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7 年冬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跑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外,赤着脚,穿着苦衣,在雪地里站了三天三夜,祈求教皇的宽恕。这件被称为 “卡诺莎之行” 的事件成为了中世纪教皇权力凌驾于世俗王权的标志性事件。很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都会疑惑不解,一个掌握着庞大军队的一国之君,为什么要向 “手无寸铁” 的教皇低头。今天,我们就简单聊聊这个问题。
卡诺莎之行
讲这个原因之前,首先我要澄清一个认知误区,在中世纪的欧洲,教皇并不是始终压国王 / 皇帝一头,整个中世纪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大部分情况下世俗王权是要高于教权的,只有在中世纪盛期,教权才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和王权抗衡的一股力量。
早期教皇权力并没那么大,罗马主教在基督教世界里地位高,可要说他能随便废黜皇帝、干预各国政局,那都是后来的事。
中世纪早期,教皇经常受制于拜占庭皇帝、意大利本地贵族,甚至罗马城里的豪强,所以早期罗马教皇经常寻求拜占庭皇帝的保护,后来转而寻求法兰克王国的庇护。
克吕尼修道院
教皇权力真正往上走,跟 10 世纪兴起的克吕尼改革有很大关系。克吕尼修道院搞改革,强调教会要摆脱世俗控制,教士要守规矩,教皇要当教会的老大。这股风气慢慢扩散,教会内部的纪律和中央权力都加强了。
再往后就是 11 世纪的主教叙任权之争,教皇和神圣罗马皇帝、英国国王为谁能任命主教打得不可开交,开头的卡诺莎之行就发生在这段时期,这部分内容我在前面的《主教叙任权之争》一文中详细讲过,这里就不赘述了。主教叙任权之争之后,教皇的权力才逐渐上升,到英诺森三世时期达到顶峰。
英诺森三世画像
澄清完了这个误区,我们接下来再讨论下开头的那个问题:教皇手里没多少军队,皇帝手里有骑士有城堡,怎么皇帝反倒怕教皇,甚至不惜下跪求饶?
这事放到今天不好理解,但放到中世纪却有一套很实在的逻辑。教皇压人,靠的往往不是刀剑,靠的是信仰、教会组织、政治结盟,还有一套规则。
先说信仰。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不是周末去一趟教堂那么简单。那时候,上到国王贵族,下到骑士农奴,一辈子从出生到死亡都和教会紧密绑定。洗礼、婚姻、临终圣事,都离不开神职人员。教皇在教会里被看作圣彼得的继承人,手里有捆绑和释放的权力。当时的人们是真的相信教皇能决定一个人死后进天堂还是下地狱。这种信念在今天看起来有些荒谬,在中世纪却是很多人做事的底线。国王再强,也怕教会说他被上帝抛弃了。
格列高利七世与绝罚场景
除了这些日常外,教皇还掌握了一套惩罚信众的手段,最狠的一招叫绝罚,也就是开除教籍。国王被绝罚,后果不只是一张纸那么简单。臣民可以不再向他效忠,贵族可以趁机反叛,邻国也能打着宗教旗号来抢地盘。国王的政治合法性一下子塌了。
亨利四世和教皇斗法期间,就因为被教皇绝罚了,导致国内诸侯叛乱四起,统治维持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跑到卡诺莎去求饶,原因就在这里。他可以带兵和教皇打,可国内贵族不听话,他连后方都稳不住。教皇没军队,却捏住了他王位的根。
绝罚主要针对的是王公贵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杀伤范围更大的手段叫禁教(停教令)。教皇可以下令在一个王国里停止公开礼拜,教堂关门,圣事停办。老百姓会恐慌,教士会抱怨,国王就会面对来自上下各个阶层的巨大压力。英国国王 “无地王” 约翰就曾被教皇施以禁教令的惩罚,后来又被绝罚,双管齐下,最终让约翰王臣服,整个英国都成了教皇的封地,可想而知这两个手段的威力有多大。
当然,能和王权抗衡,教皇依靠的也不光信仰这一招,教皇除了是宗教领袖外,大多都是政治高手。这一点很多人容易忽略。
中世纪的国王和皇帝,底下总有一堆不服气的贵族。贵族想扩大地盘,想争继承权,想摆脱国王控制。教皇的绝罚和禁教令,正好给这些贵族一个现成的理由。
教皇说这个国王被开除了教籍,贵族就能打着维护教会的旗号反对他。教皇不用自己出兵,自然有人替他动手。亨利四世在卡诺莎低头,背后就有国内诸侯的压力。教皇和这些反对派贵族结盟,在国王、贵族、教会之间来回周旋。谁强了就压一压,谁弱了就扶一扶。
教皇没有常备大军,可他在各股力量之间纵横捭阖,照样能搅动局面。有时候教皇支持一个国王打另一个国王,有时候又鼓动贵族去牵制国王。这种玩法不靠刀剑,靠的是信息和关系网。教廷使节到处跑,书信往来频繁,教皇对各国政局了解得比很多国王还清楚。
最后再说军队问题,很多人以为教皇只能玩计谋,搞算计,其实也不对。教皇的武装力量是不如世俗君主,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自己的军队。
教皇在意大利中部有一块世俗领地,称为教皇国,后来也养过雇佣军。教皇身边有卫队,打仗时也能拉出队伍。可跟神圣罗马皇帝、法国国王、英国国王比起来,教皇的军事力量经常不够看。
教皇能号召十字军,但十字军组织松散,不是教皇手里的常备部队。这也是教皇权力的边界。教皇的军队能守地盘,能应付意大利本地冲突,可要跟大国正面硬碰,往往吃力。所以教皇压人,主要不靠自己的兵,靠的是让别人的兵替自己办事。
政治博弈的本质还是谁拳头大谁说了算,教皇能短暂压国王 / 皇帝一头,除了信仰的力量外,主要还在于当时欧洲各国国内诸侯林立,王权羸弱,才给了教皇纵横捭阖的空间。
到了中世纪中晚期后,英法两国尤其是法国王权上升,可以有效压制国内诸侯力量,这时候教皇再次挥舞宗教信仰大棒的威力就明显下降了很多。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维尼翁之囚。14 世纪初,法王腓力四世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发生冲突,法王直接出兵意大利逮捕并羞辱了教皇。后来的教皇更是在法王的胁迫下把教廷搬到了离法国更近的阿维尼翁,教皇的废立都要看法王脸色,这就是所谓的阿维尼翁之囚事件。
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版画
再往后就是教会大分裂,几个教皇并立,教皇权威更是大打折扣。16 世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德意志、英国、北欧很多地方脱离罗马教会。教皇的精神帝国裂了口子,绝罚的杀伤力就小了。从此以后,教皇再也不负中世纪时绝罚一出,莫敢不从的辉煌了,最终在同王权的博弈中败下阵来。在往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科学的勃兴,教权要想再压过世俗权力,几乎是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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