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北京,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把大字本放到床边,他仍想伸手去翻,却已很难看清纸上的字。对于这位一生与书相伴的人来说,眼睛的衰退,比少读几本书更难接受。

毛泽东爱读书,并非晚年才有的习惯。青年时期在湖南求学,他便广泛接触各类书籍,也在阅读中寻找救国的道路。后来投身革命,工作和行军挤占了大量时间,书却始终跟着他。对他而言,读书不是闲暇消遣,而是认识社会、分析问题的一种办法。

这份习惯,也与他的工作方式相连。毛泽东常把实际调查和读书结合起来:走到一地,要了解当地的情况;研究一个问题,也会查阅相关资料。书本不能代替现实,但能帮助人把眼前的事情放进更大的背景里。这个方法贯穿了他的许多思考。

战争年月里,保存书籍并不容易。队伍转移,物资有限,书多了便是负担;遇上紧急情况,连行李都要尽量压缩。有关回忆中提到,转移途中他曾设法安置几箱书,免得珍贵藏书随队伍奔波而散失。细节或有不同版本,但他设法保书的心情并不难理解:对他来说,那些书不是可有可无的行李。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他并非只看一种书。古典文史、马克思主义著作、历史地理乃至自然科学,都在他的阅读范围内。读得杂,不等于样样精通;更重要的是,他愿意追问自己不懂的地方。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有时会请人找书,也会针对问题查阅资料。书读到哪里,问题便跟到哪里。

新中国成立后,工作环境改变,藏书也逐渐增加。毛泽东外出时,常让工作人员准备书籍随行。箱子一多,搬运自然不轻松,可这并未让他放弃带书。有人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难免觉得麻烦;放在他的阅读习惯里,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他关注的并不只有文学和政治理论。面对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他也会找资料阅读。他曾谈到希望有机会系统学习自然科学,但工作安排难以腾出那么长时间。这句话透露出的,不是知识已经足够,而是仍觉得需要继续补课。

真正使这份日常变得艰难的,是身体的变化。年岁渐长,视力逐步下降,普通字号越来越难辨认。1951年九三学社赠送的放大镜,后来成为他阅读时常用的辅助工具。器具可以调整,书页却不会因此变得轻松。眼睛看不清时,读一页就要花更多力气。

工作人员想办法提供大字本,尽可能让他继续阅读。1975年,毛泽东接受白内障手术。手术后视力有所改善,但高龄和身体状况,使读书不可能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所谓“对手”,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衰老带来的限制;它不讲道理,也不会因意志坚定便退让。

书不能自己读时,身边人便念给他听。张玉凤的回忆中,晚年毛泽东曾听读庾信的《枯树赋》,并尝试凭记忆复述。这样的场景不宜被渲染成传奇:它更像一个长期读书的人,在视力受限之后,仍努力靠耳朵和记忆接近文字。

读书曾给他提供知识,也为思考留下凭据。纸页上的批注、反复查找的资料,都是工作与阅读交织的痕迹。晚年的困难无法被热爱消除,却能说明这份爱好有多深。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此后整理其藏书,人们发现书目广泛、数量可观;那些书记录的,不只是一个人的阅读,也映照出他长期以读书求知的生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