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央视网《艺术人生》2004年12月殷秀梅专访、中国新闻网2004年10月《首次披露家庭生活 殷秀梅的老公是法国人》、中国新闻网2007年《中华文摘：殷秀梅和她的法国情缘》、雅昌艺术家网殷会利个人介绍、中央民族大学官网、抖音百科"殷秀梅""殷会利"词条。文中私人生活细节以公开报道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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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金秋，飞天奖颁奖典礼现场，聚光灯一束打下，一位70岁的老人缓步走到舞台中央。
她一张嘴，整个剧场安静下来。
气息沉稳，共鸣厚实，一句拖腔出去半分钟不抖。
台下坐着的年轻演员，不少是听着她的磁带长大的，这一刻所有人都站着鼓掌。
这位老人，就是殷秀梅。
舞台上的殷秀梅，是国家一级演员，是中国文联委员，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顶梁柱，是被几代中国观众叫作"美声皇后"的歌唱家。
她唱过《党啊，亲爱的妈妈》，唱过《妈妈教我一支歌》，唱过《在希望的田野上》，唱过《我爱你，塞北的雪》。
一首歌接一首歌，唱了半个多世纪。
很少有人把这位在舞台上把"母亲"两个字唱进亿万观众心里的歌唱家，和"无儿无女"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
两段婚姻，一段维持了一年，一段走到今天。
她自己这一辈子，没有生过一个孩子。
更少有人知道的是，在北京这座上千万人的城市里，她早就把弟弟家的一个女婴抱回了自己身边。
从奶粉尿布到留学学费，从幼儿园到异国他乡，她一手带了二十六年。
那个女婴1999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殷秀梅四十三岁。
二十六年过去，当年被她抱在怀里的小不点，已经长成一个二十多岁的大人。
在一次没有镜头、没有话筒的家庭聚会上，她当着满屋亲戚的面，对着抚养自己长大的姑姑，轻轻开口说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让这位在舞台上从来不失态的歌唱家，当众红了眼眶。
这桩事，得从黑龙江边境那座产煤的小城讲起。
【一】煤城鹤岗走出来的女高音
1956年1月1日，殷秀梅出生在黑龙江省鹤岗市。
鹤岗在黑龙江东北角，小兴安岭余脉脚下，一座因煤而兴的工业城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地的产业工人往这儿涌，矿井一开，火车拉着煤往外跑。
殷秀梅的父亲是搞地质测量的基层干部，在煤矿系统里受重用，家里在当地算中上水准。
央视《艺术人生》2004年那期节目里，殷秀梅自己讲过，少年时候的她没怎么吃过生活的苦。
殷家一共五个孩子，殷秀梅排行老三。
上头两个姐姐，下头两个弟弟。
这个位置在多子女家庭里最讨巧，上面有姐姐让着，下面有弟弟跟着，爹妈对这个三丫头格外疼。
她自己在节目里用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八个字形容小时候。
那个年月粮食定量、布票按人头算，这种家境已经让邻居家的孩子眼红。
殷秀梅小时候没有什么远大的艺术抱负。
十几岁那年，鹤岗当地艺术团下来招人，负责面试的老师一听这丫头的嗓子，当场拍板。
1970年，十四岁的殷秀梅考进鹤岗市艺术团，从唱样板戏开始练起。
五年以后，她凭成绩被推荐到黑龙江省歌舞团，从市级团一步跨到省级团。
真正的转折在1979年。
那一年广交会在广州举行，殷秀梅作为表演嘉宾上台。
那场演出之后，她被当时在广州的姜昆看中，几经引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她调入北京的中国广播艺术团。
一个从鹤岗走出来的东北丫头，就这样进了国家顶级艺术团体。
进团以后，殷秀梅没有止步于舞台经验。
1970年代末到1983年，她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深造，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
1983年毕业。
从那以后，她的唱法彻底定型——声音靠前、咬字清楚、气息扎实，既有西洋美声的共鸣，又有中国民歌的亲切。
1980年代，殷秀梅开始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一台一台晚会唱下来，《党啊，亲爱的妈妈》《妈妈教我一支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歌，通过电视机走进了千家万户。
她的名字，和"妈妈""祖国""田野"这些词牢牢绑在了一起。
那个年代的春晚，是全中国人民除夕夜唯一的集体记忆。
殷秀梅在春晚上一唱就是很多年。
她穿一身正装，站在舞台中央，一开嗓就能把电视机前嗑瓜子的、包饺子的、打麻将的所有人都按在座位上。
她的唱法和当时流行的民歌手不一样，气息沉、共鸣厚，一开口就有一种"国家队"的分量。
观众认她，业内也认她。
国家一级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人大代表，这些头衔一个接一个落到她头上。
可舞台上越风光，舞台下那个空着的家就越明显。
她离了婚，一个人住单位宿舍，后来分到房子也是一个人。
下班回到家，屋子里安安静静，没有孩子跑出来迎她，没有热饭热菜等着她。
这种日子她过了快十年。
值得在这儿多停一笔的，是她在家里的位置。
五个孩子的家庭，老三这个位置天然带着长姐的影子。
两个姐姐早早就帮着母亲操持家务，最小的弟弟殷会利1962年出生，比她整整小六岁。
殷秀梅十几岁离家进团的时候，这个弟弟还是个满地爬的小娃娃。
她从鹤岗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北京，每次往家里寄包裹，里头永远有一份专门给这个小弟弟——新衣服、糖果、从北京托人带回来的稀罕文具。
这个小弟弟，后来成了中国美术界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而他的女儿，又成了殷秀梅后半辈子最割舍不下的人。
讲弟弟和侄女之前，得先把殷秀梅自己的两段婚事说清楚。
一个女人为什么会把弟弟家的孩子接到自己身边养，答案全藏在她自己那些年没要成孩子的遗憾里。
【二】一年婚姻，十年空窗
殷秀梅的第一任丈夫，是男高音歌唱家程志。
程志出身忠烈世家，本身也是总政歌舞团的台柱。
两个人1987年走到一起，在当时的文艺圈被视作郎才女貌的一对。
殷秀梅后来在《艺术人生》里自己讲过一段让观众大吃一惊的话——她说自己结婚当天就想离婚。
喜帖已经发出去，酒席已经摆上桌，所有亲朋好友都到场了，这个婚礼没法不办。
她就这么硬着头皮把婚结了。
两个人的性格反差太大。
殷秀梅生性爽朗，话多嗓门大；程志性格沉稳，在家里话少。
日子过到一块儿，鸡毛蒜皮的摩擦不断。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
1988年，两个人和平分手。
那一年殷秀梅三十二岁。
这段短暂的婚姻里，殷秀梅没有怀孕，没有留下孩子。
离婚以后的十年，她把自己彻底埋进了工作。
一台一台晚会地唱，一场一场演出地跑，从东北的小县城唱到深圳的体育馆，从国内唱到海外。
这十年是她艺术上最黄金的十年，"美声皇后"这四个字就是这十年被观众叫响的。
感情这扇门，她自己以为不会再开了。
这十年里，她几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春节。
别人家除夕夜围着吃饺子，她在春晚后台候场。
大年初一别人走亲戚，她已经坐上了下一场演出的火车。
她的足迹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一直延伸到新疆的戈壁滩、西藏的军营、东北的油田。
她下基层演出不讲条件，有时候就在矿区的露天舞台上唱，台底下站着几千个满脸煤灰的工人。
她自己说过，工人兄弟的掌声，比任何音乐厅的掌声都实在。
事业上越拼，私人生活就越往后排。
身边不是没有介绍对象的，她都客客气气回绝了。
她那个时候的状态，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是"一个人过惯了，再塞个人进来反而别扭"。
1996年的一天，殷秀梅从北京飞兰州参加一场演出。
飞机在平流层上飞得稳当。
邻座坐着一个法国人，西装革履，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叫菲利浦，是法国一家著名跨国公司的驻华代表，在中国工作多年。
菲利浦出身法国名门，外祖父是二战时期的法国将军，父亲做过法国驻外大使。
他本人是殷秀梅的歌迷。
三个小时的航程，两个人从中国音乐聊到法国艺术。
殷秀梅后来在公开场合讲过，她欣赏菲利浦的一点，是这个人在工作上公私分明。
飞机落地，两个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追一个中国歌唱家不是送花吃饭那么简单。
菲利浦有耐心，不催不逼，隔着时差隔着文化一点点磨。
磨了两年。
1998年，两个人在法国里昂办了婚礼。
那一年殷秀梅四十二岁，菲利浦四十八岁。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官员专门赶到里昂给这对新人证婚。
菲利浦在婚礼上讲过一句话，后来被《中华文摘》写进报道——他说，爱一个人，就是让她的家乡成为自己的故乡。
这句承诺后来真兑现了。
菲利浦把工作重心挪到北京，跟着殷秀梅的作息表过日子，她飞哪儿演出他都不抱怨。
可有两件事殷秀梅一步没让。
第一件是国籍，菲利浦希望她搬去法国，她回绝得干脆，北京是她的根。
最后妥协的是菲利浦。
第二件是孩子，四十二岁再婚，身边人劝她趁还能要就要一个，她自己想了很久，拿定主意不生。
这个决定背后的分量，只有她自己清楚。
唱了一辈子关于母亲的歌的人，比谁都明白"妈妈"两个字的重量。
她不是不向往，是太向往了，不愿意在这个年纪拿一个孩子的一生去冒险。
两段婚姻走到头，她身边没有一个叫她"妈妈"的孩子。
这个遗憾像一根针，在她心里扎了二十多年。
而命运有时候绕一个大弯，会把别人手里的缘分，悄悄塞到你怀里。
塞到殷秀梅怀里的那个缘分，是弟弟殷会利的女儿。
【三】小弟弟殷会利：从鹤岗到清华美院
殷会利1962年生于鹤岗，比姐姐小六岁，是殷家最小的孩子。
殷秀梅十几岁离开鹤岗进了文艺团体，从鹤岗到哈尔滨再到北京，一步一步往高处走。
她在北京站稳脚跟以后，这个小弟弟成了她心里最放不下的牵挂。
1983年，殷会利做了一件让整个鹤岗都惊动的事——他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这所学校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当年这所学校在整个东北地区一届只招两名学生，殷会利是从千军万马的考生堆里挤出来的那一个。
他进的是装潢系，在校期间深得吴冠中赏识。
一个二十出头的鹤岗小伙子，背着画夹到了北京。
那时候的殷秀梅已经在中国广播艺术团站住脚。
弟弟刚来北京，人生地不熟，手头那点学生津贴紧巴巴。
殷秀梅这个当姐姐的，自然把弟弟的生活接了过来。
周末弟弟往姐姐宿舍跑，姐姐给他炖肉、添衣裳、塞零花钱。
学画费钱，买宣纸、买颜料、买画册，姐姐从不让他在这些事上受委屈。
这种贴补不是一时兴起，是一贴十几年。
那些年殷秀梅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
一个在北京漂着的青年歌唱演员，工资不高，演出补贴有限。
可她每个月发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给弟弟寄生活费。
弟弟在学校想吃口肉、想买本参考书、逢年过节想给同学送个礼，钱都是姐姐出。
弟弟寒暑假回鹤岗老家，往返火车票也是姐姐提前买好塞到他手里的。
殷会利后来在公开场合回忆过那段日子。
他说自己大学四年，姐姐就是他在北京的家。
每次兜里没钱了，不用打电话，直接往姐姐那儿走，推门进去饭桌上永远有热饭。
姐姐那时候住的房子小，他来了就在沙发上凑合一宿。
那种踏实感，他说自己后来再没体会过。
1987年殷会利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新局出版社美编室。
1990年，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把他挑去当老师。
从讲师讲到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在中央民族大学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2004年，他在中央民族大学拿到博士学位。
后来他做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同时兼任中国美协民族美术艺委会主任、《中国民族美术》主编。
殷会利的本行是中国画，尤其他的焦墨人物画在圈内独树一帜。
他另一项绝活是邮票设计。
《昆虫》《野骆驼》这些拿过国际奖项的邮票出自他手；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纪念邮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邮票出自他手；2020年联合国邮政发行的农历庚子鼠年纪念邮票，也是他设计的。
殷秀梅家里的书房，挂满了弟弟的画。
她的邮册里一页一页，珍藏着弟弟设计的每一套邮票。
殷会利在邮票设计上的成就，在圈内是公认的。
他设计的《野骆驼》邮票，把西北戈壁上那种苍凉感全画进去了，发行以后集邮界一片叫好。
《昆虫》那套邮票更绝，小小的方寸之间，每一只虫子的触须、翅膀、复眼都画得一丝不苟。
他后来还接过联合国邮政的单子，给农历庚子鼠年设计纪念邮票，这在华人设计师里是屈指可数的荣誉。
殷秀梅每次出席活动，跟人聊起来弟弟，眼睛都是亮的。
她不懂画，可她知道弟弟画的东西好。
家里凡是有弟弟来的信、寄的明信片，她都收在一个专门的抽屉里。
弟弟在学校带研究生，搞课题，出画册，她每一样都关心。
弟弟出国办画展，她这个当姐姐的哪怕演出再忙，也要抽时间去站台。
这姐弟俩在北京这座上千万人的城市里，是一根拧得很紧的绳。
殷秀梅的两个姐姐和大弟弟都留在鹤岗，她在北京没有别的血亲。
殷会利这一家，就是她在这座城市里最近的人。
1990年代末，殷会利成了家。
1999年，他的女儿出生。
这个女婴落地的时候，殷秀梅四十三岁。
她自己没有孩子，可抱着这个皱巴巴、粉嘟嘟的小丫头，她后来说过，像是自己生命里某一块一直空着的地方，突然被填上了。
这个小丫头，从她出生的第一天起，就被殷秀梅搁在了心尖上。
【四】1999年，那个被姑姑抱在怀里的女婴
1999年的殷秀梅，已经是国内一线歌唱家。
演出档期排得满满当当，飞北京、飞上海、飞广州、飞巴黎。
可不管她飞多远，电话打到弟弟家，第一句话永远落在孩子身上。
侄女吃的奶粉要进口的，穿的衣服要商场里挑最好的，玩的玩具一箱子一箱子往弟弟家搬。
殷会利那时候在中央民族大学一边教书一边搞创作，赶上赶课题、赶画展、赶行政会议，常常泡在画室和办公室里整宿不回家。
弟媳一个人带孩子手忙脚乱。
殷秀梅看在眼里，能推的演出尽量推，能调的档期尽量调。
孩子喂奶、换尿布、夜里发烧跑医院，她这个当姑姑的跑在弟弟夫妻俩前头。
说是"抱回家养"，不是把孩子从亲生父母身边夺走。
殷会利夫妇从来没有不要这个孩子。
只是这夫妻俩一个是大学副校长、一个有自己的工作，白天根本顾不上。
姑姑作为这个家里在北京最有闲钱、也最有时间的人，自然而然把这份担子接了过来。
外人看着像是弟弟家"没人养"这个孩子，实际上是这个家里最疼这个孩子的人，恰好是姑姑。
日子一年一年过。
小丫头从抱在怀里到满地跑，从满地跑到背着小书包上幼儿园。
殷秀梅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她去法国看菲利浦的家人，把小丫头也带上；她在国内参加活动，条件允许就把孩子带在身边。
2004年冬天，央视《艺术人生》录制现场。
那一期是殷秀梅专场。
主持人朱军在节目里问她，要不要请一位特别的小观众上来。
幕布拉开，一个五岁多、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小姑娘跌跌撞撞跑上台，一头扑进殷秀梅怀里。
这就是她的侄女。
朱军把这个小姑娘抱在怀里，对着镜头向观众介绍。
他说出来的那番话，后来被无数报道反复引用——孩子头上扎的、身上穿的、脚上的小皮鞋、袜子，从头到脚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殷老师买的。
节目录到一半，殷秀梅跟朱军讲了她的一桩心事。
她是唱声乐的，她希望这个侄女将来也能走音乐这条路。
为了这个心愿，她自掏腰包，花了大价钱给家里搬回来一架钢琴。
琴是好琴，老师请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一周一课。
结果这个小丫头坐在钢琴前头，屁股跟长了钉子一样，坐不住。
她真正喜欢的，是趴在桌子上拿蜡笔涂涂画画，画小人儿、画小花、画天上飞的鸟。
殷秀梅观察了一阵子，没逼孩子。
她后来在节目里讲，孩子喜欢什么就让她去学什么，喜欢画画就画画，画她爸这个老画家的本行，挺好。
那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搁在角落里，落了灰。
殷秀梅一句心疼的话都没有。
侄女上学以后，学费、书本费、兴趣班的钱，殷秀梅一手包了。
弟弟在北京买房，她这个当姐姐的掏了一大笔钱帮忙凑首付。
她自己没有孩子，把所有打算留给"自家后人"的那份心意，全搁在了这个姓殷的小丫头身上。
日子一晃，二十多年过去。
那个在《艺术人生》舞台上被朱军抱在怀里、扎着小辫子的五岁丫头，一天天长高、长开，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异国他乡的大学。
她出国读书的学费是姑姑掏的，她在国外生病了往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接起来的常常是姑姑。
她每次回国，行李箱里永远给姑姑塞着礼物。
这二十六年里，殷秀梅从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歌唱家，变成了一个七十岁的老人。
她的头发白了，舞台上的演出越来越少，可这个孩子的事，她从来没有松过手。
侄女上小学的时候，她还能飞着赶演出；侄女上中学的时候，她已经把更多时间留给了这个家；侄女出国读书以后，她的生活节奏整个围着越洋电话转。
她见过这个孩子人生里的每一个第一次。
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叫姑姑，第一次背着书包进校园，第一次拿画板，第一次坐飞机出国。
她没有自己的孩子，可一个孩子从襁褓到成人的全过程，她一步都没有缺席。
二十六年前被姑姑抱在怀里的那个小婴儿，二十六年后已经长成一个能自己拎着行李箱满世界飞的大人。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段姑侄情分最动人的部分，也就是"姑姑供我读书、我给姑姑养老"这一层的时候，这个被殷秀梅亲手带大的姑娘，在一次没有镜头、没有话筒的家庭聚会上，当着满屋亲戚的面，对着抚养了自己二十六年的姑姑，轻轻开口说了一句话。
没有彩排，没有剧本，没有一句铺垫。
而当那个被她叫了二十六年"姑姑"的老人，听清那句话的瞬间，半辈子在舞台上练出来的镇定，碎得连她自己都不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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