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手指在遗嘱上点了点,说三套房子全归魏梅芳。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装修的电钻声。
我盯着那几张纸,脑子里嗡嗡响。
上千万的房产,我爸留给了一个外人。
我这个亲闺女,只分到一箱子旧衣服和一台破收音机。
舅舅当场拍了桌子,茶杯盖蹦到地上转了三圈。
对面的魏梅芳从头到尾没抬眼,手指一下一下抠着包带上的皮子。
我咬着后槽牙说了句,这事儿没完。
01
接到医院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公司排下个月的办公用品采购单。
Excel表格拉到一半,座机响了,护士说话很快,问我是不是孙向东家属。
我说是。
她说你赶紧来一趟,人不太好了。
我问怎么个不太好法,她说你来了就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该拿包。
出租车堵在高架上半天下不来。
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大哥,一个劲儿摁喇叭,嘴里嘟囔着前面那辆白车是不是睡着了。
我盯着计价器跳字,手心里全是汗。
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我爸上回打电话说的那句话,一会儿想我是不是该先给我妈打个电话。
最后谁也没打,就催司机能不能再快点。
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
护士站的小护士指着走廊尽头说,那边有人在等。
我走过去看见一个女人坐在塑料椅上,穿件深灰外套,手里捏着一摞缴费单,脚边搁着个塑料袋。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我甚至不确定她是不是魏梅芳,只是从她坐的位置猜的。
病房门半开着,我爸躺在那儿,脸黄得厉害,嘴唇闭得很紧,跟活着的时候那副什么都懒得解释的样子一模一样。
我没哭。
站在床边站了大概五分钟,脑子里想的是上回见他还是三年前,他打电话说在我公司楼下,我下去拿了箱苹果就上来了,前后没超过两句话。
那时候他脸色就不太对,我也没问。
现在想想,他那会儿可能已经知道身体出毛病了。
但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也不会跟我说。
护士催着办手续。
我翻了翻他床头柜,一个旧钱包,夹层里塞着张建材市场的名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串数字,歪歪扭扭的,我以为是欠款,随手塞进了兜里。
抽屉里还有半包红梅烟、一个打火机、一副老花镜,镜腿用胶带缠过,缠得挺仔细,胶带边角剪得整整齐齐。
我把这些东西拢进一个塑料袋,出来的时候那个灰外套女人已经不见了,椅子上留了一张缴费单的复印件。
舅舅张德山是第二天赶到的。
他退休后一直在老家跑短途货运,接到电话连夜开了四个小时车过来,进门先骂了一句脏话,骂谁没听清。
他翻来覆去看了那摞缴费单,又看了看我,说:“你爸这些年在外头没少挣,我打听过,光房子就置了好几套。”我说我不知道,他跟我妈离婚的时候我还没上初中,他后来挣多少跟我没关系。
舅舅啧了一声,拿手抹了把脸:“你这孩子,跟你妈一个德行,嘴硬。”说完从兜里掏出一包烟,看了看病房墙上的禁烟标志,又塞回去了。
晚上回到家我把那个塑料袋倒出来重新翻了一遍。
钱包里的名片让我又翻了出来,那串数字我数了数,八位数,开头是1,看着像电话号码,打过去是空号。
我把名片扔茶几上了,没当回事。
那个打火机我试了试,还能打着火。
红梅烟我抽了一根,呛得直咳嗽。
我爸抽了一辈子红梅,最便宜的那种,四块五一包。
他后来不是挣着钱了吗,怎么还抽这个。
我想不通。
02
葬礼定在三天后。
来的人不多,他那边的亲戚来了几个,我妈这边的就舅舅一个。
魏梅芳站在最后一排,穿一身黑,头发拢得很整齐,跟那天在医院走廊里判若两人。
有人认出了她,交头接耳的声音压得很低,但灵堂就那么大,我站在第一排听得一清二楚。
“狐狸精还有脸来”
“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这种话一句接一句往我耳朵里钻。魏梅芳从头到尾没抬头,也没提前走。
我站在灵堂前面,盯着我爸的遗像看。
照片是他五十岁那年照的,穿件蓝衬衫,头发还没全白,嘴角微微往上翘,跟要笑又懒得笑似的。
这张照片是我提供的,从家里相册翻出来的,我妈看见的时候哼了一声,说就他会挑好照片。
我没理她。
舅舅忙着招呼人,间隙凑过来说:“我托人问了,你爸名下至少三套房,有一套在城东建材市场旁边,光那一套就值不少。”我说现在说这个干嘛。
他瞪我一眼:“你不说我说,你妈那个脾气指望不上,你也不上心,回头全让别人吞了。”我说那也不能在灵堂上说吧。
他撇撇嘴走了,临走撂了句“你自己掂量”。
丧事办完我回我爸住的地方收拾东西。
是个老小区,两室一厅,家具都是旧的,沙发塌了一块拿书垫着,垫的是本《建材商情》,2016年的。
厨房灶台上搁着一瓶老抽、半袋盐,冰箱里有两根蔫了的黄瓜和一盒豆腐乳。
冰箱门上贴了张便利贴,写着“降压药在床头柜”。
字迹是他的。
我打开床头柜,果然有一瓶硝苯地平,已经吃完了,空瓶子没扔。
旁边搁着张处方单,日期是去年八月,医生签名龙飞凤舞,药名我认了半天才认出来。
我翻了翻他手机,相册里全是建材样品照片和工地现场,灰扑扑的砖头、钢筋、水泥袋子,翻了几十张才看到一张有人物的,是个签约仪式,他坐在长桌这头,魏梅芳坐那头,两人中间隔了至少半米,连眼神都没对上。
我把手机锁屏扔进行李袋。
衣柜底层压着个纸箱子,打开一看是旧衣服,最上面那件夹克我认得,我上大学那年他穿过,领子磨得发白,袖口还脱了线,拿同色线缝过,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自己缝的。
衣服底下有个牛皮纸信封,没封口,里面是一张1998年的欠条,八万块,债主名字叫周福林。
欠条背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凑上了,别告诉桂芳。
我把欠条翻来覆去看了两遍,舅舅正好打电话来问收拾得怎么样,我顺嘴提了这事。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他嗓门一下高了:“周福林?就那个当年堵你家门泼油漆的,你妈把结婚戒指卖了才凑上钱,你爸倒好,拍拍屁股跑了。”
03
律师叫许义薄,六十来岁,说话慢慢悠悠的,每个字都像在嘴里嚼过一遍才吐出来。
他事务所开在老城区一栋写字楼里,电梯还是那种铁栅栏门的,咯吱咯吱响。
宣读遗嘱那天长桌一头坐他,另一头坐我和舅舅,魏梅芳坐在侧面靠墙的位置,拎着个黑色皮包,包带上的皮子已经磨出了毛边。
许律师把文件铺开,先念了一段法律套话,然后直奔主题:三套房产,城东一套,城南一套,还有现在住的那套老小区两居室,全部归魏梅芳所有。
孙诗涵继承旧衣物一箱、老式收音机一台。
舅舅的手掌拍在桌面上,茶杯盖弹起来掉地上滚了三圈。
许律师眼皮都没抬,说张先生您有异议可以走法律程序,但这份遗嘱是孙向东先生生前在公证处立的,手续齐全。
舅舅嗓门大得隔壁都能听见,指着魏梅芳鼻子说你不要脸。
魏梅芳把包带上的皮子抠出一道白印,站起来说了句“你爸的意思”,拎包走了。
我追到电梯口拦她,问她凭什么。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说不上冷漠,但也绝谈不上热乎,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句:“你回去翻翻你爸的东西。”电梯门开了,她进去,门关上。
铁栅栏门合拢那一下咣当一声,震得我耳膜疼。
我回来就跟舅舅说我要起诉。
舅舅举双手赞成,说这种案子一打一个准,婚内出轨转移财产,法院不可能全判给外人。
他越说越来劲,从兜里掏出手机翻通讯录,说要给我介绍个律师,他拉货认识的人多,三教九流都有。
我让他打住,说自己找。
我找了家律师事务所,接待的是个年轻女律师,听我说完情况,说要调取房产过户记录和银行流水,让我先交五千块前期费用。
我刷了卡。
消息传出去之后亲戚们分成两拨,一拨打电话来劝我算了,说打官司费时费力还丢人,你爸人都走了,闹大了让街坊邻居看笑话。
另一拨撺掇我往大了闹,说最好叫记者来,让那狐狸精上电视丢人。
我表姑在电话里说得最起劲,让我去电视台找那个调解栏目,说她们村有人上过,管用。
我敷衍了几句挂了。
谁的话我也没全听,就等着律师调材料。
04
周末我回了趟我妈那儿。
她住在老厂区的家属院,房子不大,收拾得挺利索。
我去的时候她正在厨房择韭菜,电视开着,声音调得挺大,播的是本地新闻。
我把遗嘱的事说了,她手没停,掐掉韭菜根上的泥,扔进盆里,说了句“早料到了,他就那德行”。
我说我准备打官司。
她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打呗,反正我不出庭。”我说不用你出庭。
她又低头择菜,过了一会儿问了句:“那箱子衣服里有没有一件灰夹克?”我说有。
她嗯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蹲在她旁边帮着择了两把,忽然想起来问她:“当年那个周福林上门泼油漆,到底怎么回事?”我妈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择,语气跟聊别人家的事一样:“你爸跟人合伙倒建材,让人坑了,欠了八十多万。周福林是最大的债主,带着人堵门口,红油漆泼了一墙。我报了警,警察来了他就跑,警察走了他又来。后来我把结婚戒指卖了,凑了八万给他,他才消停。你爸那会儿已经跑了,跑到外地去了,连个电话都没有。”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盯着韭菜,像在数叶子。
我又问:“那他后来真没管过咱俩?”我妈把韭菜往盆里一摔,水溅出来几滴:“管什么管,他管他自己都费劲。”说完站起来去开冰箱,问我想吃饺子还是烙盒子。
我说饺子吧。
她就从冰箱里往外掏肉馅,背对着我,肩膀绷得紧紧的。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她一会儿,没再问。
那天晚上回到自己家,我在网上搜了搜“孙向东建材”,跳出来几条企业工商信息,法人代表都是魏梅芳,孙向东是股东。
最早的一条注册时间是2005年,注册资本五十万。
2005年,我上高中。
那时候我妈每天打两份工,早上在早点摊帮忙,下午去写字楼做保洁,我中午在学校食堂吃最便宜的套餐。
我盯着屏幕上那个注册时间看了很久。
2005年,他公司注册那年,我妈因为长期站着干活,腿上静脉曲张,晚上回来得把腿垫高了才能睡着。
我又往下翻了翻,还有一条变更记录,2012年公司注册资本从五十万增到三百万,股东名单里孙向东的名字排在魏梅芳后面。
2012年,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工资两千八,给我妈买了件羽绒服,她嫌贵,让我退了,我没退,她穿了好几年,袖口磨破了还舍不得扔。
05
半个月后,快递给我打电话,说有个箱子放物业了。
我下班去取,一个牛皮纸箱,不大,掂着有点分量。
寄件人一栏打印着三个字:魏梅芳。
我抱着箱子上楼,拿钥匙划开胶带,里面塞了几张旧报纸,裹着一个硬壳笔记本。
塑料封皮磨得发白,封面用圆珠笔写着个“账”字,笔画粗得把纸都划出了印子。
翻开第一页,1998年3月12日:给桂芳汇两千,退回来了。底下用更小的字补了一句:她连看都没看,邮局的人说当场就退了。
我往后翻。
1998年5月,汇两千,退回。
1998年7月,汇两千,退回。
1998年9月,汇两千,退回。
连着翻了十几页,全是同样的格式,金额一样,日期隔两个月,退回。
我手指头有点抖,把本子合上缓了缓,又打开。
1999年1月那页变了:托王老师交诗涵学费,八百。
王老师是我小学班主任,教语文的,戴副金丝眼镜,说话细声细气。
底下备注:没跟孩子说是我给的。
再往后翻,1999年9月:托李婶送米面油,说是单位发的。
李婶是我家楼下邻居,在厂里食堂上班,那几年确实隔三差五往我家送东西,我妈一直以为是厂里照顾困难户。
2000年春节:托李婶送五百块钱,说是厂里慰问金。
我蹲在客厅地上,一页一页往后翻,翻到2003年那页:诗涵上初中了,托王老师交了一千二。
底下写了句:孩子长个了,校服得买大一号。
2006年:诗涵中考,托王老师给了一千。
备注:考得不错,比她妈当年强。
2008年:考上大学了,多汇点,五千,托王老师交的。
2015年:闺女结婚,没脸去,多汇点,两万,托王老师转交。
最后一页夹着张照片,是我三岁那年骑在他脖子上的合影,边角磨得起毛。
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圆珠笔,笔迹跟账本上一模一样:我闺女三岁,骑我脖子上不肯下来。
照片底下还压着一张纸条,写着:房子的事找梅芳,她知道怎么办。
我拿着账本坐在地板上,客厅灯没开,就着窗户外面透进来的路灯光看了很久。
本子里夹着几张邮局汇款单的回执,最早的已经发黄发脆,退回来的戳记盖得清清楚楚,红印泥褪成了浅粉色。
我把回执一张张摊在地板上排好,从1998年到2003年,一共十七张,全是退回的。
06
账本从1998年记到2023年,二十五年的账,一笔没落。
我坐在地上翻了快两个钟头,从1998年翻到2003年,又从2003年翻到2008年,每一页都看得仔细。
前五年全是汇款被退的记录,备注栏里的话越写越短。“退了。”
“又退了。”
“还是不收。”1999年6月那页写了句“她恨我,我知道”,后面划掉了,改成“托王老师吧”。划掉的那几个字力透纸背,把纸都划破了。
2003年往后格式变了,不再写“汇桂芳退回”,改成“托某某转交”。
王老师出现的次数最多,从小学一直托到高中。
李婶排第二,送米面油送钱,逢年过节没断过。
还有几个名字我不认识,有一个叫马宏达的,2007年那页写着“托马哥给诗涵送了个书包和五百块钱,说是他单位发的福利”。
马宏达是谁我不知道,但书包和五百块钱我记得,那年开学我背了个新书包去学校,蓝色的,双肩背,我妈说是她托人买的。
我当时还挺纳闷,我妈那人最舍不得买牌子货,那个书包是当时学生里流行的牌子,一个得一百多。
2008年那页记得格外长:考上大学了,多汇点。
学费五千,生活费每月八百,托王老师按月转。
备注栏写了一句:她妈下岗了,别让闺女知道。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半天。
2008年我妈确实下岗了,厂子倒闭买断工龄,在街道办的帮忙下找了个给写字楼做保洁的活,每天凌晨四点出门,骑一辆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拖把桶。
我大学第一个学期的生活费,我妈说是她攒的。
原来是这么攒的。
2015年那页:闺女结婚,没脸去,多汇点。
金额两万,托王老师转交。
底下备注:打听了,男方人不错,对闺女好就行。
我结婚那天确实收到一个红包,王老师送来的,说是几个老同学凑的份子。
我老公还问哪个老同学这么大手笔,我说不知道,可能是初中同学吧。
王老师那天穿得特别正式,还上台讲了两句话,说新娘子小时候念书就聪明。
我当时忙着换礼服,连口水都没顾上跟他说。
翻到最后几页,2018年到2023年,备注越来越短,字迹也越来越潦草,看得出写字的人手不太稳了。
“诗涵生孩子,托王老师给一万,说是同学凑的。”
“诗涵换房子,托马哥给两万,说是他欠我的。”
“不行了,房子的事交代梅芳,她知道怎么办。”
最后一行是2023年10月,歪歪扭扭几个字:别怪梅芳,是我拖累她。
这一行的墨色跟前面的不太一样,像是隔了很久才补上去的,笔画有点洇,可能是手抖得厉害,也可能是写的时候滴了水在上面。
账本最后面还夹着几张医院的挂号单和检查报告,日期从2022年到2023年,肝癌,确诊时间是2022年11月。
他谁也没说。
我翻到2022年12月那页账目,上面记着“诗涵生日,托王老师给两千”,底下没写退回,也没写转交成功,就空着。
我算了算日子,那会儿他应该已经住院了。
07
我给魏梅芳打了电话,约在她住的小区门口见。
她下来的时候穿了件家常的棉袄,手里拎着个布袋子。
我们在小区花坛边站着,风挺大,她把围巾往上拢了拢。
我把账本递过去,问她:“你知道这个?”她接过去翻了翻,又递回来,说:“你爸记的,我不管账。”我说:“你替他管了二十多年生意,他记什么你不知道?”她不说话了,看着花坛里几棵蔫了的冬青,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1998年你爸让人坑了,欠了八十多万。周福林堵你家门泼油漆那天,你爸就在街对面站着,看见你妈拎着水桶出来冲墙,他蹲在马路牙子上抽了半包烟。后来他跑了,跑之前跟我说,等他把债还清了就回去。我说你回去啊现在回去不是更说不清。他说不能回去,回去债主跟着他上门,你妈跟你连觉都睡不安稳。”
“后来我俩搭伙做建材,前五年挣的钱全填了债坑。2005年才缓过来,我说你回去看看吧,他说你妈那脾气,回去也是挨骂。就这么一年拖一年。”
“你每年生日他都去你学校门口站着,从小学站到大学。你初中那会儿骑自行车上学,他远远跟着,看你进了校门才走。有一回你车链子掉了蹲路边修,他差点就过去了,最后还是没敢。回来跟我说了一晚上这事,说自己没用。”
“那三套房,城东和城南的两套2019年就过户到你名下了,公证书在我这儿。你爸说等遗嘱宣读完再告诉你。剩那套老小区的两居室给我,算是这些年我帮他管生意的酬劳,我没拿过工资。”
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从布袋里掏出个文件袋递给我:“不过有件事得跟你说清楚。城东那套房还有八十万贷款没结清,担保人是我。你爸走之前让我别提前说,等你自己来找我。你要是不认这账,贷款就得我来还,我还不上了。”
我接过文件袋翻了翻,贷款合同、公证书、产权证复印件,一样不少。
担保人一栏签着魏梅芳的名字,日期是我爸去世前半年。
贷款合同上还别着一张银行便签,写着“已还四十二期,剩余未结清”。
我掏出手机算了算,四十二期,每期还四千多,还了快四年。
我把文件袋收好,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遗嘱宣读那天你就该说。”她看了我一眼,说:“你爸交代过,东西给你归给你,话我不多说。得等你自己找上门来。”我火一下就上来了:“他交代你你就听?他让你瞒着你就瞒着?你们俩搭伙过日子二十多年,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魏梅芳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脖子上一道旧疤,不长,两三寸,颜色比周围皮肤浅。
她说:“你爸当年帮我打离婚官司,我前夫拿刀砍我,他挡了一下,胳膊上缝了十几针。你说我听不听他的?”
我愣在那儿。
风把她布袋子吹开了,里头掉出一张收据,是殡仪馆的骨灰盒发票,三千六,付款人签的是魏梅芳。
她弯腰捡起来折好塞回去,说:“你爸的骨灰盒我买的,你要是不乐意,钱你出,我把票给你。”我没说话。
她把布袋子扎紧,说了句“贷款手续约在周三下午”,转身进了小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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