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朱镕基讲话实录》《朱镕基答记者问》《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1998年前后《人民日报》《政府工作报告》等国内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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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夏天,北京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长江的水位一天比一天高,国务院办公楼里的灯,常常亮到后半夜。

刚上任几个月的新总理朱镕基,案头摆着三摞东西。

一摞是机构精简的方案,一摞是各地送来的汛情电报,还有一摞,是沿海走私越闹越凶的情况汇报。

三月里,他在人民大会堂对着上百台摄像机说过一句话,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都一往无前。

满场的掌声还在耳边,真正的考验却是从这个夏天才开始的。

精简机构,要动无数人的岗位。

打击走私,要碰盘根错节的利益。守住大堤,要跟奔涌的洪水抢时间。

三件大事挤在同一个季节,哪一件松了手,都不是小事。

这个夏天里的事,得从这一年的三月说起。

而当1998年的盛夏一天天逼近,谁也没有想到,三件大事会挤在同一个季节里,把这位刚上任几个月的新总理推到一个怎样的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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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月19日,人民大会堂三楼的那场记者招待会

1998年3月5日,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期一直到3月19日。3月17日,大会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这一年他69岁,再过七个多月就满70岁。

多数人到了这个年纪,盘算的是怎么安度晚年,他接下的却是一副滚烫的担子。

这副担子有多烫,要看1998年的家底。亚洲金融危机的浪头还没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一个接一个往下掉,中国的出口眼看着受到冲击。

各种声音涌向中南海,主张让人民币贬值,保住出口。

朱镕基的判断不同。国有企业里,亏损的不在少数,大批职工的饭碗悬在半空。

银行里的不良贷款,像一颗颗埋在地下的雷。再往后看,长江流域的雨水正在天边酝酿。

再看他自己走过的路。

朱镕基1928年10月出生在湖南长沙,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是伯母把他拉扯大的。1951年,他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之后一直在国家经济部门工作。

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此后二十多年,工作和生活几经起伏。

特殊时期里,他下放到干校劳动。1978年,他的问题得到纠正,调入国家经济委员会,重新回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

1987年,他到上海工作,1988年4月出任上海市市长。

1991年4月,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7月起,他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1994年1月1日,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同时推开。分税制说白了,就是把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一遍,哪些税归中央,哪些税归地方,哪些税两家分成,一笔一笔写清楚。

汇率并轨则是把过去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存的做法,并成一个统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两件事,每一件都动了人家手里的账本。

3月19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600多名中外记者涌向人民大会堂三楼的新闻发布厅,抢占有利位置。

朱镕基与李岚清、钱其琛、吴邦国、温家宝几位副总理一同出场,与中外记者见面,回答提问。

上百台摄像机、照相机的镜头转向入口处,几位领导落座时,沸腾的大厅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

这是朱镕基当选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站起来,问他当前最迫切、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是什么。

朱镕基笑着说,这个问题是要他发表“施政纲领”,只是不知道在座诸位有没有耐心听下去。

他接下来讲的,就是后来被反复引用的“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一个确保”,就是确保当年经济发展速度达到8%,通货膨胀率小于3%,人民币不能贬值。

“三个到位”,一是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二是3年内彻底改革金融系统,央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目标在本世纪末实现;三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任务在3年内完成。

“五项改革”,指的是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他还强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

谈到机构改革,他把话说得很实在。

新政府成立后,“三定”方案确定以后,这一半人当年就要分流,可完全到位需要三年,因为分流的人要经过培训,还要考虑本人的志愿,分配到合适的位置上,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会场里的另一句话,传得更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后来有日本记者问起,说他自己讲过要走“地雷阵”,是不是已经踩上了。

朱镕基回答,他没有说自己已经踩在“地雷”上,那句话表示的是一种决心。

话是三月说的,事得一件一件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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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月10日的方案:40个部委变成29个

机构改革,是三月里第一块要啃的硬骨头。

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继1982至1983年、1987至1988年、1993至1996年之后进行的第四次机构改革。

方案的思路并不复杂。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和撤销那些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

具体到哪些部门动了,一条一条看。

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不再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

煤炭、冶金、机械等9个工业部,先改成由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到2000年全部撤销。

国家科委更名为科技部,国家教委更名为教育部,新组建了信息产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

数字摆出来,更直观。1998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精简为29个。

改革后,行政编制由原来的3.23万名减到1.67万名,精简了47.5%。部门内设机构减少了200多个,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机构和地方的职能有100多项。

一个部委撤了,里面的人去哪儿?这才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方案批准以后,要做的是“三定”,也就是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

按照部署,在3个月内,国务院51个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和19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的“三定”规定,先后审议批准,陆续下达,并组织实施。

三个月,要把几十个部门的家底重新理一遍,每个处室留几个人,每个人去向何方,都得有个交代。

机关里的气氛,可想而知。3月“两会”召开,国务院系统要精简47%已经正式决定,可具体到各个部门怎么分流、怎么裁员,还没有确定,传言随之四起。

有人说政法部门要加强,不会怎么裁员,裁掉的是经济部门;有人说只能一视同仁,每个部门都砍掉近一半。

分流的人,也不是一推了之。当时的做法是各部门拿出各自的安置办法,供人选择。

拿财政部来说,当年给出了18项优惠政策,比如分一套房子,由公费出钱去读书两年,有的去了英国剑桥、美国哈佛,也有的在清华、中央财经读书,还可以选择去财政部下属的相关事业单位。这些政策只能在其中择一。

地方上也跟着动了起来。

改革后,全国省级政府机构由平均55个减为40个,平均精简20%左右,省级政府人员编制平均精简47%;

市、地级政府机构由平均45个减为35个;县级政府机构由平均28个减为18个。

一张张办公桌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饭碗。这件事一旦动起来,就没有哪个部门是旁观者。

国有企业那边,也在同一时间发力。“三年脱困”的目标已经定下,意思是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让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

企业要关停并转,职工要分流安置,基本生活要有保障,再就业要有出路,每一环都得有人盯着。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排在“五项改革”的头一个。

这次粮改的重点,概括起来就是“三项政策,一项改革”,即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封闭运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的改革。

通俗地说,就是农民的粮食只要符合标准,国家的粮库就按保护价敞开收,卖出去的时候价格要顺着成本走,粮食在收购、储存、销售的链条里封闭运转,不能流到别处去。

这些事,每一件都不是小打小闹。机构要撤,人要分,企业要改,粮库要管。有人拥护,有人观望,也有人心里打着小算盘。

一个新班子在春天里同时举起这么多块石头,到了夏天,每一块都要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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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6月到7月初:几件大事挤在一起

进入6月,案头的文件越堆越高。

先是金融上的一道关口。海南发展银行,1995年8月18日开业,注册资本16.77亿元,由海南省政府控股,股东有43家。

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关闭这家刚刚诞生两年十个月的银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因支付危机而关闭的商业银行。

公告里说得清楚。

由于海发行不能及时清偿到期债务,央行决定关闭海发行,停止其一切业务活动,依法组织成立清算组,并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发行的债权债务,对其境外债务和境内居民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保证支付。

关门是一回事,储户的钱是另一回事。

6月30日,在原海发行各网点,存款兑付业务开始。

由于公众对工行的信任,兑付开始后并没有造成大量挤兑,大部分储户只是把存款转存工行,现金提取量不多,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冲击。一家银行的退出,没有掀起金融市场的大波澜。

再看住房。福利分房用了几十年,早就到了该动的时候。

2月28日,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明确提出,要作个决定,当年下半年停止福利分房。

1998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与住宅建设工作会议。

7月初,《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发布,以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为核心,配套改革住房建设、供应、金融办法,发展住房交易市场,加快住房建设。

这个通知发布的日期是7月3日。

实行近40年的福利分房制度,自此从政策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下岗职工的事,同样压在肩上。6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部署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工作。

企业改革往前走,职工的基本生活就得有人托底,两头缺了哪一头,改革都推不动。

比这些更紧的,是天上的雨。

6月中下旬,长江发生了1954年以来的第二次全流域性洪水。

6月30日,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出《关于长江、淮河防汛抗洪工作的紧急通知》。

于是7月上旬,朱镕基没有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坐着。

7月4日至9日,朱镕基、温家宝先后视察了江西、湖北、湖南三省的防汛抗洪工作。

《朱镕基讲话实录》里,收录了这几天的讲话,时间标注的是1998年7月5日至9日。

大堤上的风吹着,江面上的水涨着,随行的人记得最牢的,是水位一天天往上爬。他在长江边看了堤,听了汇报,问了防守的办法,又赶回北京。

回到北京,案头又多了一摞电报。

这几件事,每一件的头绪都够一个部门忙上一整年:银行关了门,要稳住储户;房子停了分配,要搭起新的路子;下岗的职工,要有地方领工资;长江的大堤,要有人守。

三月里提出的“一个确保”,也一天都不能松,8%的增长,3%以内的物价,人民币的汇率,天天都有人盯着。

可就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还有一件事,在全国各地的报告里,越来越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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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沿海的港口,一张张看不见的网

这件事,就是走私。

走私,听起来像是港口边上的事,跟普通人隔得远。

其实不然。一批汽车、一船钢材、一船成品油,要是绕开了海关,偷偷运进来,国家少收的是关税,国内正规做买卖的企业吃的是亏。

关税这笔钱,是属于中央财政的收入。

1994年分税制改革,把中央的“钱袋子”重新理顺,这时候要是有一条暗道,源源不断地把钱漏出去,等于在刚刚砌好的墙上凿了一个洞。

走私的手法,也在不断翻新。虚报品名,瞒报数量,借道绕关,层层打点。

海关、边防、公安、工商,都有查缉走私的职责。

多个部门各管一段,各有各的考核,各有各的利益,一到真要查办的时候,往往有人推诿,有人说情。

1998年的外部环境,也让这件事变得更要紧。东南亚金融危机还在持续,国内的企业在困难中挣扎,“三年脱困”的目标刚刚确定。

要让国有大中型企业缓过气来,市场上就得有一个干净、公平的竞争环境。

走私的钢材、成品油、汽车,价格低得没法比,国内企业再怎么降成本,也拼不过不交关税的货。

这一年夏天,来自各地的反映越来越多。

针对走私活动猖獗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98年7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深入开展反走私斗争。

会议的日程已经排定。

7月13日至15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

那几天的北京,天气闷热。

长江沿线的汛情电报一份接一份送进来,机构改革的“三定”工作还在收尾,下岗职工的安置、粮库的收购、住房的新政策,都还在推进。

会议偏偏排在这个时候,一点都没有往后挪。

走私的事,不是一次会议就能解决的。

牵涉的地区多,牵涉的部门多,几十年积下来的习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改掉的。

有人觉得走私是个别现象,抓一抓就过去;有人觉得走私能带来活钱,没必要抓得那么紧;也有人嘴上答应,手上放慢。

会议开幕以前,没有人能提前知道,朱镕基会在会上讲什么,讲到什么程度,把什么话放在桌面上。

而当1998年7月13日,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在北京拉开帷幕,没有人会想到,三天之后摆上桌面的那番话,会让盯着港口与海岸线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