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5日晚，北京西郊射击场，零下20度的寒风里，公安人员正围着一块块碎裂的玻璃反复试射。没有人把这看成普通的技术活，因为几天前，人民大会堂北侧窗户出现了弹孔，现场还留下了一枚变形弹头。
事情发生在2月2日下午。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发现，北侧西头二楼半的一扇双层玻璃窗上有两个孔洞。外层玻璃裂纹呈放射状，里层玻璃则留下一个贯穿孔和一个未击穿的弹着点。
发现异常后，现场没有立即按重大案件保护起来，甚至有一枚弹头被清扫丢失。报告也没有及时送出。这个细节，后来成为周恩来批评大会堂工作人员的重要原因。
2月3日上午，公安部副部长于桑通知公安部三局副局长王恩眷，立即带技术人员前往勘查。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警卫部门的人员也赶到现场。
技术人员在夹层玻璃底部找到另一枚弹头。检测表明，弹头直径约为5.6毫米，顶部因撞击变成蘑菇状。用放大镜观察，还能看到六条枪膛纹线。
弹孔究竟从哪里来？枪手又站在什么位置？这些问题不能靠猜测回答。人民大会堂是重要公共场所，窗户后方就是宴会厅，任何一枚来路不明的子弹，都必须查清来源。
上午10时，周恩来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陪同下到达现场。他没有先听长篇汇报，而是查看玻璃孔洞、弹头和窗外地形，随后询问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是否已经展开调查。
听完初步情况后，周恩来指出，案件发生近一天，基本事实仍未弄清，办案速度太慢。他要求从政治安全角度考虑，不能排除破坏可能，必须把案件当作大事处理。
他特别提出，要查清弹道方向、射击距离和可能的射击位置，同时调查小口径枪、无声手枪，以及2月2日经过南长街一带的敞篷车辆。他还要求通知总参、总政和北京卫戍区，共同参加调查，由公安部统一组织，昼夜推进，尽快拿出结果。
当天下午，相关部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迅速分派任务。各单位被要求清查枪支，各辖区摸排中山公园、南长街南口附近的高层建筑，技术人员则继续检验弹头和玻璃裂纹。
指挥部还规定，每晚8时集中碰头。那时没有快捷的通信条件，线索往往靠电话、口头报告和人员奔走传递，任何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情况，都可能决定调查方向。
当晚9时许，一条线索送到指挥部。南长街南口一所院落的看门人反映，某全国体委负责人家的孩子，曾和几名高中同学在车库屋顶上用小口径猎枪打麻雀。
调查人员立即赶往现场。院落前后两进，车库屋顶距地面不低，站在上面向南观察，枪口方向正对人民大会堂北侧窗户。两地相距约600米，仍在小口径猎枪的有效射程之内。
看门人说：“孩子们就在屋顶上打鸟，枪放在传达室，拿取并不困难。”
这支猎枪和几盒子弹随即被提取。公安技术人员没有因为射击方向大致吻合就仓促定案，而是采取两种方法核验：一方面，用该枪射出比对弹头；另一方面，按照现场条件进行玻璃射击试验。
2月4日上午，第一次比对结果显示，现场弹头与试射弹头的膛线条纹基本一致，玻璃上也出现了相似的蜘蛛网状裂纹。但周恩来并未立即认可结论。
2月4日晚7时许，公安人员到中南海西花厅汇报。周恩来逐项查看鉴定材料，又拿起放大镜观察现场弹头和样本弹头。报告称两枚弹头的六条纹线一致，但仔细看时，其中三条完全吻合，另三条并不十分完整。
技术人员解释，现场弹头撞击后变形，部分纹线已经损坏。周恩来听后要求重新试验，必须尽量模拟真实射击位置、距离、弹着高度和玻璃条件。他强调，技术鉴定要严谨，不能只凭大致相像下结论。
这句话，决定了后续调查的方向。工程人员连夜测量窗户高度、射击位置和距离，仿制窗框，安装可以更换的玻璃。2月5日晚，试验小组带着设备赶到北京射击场。
试验持续了8个小时，反复射击22次，打坏了21块大玻璃。直到2月6日清晨，才获得一枚与现场弹头形状相近的蘑菇状弹头。比对结果进一步证明，人民大会堂窗户上的弹孔，确实由这支小口径猎枪造成。
调查至此排除了敌特破坏等猜测，所谓“枪击”，实际是孩子在城市附近打鸟时产生的流弹。2月6日下午，杨德中带着试验弹头向周恩来汇报，他看过结果后，认可了这项结论。
案件虽已查清，问题并没有停在“孩子打鸟”上。周恩来当场指出，城市人口密集，流弹可能伤及无辜，不能因为持枪者是干部子弟，就对危险行为放任不管。
更值得重视的是，那支猎枪长期放在传达室，孩子可以随意取用。枪支管理上的漏洞，由一件偶发事件暴露出来。周恩来随即要求公安部尽快制定枪弹登记管理办法。
他的意见很具体：部队枪支由军队管理，民兵枪支由人民武装部门管理，体育用枪由体委管理，社会上的自卫枪和其他枪支则由公安部门登记。不同系统分工负责，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无人过问。
离开西花厅时，炊事员刚送来晚饭，周恩来的饭菜只有木樨饭、汤和咸菜。调查人员已经在大会堂吃过饭，他便没有挽留。那一夜，指挥部继续开会，技术人员则带着重新确认的证据返回现场。人民大会堂窗上的两个孔洞，也由此牵出了城市枪支管理的一项制度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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