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在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舞台上，她用戏曲唤醒了武侠记忆|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张彻|戏曲|武侠|武戏|胡金铨

这是一个关于“工具”觉醒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成为自己”的古老寓言。

11月4日至5日，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青年文艺创作委约扶持剧目”新武侠印象剧场《聂隐娘》，在广州天河区文化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该剧以唐传奇为根基，讲述将门孤女聂隐娘从听命刺客到觉醒自我、成为独立侠客的蜕变过程，集结了上海京剧院、广东粤剧院青年实力派明星阵容陈艺心、郭毅、潘梓健、苏国进、闫宣霖倾情献演。

舞台以影像与戏曲身段交织出虚实相生的唐风江湖，武戏节奏与影像同频推进，海派武戏与南派武戏同台竞技，一场关于传统戏曲如何被重新激活的实验，叩响了观众的心扉。在广州读研究生的魏同学告诉记者，他是第一次看这种结合了影像形式的戏曲演出，“舞台的形式很新颖，武戏的节奏和影像的配合特别惊喜的，故事也很完整，不仅听戏很过瘾，看戏也很震撼。主创借助‘聂隐娘’这个人物装载进了很多哲思在整部戏中。”

演出当晚，南都记者特别约访了导演兼舞美设计朱燕鸣，与她聊了聊这场新武侠印象剧场的由来。她说，刀光剑影，是中国人对武侠最直接的想象。但在这部剧中，聂隐娘要面对的不仅是刀剑，更是“我是谁、我为谁而活”的追问。

她想借助这个关于命运与自由意志的寓言，告诉当代人，一位被训练成武器的人，是如何一点点把自我的权限，还给了自己。“这不仅是聂隐娘一个人的困境，也是当代人绕不开的命题。”

溯源：

戏曲与武侠的百年羁绊

中国人爱戏，中国人也爱侠。武侠与戏曲的亲近由来已久。朱燕鸣说，她在新武侠印象剧场《聂隐娘》中，选择以戏曲剧场承载武侠。这个创作源头需要从戏曲史开始追溯。从元杂剧、明清传奇到地方戏，各种侠义故事都曾被搬上舞台。到了近代，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直接截取京剧武戏表演片段；早期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脱胎于海派武戏。

而及至当代，胡金铨、张彻等导演奠基的“新武侠”电影，从表演、打斗调度到配乐，也都取法于戏曲武戏的演剧逻辑。可以说，戏曲是武侠的文化母体，武侠则是戏曲美学的跨媒介延伸。

“‘新武侠’电影这批导演很多都是戏迷，有较深的国学背景，他们常常会把戏曲的题材、行当意象和审美方式带入电影。”朱燕鸣坦言，她从小就喜欢看武侠片，尤其关注胡金铨、张彻及后来的李安、王家卫等导演的作品。

在她看来，电影在当时是新技术，戏曲是传统艺术，二者的结合催生了新的作品和艺术类型，并逐渐获得了世界认可。中国武侠片被世界公认为一种类型片，胡金铨的《侠女》在戛纳获奖是重要节点。她尤其推崇胡金铨的人文武侠路线，认为其作品以武侠为外核，内里常藏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对人物挖掘也非常深刻；张彻则走的是快意恩仇的路线；而徐克融合了胡金铨、张彻的谱系，引入志怪、西方类型片及数字特效，叠加更多武术招式和特技，打造节奏紧凑、奇观密集的商业武侠。

这些武侠片对她影响很大，等到她为戏曲工作后，便萌生了做新武侠剧场的想法。她直言，当前新编文戏较多，武戏却凤毛麟角；而年轻人对国风、对有技巧性的舞台演绎兴趣浓厚，武侠题材在艺术和市场上都具备探索空间。

“感谢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青年文艺创作委约扶持剧目’计划和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的支持，让这个梦醒照进了现实”朱燕鸣说，“我们想在武侠与戏曲之间实现一次双向激活：探索‘新武侠’体系对戏曲舞台的反哺，让武侠回归写意诗性的本源，也希望借此能给武戏演员更多展示的机会。”

创新：

变棋子为棋手，重写侠女形象

传统戏曲中不乏侠女形象，如《十三妹》《红拂传》里都有对忠义果敢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但她们的核心驱动力多来自外部伦理——复仇或报恩等。朱燕鸣希望换了角度，不去依赖外因，而是让人的蜕变回归自我意识觉醒这个话题上。她把目光投向唐传奇《聂隐娘》。原著不过千余字，却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聂隐娘被师父带走，被训练成杀人工具，被命令刺杀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一天，命运的岔路口出现了。她在与刘昌裔、精精儿、空空儿等人的武力与价值观博弈之中，开始探寻无人见证时的自我抉择，叩问了“棋子与棋手”的辩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