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冬
2026年11月4日，山西和顺县法院一审宣判：张某国犯强奸罪，判十一年六个月，加上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执行十二年；张某林犯强奸罪，判十年。两人当庭不上诉。
而同村另一个男人张某军，把走失的精神分裂症女硕士领回家“共同生活”十三年、致其怀孕生育四个孩子的男人，早在2025年10月就被和顺县检察院决定不起诉。不起诉决定书给出的理由却难以让人信服：张某军与卜某“长期稳定同居并育有子女”，“主观上是为了和卜某组建家庭共同生活”，与强奸犯罪“存在本质区别”。
一个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女人，被三个男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反复侵犯。两个没有“稳定同居”包装的男人，被强奸罪送进了监狱。一个有“稳定同居”包装的男人，连犯罪的门槛都没有迈进去。检察院甚至认为，他把卜某生育的一个婴儿送养、收取四万元，也属于“民间送养”，不构成犯罪。
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不是量刑轻重的问题，这是罪与非罪的问题。这是一份不起诉决定书，用“组建家庭”四个字，把一个客观上持续了十三年的性侵行为，从强奸罪的构成要件里干干净净地摘了出去。
卜某不是先天精神异常。
她是一名工学硕士， 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因考博受挫出现精神症状，多次就医，2011年5月从晋中榆次的家中走失。走失时她三十二岁，患有精神分裂症。2024年12月，山西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卜某患精神分裂症，无性自我防卫能力。
这份鉴定是关键，因为它意味着在法律上，卜某对性行为不具备同意能力。一个没有同意能力的人，法律上不存在“自愿”这回事。与之发生性关系，除非有极特殊的例外，就是强奸。
张某军是在卜某走失几个月后把她领回家的，在不起诉决定书说，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是在“见面后两三个月，双方逐渐熟悉之后”。此后13年，卜某在张某军家生活，生育四个孩子，一个夭折，一个被送养，身边剩两个。与此同时，同村的张某国、张某林也多次与卜某发生性关系。检察院对这两个人的公诉逻辑是：明知卜某系精神病患者而多次与之发生性关系，情节恶劣，构成强奸罪。
接着就是这起案件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地方，同一个被害人，同一份“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鉴定，同一段“明知”的时间窗口。张某国和张某林“明知”是罪，张某军“明知”并且还多了一层“长期稳定同居”，反而成了无罪的理由。
应对公众质疑，检察院搬出来的是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书适用于那些表面上触碰了法律文字、实质上没有刑罚处罚必要的行为。）在强奸罪这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罪名上，但书的适用历来极为审慎，因为强奸罪保护的是性的自主决定权，而一个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人，根本不存在可供“情节显著轻微”消解的自主决定空间。
截图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检方的论证核心不是“卜某同意了”，而是“张某军不是为了恶意性侵，是为了组建家庭”。这个论证偷换了强奸罪的评价对象。强奸罪评价的是发生性关系时对方有没有同意能力，而不是行为人有没有“过日子”的意愿。一个男人想组建家庭，完全可以和一个有同意能力的女性组建。他选择了一个无同意能力的走失精神障碍者，持续十三年，让她反复怀孕，这本身就说明他清楚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拒绝的人。把“组建家庭”的主观意愿置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客观事实之上，等于说：只要性侵的持续时间足够长、生活痕迹足够像婚姻，强奸就可以被生活本身漂白。
网上有律师评论此案：对精神残障女性而言，是否构成强奸，不再取决于她是否有能力同意，而取决于对方是否成功将性关系包装进了一种看起来正常、稳定、被社会接受的生活关系之中。
大众还有一个质疑点，送养婴儿收取四万元，检方认定属于民间送养。民间送养与出卖亲生子女之间的界限，法律上并非没有标准。关键在于是否以非法获利为目的，是否考察了收养方的抚养能力和收养目的，是否履行了合法的收养程序。一个精神分裂症女性在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状态下反复怀孕，生下的孩子被 “送养”并收取四万元，这笔钱的性质，放在任何一个正常的收养语境里都需要严格审查。但在这份不起诉决定书里，它被一句话带过，理由是“家庭生活困难”。
生活困难可以解释动机，但不能自动改变行为的法律性质。如果“家庭困难”加上“送养”就能把收取数万元的行为归入民间送养的范畴，那收买和出卖儿童罪中关于“非法获利目的”的认定，在类似情形下就会被架空。更关键的是，这四个字出现在一份强奸罪不起诉决定书里，它和“稳定同居”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这个男人过得很苦，他是在过日子，他养不起孩子所以送人，他不是坏人。
熟悉法律的律师应该知道，完整的叙事，恰恰是但书适用中最危险的东西。因为但书要求的是“情节显著轻微”，而不是“故事听起来可以理解”。
张某林一审被判十年，强奸罪的基本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判到整整十年，意味着法院认定他的行为进入了加重档次，对应的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幅度。检方在公诉时的表述是“情节恶劣”。
张某国判十一年六个月，同样落在加重档次。
那判决书有没有明确说张某国、张某林“满足”了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哪一项加重条款呢？
我们从公开报道看，法院的定罪逻辑集中在“明知被害人系精神病患者而多次与之发生性关系”，量刑落在了加重档，却没有看到对“情节恶劣”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逐项认定。也就是说，这两个人被重判，靠的是“多次”和“明知精神病”这两个事实的组合，在量刑实践里被整体评价为情节恶劣，而不是靠一个清晰列明的加重构成要件。
张某国、张某林因为“多次”加“明知”被评价为情节恶劣，判了十年以上。
张某军与卜某发生性关系的次数只会更多，时间只会更长，“明知”只会更确凿，他还多了一个“致多次怀孕生产”的后果。如果“多次加明知”足以让另外两个人进入加重档次，那张某军的行为在强奸罪的量刑框架里只会更重，不会更轻。检察院却连起诉都没有提起。
有人会说，张某军没有“多次强奸”的认定，因为他的行为被整体评价为“同居”。这正是问题所在。“同居”不是一个法律上的出罪事由。和没有性同意能力的人“同居”并发生性关系，在法律上就是持续性的强奸。把“同居”当作强奸的对立面，等于承认一种荒谬的推论：强奸一个人一次是强奸，强奸一个人十三年就成了婚姻。
强奸致被害人怀孕，在司法实践中究竟算从重情节还是加重情节，长期没有统一答案。有实务研究明确指出，多数案件里，司法机关仅将强奸致孕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三年到十年的普通法定刑幅度内小幅从重，没有认定为“其他严重后果”而适用加重法定刑；个别地区甚至直接忽略怀孕情节，按基本犯处罚。与此同时，也有法院和学者主张，强奸致精神障碍者怀孕，被害人往往对怀孕的性质和后果认知不足，不知反抗、不敢告诉，怀孕带来的生理损伤和心理创伤叠加，法益侵害程度不亚于重伤，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适用十年以上法定刑。
张某国、张某林被判十年和十一年六个月，从结果看，法院实际上把“多次性侵精神障碍者”整体评价到了加重档。但判决理由的公开表述并没有给出一条清晰的、可复用的认定路径。
张某军的不起诉决定书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致孕四次、送养一个，连起诉的门都没有进。这种在判罚上的不一致，我们也是非常地不理解。
这种不一致不是技术性的，它触及的是刑法平等适用最核心的要求：相似的行为应当得到相似的对待。当“是否与被害人形成稳定生活关系”成为一个隐性的、决定罪与非罪的变量时，强奸罪的构成要件就在事实上被改写了。改写后的规则是：与精神障碍女性发生性关系，如果没有同居，是强奸；如果同居了，是家庭。
那么我想问，那些试图利用流浪、走失、精神障碍女性的人，是否可以从中可以读出一个清晰的操作指南：不要暴力，不要留下明显的强迫痕迹，把人领回家，给她饭吃，让她生孩子，住得足够久，久到周围所有人都习惯了她的存在，久到“稳定同居”成为一个可以被证实的客观状态。然后，性同意能力的问题就会被生活外观吸收，强奸罪的审查就会被但书挡在门外。
我们咨询了律师，律师说一旦仅凭“长期同居、养儿育女、好好过日子”就可以用但书彻底洗白行为、直接认定不构成犯罪，以后会不会有人专门利用流浪、患病、神志不清的弱势群体，打着“收留照顾、组建家庭”的名义，规避刑法的处罚。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会”或“不会”。只需要承认，法律不应该给这种操作留下一个看起来合理的出口。
精神障碍女性的性同意能力，是一个需要严格证明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由同居时长和生育数量反向推定的问题。卜某的司法鉴定写的是“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不是“在张某军面前有性自我防卫能力”。检察院用“稳定同居”来论证“与强奸有本质区别”，实际上是在用行为人的生活状态替代被害人的同意能力，用“看起来像过日子”替代“法律上能不能同意”。
法院对张某国、张某林的判决，至少确认了一个底线：明知对方是精神病患者而多次发生性关系，是犯罪，而且可以是重罪。但张某军的不起诉决定，在这个底线上方凿了一个洞。洞的名字叫“稳定同居”。
如果不把这个洞堵上，下一个走失的精神障碍女性被领回家的时候，领她回去的人心里会多一分底气。他知道，只要住得够久，强奸罪就追不上他。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满意，帮忙凑点稿费吧，感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