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出生于山东聊城的阎长贵,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学哲学的他,先是去了《红旗》杂志社的哲学组工作,后被调入钓鱼台11号楼担任伟人妻子的首任机要秘书(1967年1月—1968年1月)。
他是个老实的读书人,工作兢兢业业,但也因为是个老实的读书人,故而也就不太懂一些弯弯绕绕、人情世故。于是,在1968年的1月,他就被安上了一个“坐探”的名头,送去了秦城监狱。
正文
监狱里的日子是枯燥的,也是重复的无聊。
在待了七年多的光阴后,1975年的5月22号,专案组走进了他的牢房。
看到有人来找他,阎长贵很是惊讶,要知道在这七年半的时间里,他几乎是一个人待着,就连提审也是屈指可数。
专案组特意过来,是告诉他以后的安排。
这监狱可以不用蹲了,接下来是要把他安排在湖南的西洞庭农场劳动。让他在农场那边安心劳动,等待下一步的安排。
这个消息对于阎长贵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要晓得在监狱里待着可是把他憋坏了,找不到人说话,感觉自己都快失去了和人沟通交流的能力。能够走出这牢笼,能够重见天日,呼吸新鲜空气,于他而言,不管是去哪,都比在里面待着强上好几倍。
阎长贵在北京没有家,妻儿也在山东老家那边。
当年他进去的时候很仓促,很多的个人物品都还遗留在《红旗》杂志社的宿舍内。
原本,专案组允许他可以在北京暂时待上一周,用来处理他的一些私人事情。但是呢,阎长贵也没什么私事是可以处理的。本打算去宿舍收拾收拾个人物品,但专案组的人告诉他,那些留在宿舍的东西,被他儿子提早给取走了。
“东西都让你的儿子取走了,他已经是中学生了。”
在阎长贵的印象中,儿子还在上小学呢,得知已经是个中学生,他心里也难免感慨万千。
对于儿子的记忆,他还停留在七年前。
在北京没待多久,阎长贵就坐上了去常德西洞庭农场的绿皮火车。
到了农场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坐下来,拿出纸和笔,给远在山东老家的妻儿写了一封信。
要晓得,这已经是分别了整整差不多八年,音讯全无。
他想父母,想妻儿,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和他们说说、聊聊。
信寄出去之后,那等待回信的日子似乎比蹲监狱还让人难熬。
约莫过去了十天的日子,回信终于落到了手头上。
阎长贵抑制不住的激动,拆开信封,展开信纸,那稚嫩的笔迹一看就晓得是儿子写的。脑海中似乎浮上一个温馨的画面:妻子、父母在一旁口述,儿子用笔写下这一行行稚嫩的字。
信里说,让他在农场好好劳动,不要有负面情绪,全家人会来农场看望他,到时候就可以一家团圆了。
团圆,多么美好的一个字眼啊!对于阎长贵来说,这两个字之前是奢望,是遥不可及,但现在成了近在咫尺。
不消几日,老少三代就在农场团圆了,其乐融融的一家人,也让农场的职工们看着开心。
农场的职工们压根不在乎阎长贵的经历,他们只晓得这是个知识分子,是个可怜人,如今看到一家人团圆的场面,也是为他高兴。
一家人团圆没多久,父母依依不舍的回了山东老家,妻子带着儿子留在了农场,留在了阎长贵身边。
这一家人初来乍到,有很多的不便,也有很多的陌生和不懂。
西洞庭农场的负责人给他们一家安排了住处,就连锅碗瓢盆、被褥、蚊帐都不用这一家人操心,农场全都包办了,这让阎长贵心头上爬满了温暖和感动。
到了农场是要劳动的,农场考虑到他是个读书人,没干过什么体力活,就不让他去辛苦的稻田班。由于他是北方人,就安排去了棉花班劳动。虽然每天都要下田劳动,一天下来很累、很辛苦,但阎长贵心里充满了幸福。
他没想到,农场的这些职工们是如此的平易近人,丝毫没有把他区别对待。
大家伙劳动的时候,也是有说有笑,互相打趣,慢慢的温暖了阎长贵那颗孤寂的心。
11月的常德,开始入冬了。
初冬季节,农场的家家户户都要提前准备过冬的柴火。
那时候,冬天没有柴火是很难熬的,农场的烧柴也是比较稀缺。
职工们想着这个读书人一家缺柴火,就把自家的柴火,你家拿一点,他家匀一点,可算是给老阎家凑出来足够过冬的柴火。
阎长贵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头。
要知道,这柴火在冬天可是金贵着呢,能匀出来给自己一些,这是真把自己当作家人来对待了。
覃正彦,当时是农场的一把手,他早年间的经历和阎长贵也颇有些相似。
再加上阎长贵可是人大毕业的高材生,这学历在当时可是了不得,因此,哪怕阎长贵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覃正彦依旧很看重这个知识分子。
于是乎,就不让阎长贵下田干活了,安排去农场里的农科所学校当校长。
在学校里,他不仅是校长,还是老师,教过初中数学、政治。
1978年,覃正彦又把他调去了农场的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在当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阎长贵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给农场的干部们作了几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报告,受到了好评。
这更加让覃正彦和农场看到了阎长贵的作用。
1978年的9月,农场又送他去了省里的党校理论干部班学习。
要知道,阎长贵当时的问题可还没彻底解决呢,他头上“坐探”的名头虽然淡化了,但可没彻底摘掉,还是个有问题的人。农场能把他送去理论干部班学习,不仅要顶着压力,还要给农场的其他干部做思想工作,毕竟能去学习,那可是个大好事。
一直到了1979年,这一年的9月份,阎长贵的问题才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问题解决之后,他就要离开这生活了五年的农场,调回北京,安排在《红旗》杂志社工作。
在离开之前,阎长贵愁眉苦脸,一来是喜欢农场的生活氛围,二来是面临一个不好解决的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呢?
就是他妻子和孩子户口的“农转非”问题。
那个年代,想从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是个很难的事情,这才愁坏了阎长贵。
哪晓得,覃正彦早就背着给他解决了“农转非”的棘手事。
这就让其他人很是不解了,对覃正彦说你这个铁面无私,之前多少亲友找你解决“农转非”,你都回拒了,咋这次对阎长贵这么热心呢?
“他太老实了”
覃正彦没过多解释,只回复了这么五个字。
或许,他和阎长贵都有相似的经历,让他同情这个读书人;也或许,这是他出自对读书人的尊重。
但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覃正彦是认可了阎长贵这个人。
而对于农场,阎长贵说“那是我的第二个家,我永远忘记不了他们对我的厚爱。”
这,也是一种美妙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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