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冬天,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的法庭上,一个曾经站在春晚舞台上的男人,面无表情地听完了法官宣读的判决——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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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他还在全国十几亿观众面前亮过相。

两年后,他以诈骗罪锒铛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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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叫杨松,一个用"春晚演员"四个字骗走了别人一百万的喜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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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前后,中央戏剧学院迎来了一次不寻常的招生。

那一年,冯巩回到中戏,亲手创办了一个相声表演大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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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出,报名的人挤破了头——整整4000多人递了申请,最后只录取了34个,其中女生7人。

录取比例不到百分之一,比很多重点大学的王牌专业都难进。

冯巩不只是挂名,他自己上台讲课,是这个班的主讲教师之一。

常莉也在教师列表里。

这个班后来出了贾玲,出了潘斌龙,两个人都在日后的喜剧圈站稳了脚跟,一个靠着《你好,李焕英》成了票房冠军,一个在综艺和影视之间来回穿梭,始终有戏拍。

杨松,就是这三十四个人里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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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人,喜剧感强,外形有特点,当年考进来的时候应该也是有几分真本事的。

他在这里认识了冯巩,跟他同班的还有日后成名的同学们,课堂里学的是相声,讲的是节奏,练的是台词。

但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冯巩和杨松之间,只是任课老师和班级学员的关系,从来不是正式的师徒。

相声界的师徒关系有一套传统——拜师仪式、引师、保师、代师,一套礼仪走下来,才算正式入门。

冯巩的正式弟子名单里有贾玲,这是有据可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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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从来不在这个名单里。

这个区别,在日后的骗局里变得格外重要。

杨松从中戏毕业之后,没有贾玲那么顺,也没有潘斌龙那么稳。

他在演艺圈的边缘晃了好几年,接一些不大不小的活,算不上红,但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

这种不上不下的状态,往往是最危险的。

有点名气,够用来包装自己;没有大名气,所以特别渴望快速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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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在某些人身上会催生出一种扭曲的逻辑——既然正路走得慢,不如走条捷径。

2010年之前,杨松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台前光鲜,在台后焦虑,手上攥着一点点资源,脑子里盘算着怎么把这点资源用到极限。

机会,来自那一年的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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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虎年除夕。

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单上有一个节目,叫《不能让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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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冯巩那一年的春晚节目,相声剧形式,主要演员是冯巩、刘金山、邵峰、阎学晶、韩雪。

节目的风格延续了冯巩一贯的路线,大量使用网络流行语和潮流词汇,开场还是那句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我想死你们了"。

杨松,以剧情配角的身份出现在这个节目里,演的是"被车撞倒的倒霉蛋"。

这是个客串性质的角色,戏不多,台词不多,但在春晚这个平台上,哪怕只是个路人甲,当天晚上也有十几亿人看见了你的脸。

节目播出之后,网上出现了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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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记住了那个被撞倒的角色,有人开始把杨松往冯巩身上靠——"这是冯巩的徒弟吧?"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这个说法是假的,但它生命力很强,因为它满足了观众的想象:名人带着弟子上春晚,多有戏剧性。

事实上,中新网当年的正式节目单上,主要演员一栏里根本没有杨松的名字。

他只是出现了,扮演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色,然后被一部分观众记住,然后被冠上了一个他根本配不上的标签。

但杨松没有去纠正这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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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这个标签值多少钱。

从春晚舞台回来之后,杨松的日子比之前好过了一点,但也只是一点。

"春晚演员"这四个字,成了他手上最好用的一张牌,而且这张牌有个用法他想通了:不是拿来演戏的,是拿来骗钱的。

他开始在自己的社交圈里放话:认识艺术圈的内部人士,跟名校有关系,能帮忙运作入学名额。

这套说法的结构很简单,但很精准。

艺术类高校的招生历来不透明,外界对这个圈子有很多想象,觉得里面潜规则横行,觉得有关系就能进,觉得钱到位什么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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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象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但也给了骗子生存的土壤。

杨松要收割的,就是这部分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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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了。

受害人姓温,北京人,有个女儿想进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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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艺是国内顶尖的艺术类院校,竞争激烈,普通家长想进去的路子本来就窄。

温某找到了杨松,或者说,杨松找到了温某——具体的接触方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杨松告诉他,自己认识里面的人,可以帮忙"运作"。

条件只有一个:先把钱拿来。

温某支付了70万元人民币。

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说明这个家庭为了女儿的前途,愿意下血本。

七十万,在2011年,够在北京郊区买一套不小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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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某把钱交给杨松,然后开始等。

等了很久。

杨松的处理方式是这个行当里最典型的拖字诀——有问题就借口,有疑问就安抚,"还在办""马上就好""再等等"。

这三句话在每一个诈骗犯的台词表里都有,区别只在于你信多久。

温某信了一段时间,然后发现杨松的电话接不通了,人找不到了。

七十万,就这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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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第二个受害者登场。

这次是通过中间人秦某介绍过来的。

受害人姓董,女儿想进北京电影学院。

北电是国内最顶尖的电影学院,每年报名人数以万计,录取人数极少,考进去的概率低得让家长绝望。

董某通过秦某找到杨松,杨松的开价是30万元,名义是"疏通费"。

30万比70万少,这反而让这笔交易看起来"合理"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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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人家只要30万,说明不是漫天要价,说明是真的有路子,对吧?

董某交了钱。

杨松收了钱,开始了他最擅长的表演——频繁打电话,态度热情,给出具体的时间节点:"10月份可以入学。"

10月到了,没有入学通知。

11月到了,杨松的电话开始难打通。

入冬了,杨松人间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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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某报了警。

警方调查的结果把两件事串在了一起:两笔诈骗,累计金额100万元,受害人分别是温某和董某,行骗时间集中在2011年。

检察官后来在庭审中分析过这个案子的骗术逻辑。

他们的结论说得很直白:杨松的骗术本身并不高明,核心只有两件事——一是"春晚演员"的身份光环,二是受害家长走捷径的侥幸心理。

这两件事缺一不可。

光有侥幸心理没有可信的人来接洽,钱不会出手;光有身份光环没有侥幸心理在暗处撑着,说再多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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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的目标都是艺术类高校入学,这个领域的信息长期不透明,家长对潜规则的想象空间很大,愿意相信"花钱能搞定"的人不少。

他选的人也很精准:有钱,有焦虑,有想让孩子走捷径的念头,同时又对艺术圈的运作方式不了解,容易被"认识名人"这种说法镇住。

这种骗局能成立,骗子本身的技术其实是次要的,主要靠的是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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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警方出发去了辽宁。

杨松躲在老家,以为跑远了就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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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那里蹲了整整三天,把他等出来,押解回北京。

从2010年春晚一夜爆红,到2012年被带上警车,不过两年。

2012年10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庭审开始。

被告席上站着的杨松,和春晚上那个耍赖的"伤员"判若两人。

庭上他认罪,但也做过辩解。

辩护方提出:他被捕后,妻子和岳父拿着30万现金跑到公安局,想退还给受害人,表示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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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人没接这个话:收了钱、事没办、人失联,诈骗的性质摆在那里,退不退钱改变不了定性。

公诉方当庭建议判处12至14年有期徒刑。

庭审期间,冯巩那边也发了声。

经纪人公开表示:杨松只是中戏相声班的学员,冯巩给他们上过课,算不上徒弟,那是个人行为。

这句话,把冯巩和这件事的关联彻底切干净了。

2012年12月,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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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判决书落下去的那一刻,2010年春晚那道灯光,算是彻底灭了。

杨松这个案子,放在娱乐圈的骗局史里,算不上惊天大案,但胜在典型。

他用一次春晚客串撑起了一块招牌,然后拿这块招牌去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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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的还偏偏是最脆弱的那批人——为孩子前途急得发慌、又不敢走正路的家长。

检察官案结后说了句大实话:那些想走捷径、托关系的人,侥幸心理害人害己,既扰乱了教育公平,也让自己成了受害者。

这话不只说给家长听,也说给杨松这类人听:你以为在利用别人的贪心,其实你自己的贪心更大,也更危险。

同一批中戏相声班出来的人里,贾玲后来拍了《你好,李焕英》,票房过50亿;潘斌龙多次登上春晚舞台,观众缘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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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起点,同一位老师,走什么路,是自己选的。

杨松选的那条,用12年时间,慢慢把账算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