名字,插上去!”我把行李放进保安室后,还真在那牌上找到了我的名字,将纸卡插好。
问了几个员工才找到我的“拼板车间”,见到班长。班长有四十多岁的样子,黑廋,满嘴黄牙,很小的一个个头,近乎“侏儒”。班长正爬在一台机器上写着什么。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指着一个矮胖的小伙子说:“你等下就跟他先学‘接板’!”
一点整,车间里所有的机器就开响了,轰轰隆隆的,就像炸石头放炮后的轰鸣声,排山倒海,要把人的耳朵震聋。我所在的车间叫“木工车间”,几十台木工机器在一间大厂房里。“电撕锯”、“电解锯”、“电挖锯”、“电刨床”、“电锯台”都同时启动了,那情景可想而知。最烦人的还是我们班这个庞然大物——“机械抛光床”。木板塞进去,机器就发出“轰轰隆隆——吱吱——叽叽——”的刺耳尖叫声。说话必须要对着对方的耳朵,大声吼。像吵架样的。
上班不大一会儿,整个车间就像似起雾了,我知道这是木销的粉尘飘起来造成的。车间四周架设有一圈很粗的铁皮吸尘管,与石油的输油管道一样粗,每个班组的机器旁都留有菜盘子那么大的吸尘孔,车间还有两个妇女推着两辆“吸尘车”,上下一人半高的八个吸尘布袋,在车间过道来回不停的吸灰尘,也不顶多大事。员工们大部分都没有口罩,只有极个别人戴了口罩,我想那可能是他们自己掏钱买的。
我对这个环境很不适应,精神快要崩溃。粉尘这么大,太危险了,极容易发生“粉尘爆炸”和“火灾事故”!可不在这里干,我到哪里去?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只有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啊!
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将颜色、花纹、宽度、厚度相近似的小木块拼在一起,由师傅锯成“齿轮状”,我再将两块木板的齿轮对接,打上胶放在“压床上”压紧,胶干后就与木板融为一体了。接到一定的长度,干了再去做简单地“抛光”,然后运到车间门口的工位上再拼成大板,这样就成了一块块的木板了,这就是下道工序做家具的原材料。
这工作看似简单,其实危险性也蛮大的,必须上下先压紧,然后才能开第二个按钮,将两头朝中间挤压。我有一次,没把上面压好,先按了第二个按钮,两块木板弹起来打在我的脸上,鼻子打破了,流了满脸的血。脸上擦破了点皮,没伤到眼睛,伤到眼睛那就完蛋了。
那样的话,我的人生也许就要改写,后面的故事也就不存在了。
我的师傅叫刘玉龙,矮矮胖胖的,看着很老实憨厚;他和班长是老乡,都是湖南人。干活的时候我听师傅说,班长是这个班的老师傅了。上个月刚提拔为班长,他就该拿班长工资了。谁知工资发下来,当班长的工资比当师傅时还少了110多块,而且出勤的工时也差不多。他刚才是在用“记数本”写了一个“申诉状”,要求辞去班长职务,已经交上去了,估计老板不会同意的。
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财务室的一个美女到车间找班长,叫他去财务室领钱。他去了后回来就眉飞色舞地说,老板叫财务室的人给他算了一下,这个月是比上个月少了100多块。老板当场给他写了一张嘉奖单,记“小功”一次,补发了他100元钱。我觉得老板的办事效率还是满快的,一点多钟申诉,四点钟就有了处理结果。看来老板也是想留住人才。这也许就是“深圳速度”吧!
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分分秒秒都是煎熬。就连上厕所我就不习惯,一间厕所三个蹬位,用银灰色的木板隔开,两个是男厕,一个是女厕。人多蹬位少,男男女女都站在一起等待,蹬位空出来后,男女混上,好尴尬呀!而且蹬位内侧用粉笔,红黑记号笔写得乱七八糟,什么“下面好痒”、“好硬啊”……还写了几首很黄很暴力的下流“打油诗”。还用记号笔画了几幅赤裸裸的“两性漫画”。这也可能就是那些所谓的文人说的“厕所文化”吧。什么“厕所文化”!垃圾文化,文化垃圾!清洁工也不擦一擦。
好不容易熬到五点半下班吃饭。我没有准备碗,师傅刘玉龙借我一个大的黄色的“搪瓷缸”,我就拿着这个“搪瓷缸”跟在师傅身后去排队打饭。卖饭的妇女接过我的“饭卡”用笔将15号的晚餐划掉,另一位就给我的“搪瓷缸”里打了一勺水煮的包心菜和一勺冬瓜片,自己到旁边白色的大塑料桶里去打米饭。
在我们吃饭的条桌前面摆了两张暗红色的简易中形圆桌和几把木凳,桌上摆放了五六盘小炒菜。我看到有青辣椒炒瘦肉,酸菜焖肥肠和几个青菜,还有一个鲫鱼豆腐汤。师傅告诉我,那是给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和行政上有级别的人吃的。
我确实饿了,吃的很香。师傅只打了一点米饭,我三下五去二就吃了一大“搪瓷缸”饭,准备去打第二缸的时候,师傅说:“少打点!吃不完剩多了,保安要罚款!”第二缸我只打了半缸。
等我快吃完的时候,我看到两张“干部桌”旁边围满了和我一样的员工。我问师傅,他们在干嘛?师傅说,他们等那“干部桌”的人吃完走了,好去抢剩菜吃。正说着,我看到最后一个干部站起来了,还没走开,那些和我一样的员工就蜂拥而上,抢到盘子就朝自己碗里倒。看看他们想想自己,我心酸到了极点,眼泪差点流出来。
吃过晚饭后就六点多了,我到保安室拿行李。一个保安骑个摩托车带我去安排宿舍。
看宿舍的保安给我安排在三楼大厅迎面的一张上铺。我怀揣着41元钱又找到了昨天买东西的那家超市,盖被40元一床,铺被20元一床,一条红色的毛毯也20元。我就花20元买了一条毛毯准备盖,8块钱买了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洗脸,洗脚,洗衣服都能用),1块钱一个的红色塑料杯(刷牙喝水两用),一个吃饭用的黄色“搪瓷碗”5块,只剩7块钱想买铺的也买不起了。我一狠心就买了三包2元一包的湖南产的,最低档黄盒“芙蓉”香烟。剩下1块钱压在腰里。
食堂的所谓早餐就是前一天的剩饭煮的稀饭,盛在两个白色的塑料桶里,一桶里面放的盐巴,咸的;一桶里面放的糖精,甜的。员工们自己打,没有菜。可无论是甜的还是咸的,我都难以下咽,只用勺打了一点点慢慢地品。大概七点半,食堂的师傅从操作间将打饭的窗口木板拿下来了,员工们都一窝蜂似的涌到窗口去了,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没敢上前。后来才看明白,昨天晚上还有一些没卖完的冷菜,是包菜,师傅端出来准备分给员工们吃。食堂师傅用勺一个一个的打吧,搞不成,员工们都争先恐后挤得厉害,因为剩菜少啊,就那么一点点,不挤就没有了。打冷菜的师傅干脆就把勺子丢在盆里不管了。这下更乱套了,员工们有的就用自己的饭碗直接在盆里舀,汤水四溅,有的员工身上搞的都是冷包菜和菜渍。
老实说,这样的环境,就是叫我提为班长,一个月拿一千元钱,我也会“跳槽”。因为我上班才几天,就感到自己的“鼻炎”很严重了。这主要是环境造成的。
【作者简介】张爱民,襄阳市作家协会、谷城作家协会会员。襄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华文原创小说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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