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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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龙浦

嘉靖七年,广西思恩、田州的事平了。他趁着归师之便,又平了八寨、断藤峡。仗打完了,人也垮了。

他的病不是这一年才有的。早年在南赣,他就“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多年没有好过;这一次入广,天气更热,瘴气更重,“炎毒益甚”。

十月,他上《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这道疏里,他没有铺陈功劳,只讲病:

“今又加以遍身肿毒,喘嗽昼夜不息,心恶饮食,每日强吞稀粥数匙,稍多辄又呕吐。”

一天,就靠几匙稀粥吊着。

疏里还有一句:“病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图后报,而为养病之举,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他不是要躲事,他是想留一条命,以后还能再报效。他只求朝廷准他回原籍就医。

朝廷没有回音。病势却不等人。

等不下去了。他不再候旨,把广西的事务交托出去,起船东归。广东布政使王大用见他病重,预先备下棺木用的好木料,随行带着。

路上,他伏在枕上给门人写信:

“区区病势日狼狈,自至广城,又增水泻,日夜数行不得止,至今遂两足不能坐立。”

他已经难以坐立。归程走得很慢。

十一月二十五日,过梅岭,入江西,在南安登舟。门人周积是南安府的推官,赶来见他。他咳喘不已,还勉强坐起来,跟周积讲的,仍是进学的事。

《年谱》记下了最后的情景。

二十八日晚,船泊下了。他问:什么地方?侍者答:青龙铺。

二十九日早上,他召周积进舱。周积在旁侍立了很久,他才睁开眼睛,说:吾去矣。

周积哭了,问:先生有什么遗言?

他笑了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那一年,他五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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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灵柩到家,诏书也到了

从青龙铺到绍兴,走了两个多月。

沿途士民遮道,哭声震地,如丧考妣;钱德洪、王畿听闻先生病归,动身迎候,途中得了讣音,便赶去迎丧。第二年二月,灵柩到家,四方门人来吊,每天一百多人。

而京师的诏书,也在这一年到了。

桂萼等人上奏,说他“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指责他非议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论,又编《朱子晚年定论》,号召门徒,互相倡和,致使“传习转讹,背谬弥甚”。

一条一条看:平乱之功,受到贬抑;思、田的招抚,反成了罪;而他讲了一辈子的学,被斥为“邪说”。朝廷拿走的不只是他的身后荣典——诏书下来:停世袭,恤典俱不行,并申禁其学。

在那时的朝堂上,程朱之学是科举的功令、读书人的出身,地位已牢固了一百多年。而他偏宣讲“心即理”,偏说格物须从心上用功——这在一些人眼里,已不是寻常的学问之争,是动摇了他们所认定的学术根本。

此后多年,王学在朝中受到压制。嘉靖十二年,还有监察御史专门上奏,请禁阳明的书,毁阳明门人所建的书院。

一个人可以罚,一座坟可以冷,一门学问怎么办?禁书禁得住刻本,禁不住人心里已经点燃的那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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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子没有安身之所

他走的时候,唯一的亲生儿子正聪还不满三岁。孩子尚小,麻烦已经上门。先是有人在朝中进谗,革了世袭的恩典;地方上有司看着朝廷风向,也来挑剔这个家;乡里的恶少听说伯爵之家倒了,相煽而起,要来侵夺欺凌。家族内部,也有了争端。

《年谱》里写得冷静,八个字:离仳窜逐,荡析厥居——一家人离散迁徙,连个安稳的住处都没有。天下人都知道他是王阳明的儿子,而在当时的政治风向下,愿意出面保护这个孩子的人,必须承担不小的风险。

这时候站出来的,是他的学生和故友们。王畿四处奔走,谋划把这个孩子托付出去;钱德洪等人奔的是丧,也牵挂着先师留下的孤儿寡母。最后接走孩子的,是黄绾——他与阳明多年论学,情谊深厚,后来又成了阳明的儿女亲家。

嘉靖十一年,年幼的正聪被接到黄绾处抚养,此后改名正亿。黄绾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护着他长大。为了这个孩子,黄婉后来被人弹劾,说他趁阳明之死,侵盗其家财,降了职。他上书力辩,才得清白。

这几个人图什么?他们所放在心上的,是先师留下的孤儿寡母。同门商议抚孤的文字里写道:“今日之事,宜以保孤安寡为先,区区田业,非其所重。”

学问可以禁,爵位可以停;可先生说过,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这一点滴骨血,他们要尽心尽力地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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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火没有灭

官府的禁令又怎能禁住天下人的心。

钱德洪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江、浙、宣、歙、楚、广,名区奥地,皆有讲舍;

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至吴、楚、闽、越,皆有其讲舍,年过八十,还在讲学的路上。

在江西,邹守益带头建书院、办讲会,安福一县,先后立起多座书院。附近几个郡县的同志,又会讲于青原山,人称青原会。

黄宗羲后来在《明儒学案》里给了一句话评语:是时越中流弊错出,而江右独能破之,阳明之道,赖以不坠。

在泰州,盐丁出身的王艮开门授徒,远近皆至。他和后来的泰州学者,使这门学问走进了更多普通人的生活。

朝中也不是铁板一块。后来欧阳德在京城主持灵济宫讲会,学徒云集;再后来,徐阶入阁主政,讲会之盛,倾动朝野。朝廷的压制,并没有让讲学停下来,讲舍已经开到了京城。

黄宗羲作《明儒学案》,为王门立了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六个地域学案,另立泰州学案。不是几个地方,是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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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迟到的三十八年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驾崩,穆宗继位。次年改元隆庆,廷臣之中,颂阳明功者渐多。

隆庆元年五月,朝廷诏赠王守仁新建侯,谥文成。从嘉靖八年那道“停世袭、恤典不行”的诏书算起,已经三十八年。

又过了一年,隆庆二年,他的儿子正亿获准承袭新建伯爵位。那个幼年失去父亲、辗转寄居的孩子,这一年已四十多岁。

父亲没能看见这一天;当年奔走护孤的人,也已有不少先后离世。留下来的人,终于等到了。

再往后,万历十二年,皇帝下诏,以王守仁从祀孔庙——一个读书人,进了孔子的两庑。这时候,离嘉靖八年那场身后的削禁,已经五十五年了。

半个多世纪。够一个婴儿变成白头,够几代读书人接续着,把一门受到压制的学问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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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学传到了海那边

这一门学问,也逐渐漂过了海。日本的阳明学,中江藤树是重要的开创者;到幕末,吉田松阴读《传习录》,自记“甚觉有味”;明治前后,志士中间,读阳明者很多。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写道:“本朝二百余年,斯学销沉,而其支流超度东海,遂成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是梁启超对阳明学与日本维新关系的评价。日本的变革自有复杂的历史因缘,而这一门学问在海那边开枝散叶,却是实实在在的事。

多年前,在《王阳明大传》里,我读到一九八八年,八十岁的日本学者冈田武彦来到绍兴,拜谒王阳明墓。他看到的是:荒草,残碑,几十年没人修整。老先生站在墓前,久久不语。回到日本,他发起募捐,筹得三百万日元;一九八九年,阳明墓修复竣工。作为一个中国人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

一九九二年,他率考察团来到江西大余县青龙铺——先生落星之地。章江岸边,八十四岁的冈田武彦面朝江水,洒酒吟诗,吊慰先生之灵,泪流满面。当地提议在此建碑,他回国后发出倡议,两百八十位日本友人与民间团体解囊。一九九四年,“王阳明先生落星之处”纪念碑亭,在青龙铺落成。他毕生研究王阳明,著成《王阳明大传》上、中、下三卷,至死没有看到全书的最后一卷印出。

四百多年后,作为后世的我们,该为先生做些什么呢?

阳明心学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在我看来,“心即理”揭示了心学的根本,也使我们能够从心性上体会儒释道三家智慧的相通之处;“致良知”涵盖了全部落地实修的方法;而“阳明四句教”,更是将心学彻上彻下的理讲了个透彻。

先生把“致良知”称为“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这份体认,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今天的我们有缘学习先生留下的学问,又怎能不珍惜?

珍惜它,最好的方式,就是真正去了悟“心即理”的真意,并在自己的生活、工作的每个当下践行“致良知”,让我们每个人的良知都越来越光明,这种生命状态就是对先生心学的最好传承。

愿你我都能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像先生一样,坦然地说一句: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全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