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立国,今年四十六岁,河南周口人。在江城收废品,收了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前我来的那天,肩上扛一根扁担,两头挂两个蛇皮袋,兜里揣着我媳妇王秀兰塞给我的三百二十块钱。她抱着三岁的儿子陈小满,站在村口没哭,只说了一句:“挣不着钱就回来,地还在。”
我没回去。
一开始我跟着老魏干。老魏比我大二十岁,左腿有点跛,是早年从车上摔下来的。他教我认秤、认货、认人,一样一样地教。
老魏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立国,别嫌纸壳子脏,纸壳子是咱的饭碗。”
第二句话是:“可你要是只认纸壳子,这辈子就只能吃个半饱。”
那会儿我不懂,后来才慢慢明白。一三轮车纸壳压得实实的,一斤八毛,刨去油钱,挣不到四十块。风一吹,满天飞,还得挨物业的白眼。
真正让我在江城站住脚的,是四样别人嫌麻烦、看不上的东西。
第一样,旧手机。
很多人搬家、换新机,抽屉里那堆开不了机的、屏幕碎成蛛网的、电池鼓包的老手机,随手就扔进垃圾袋。我头一回知道这东西值钱,是老魏带我去见一个专收电路板的老板。
那老板戴着口罩,拿小刀刮一块板子上的金手指,跟我说:“一吨手机主板,能提出两百多克金子。你当它是垃圾,我当它是矿。”
我当时听得后脖子发麻。一吨废铁才多少钱?一吨手机主板够买半辆货车。
从那以后我立了个规矩,收旧手机不论斤,论个。老年机三块五块,智能机看情况,十块二十块,能开机再高点。人家痛快,我也踏实。
最难忘的是去年冬天。城东“锦绣家园”六号楼,一个姑娘搬家,把一抽屉旧手机以五十块钱卖给我,一共十一部。
我回去照例先充电、开机、取卡,能清的资料给人家清掉,能寄的卡寄回去。其中有一部粉色的老手机,居然还开得了机。
我心里咯噔一下。
第二天她带着水果来我场子里,非要多给我两百块。我一分没要,只把手机和卡还给她。
后来她把我拉进小区业主群。现在那栋楼一百多户,废品全归我,一年光是纸壳和旧家电,我就能多挣两万多。
老魏说过,人这一行,秤要准,话要实。你把别人的东西当东西,别人就把你当人。
第二样,电线和电缆。
铜价高的时候,一斤光亮铜能卖三十多块,一截胳膊粗的电缆,剥出来就是钱。所以有些人眼红。
我认识一个同行,姓周,外号老周,比我早来两年。他胆子大,什么货都敢接。
前年夏天,有个小青年拉着半车电缆来找他,说是厂里淘汰的。老周眼睛都亮了,八百块收了。
第三天警察就找上门了。那电缆是附近一个在建工地的,被人夜里剪的,一剪就是三千多米电阻值最高的那段。
老周被带走那天,我正好在场子门口卸货。他媳妇在后面追着车跑,鞋都跑掉了一只。
那事之后我给自己定了死规矩:电缆、变压器、成卷的裸铜线,来路说不清的,白给我都不要。
我只收两种:一是装修户自家换下来的旧线,二是单位、学校、医院这种有手续的。
去年“老城根”小学翻修,后勤的张主任找我,说有一批旧线要处理。我去了,先看东西,再要手续。
张主任笑我:“你这人怎么这么轴?”
我说:“张主任,我轴一点,您晚上睡得着觉。”
后来那批旧线我按市价收的,前后跑了六趟,光这一单挣了四千多。张主任现在成了我最大的客户之一,全区四个学校都给我打电话。
第三样,旧家电里的“芯”。
冰箱的压缩机、空调的室外机、洗衣机的电机、老式风扇的铜线圈、变压器的铁芯,这些才是家电身上真正值钱的部位。
一台旧冰箱,整机收五十块,拆开卖,铜管、铝箔、压缩机、铁皮分开过秤,能卖到八九十。差的不是一点点。
我头两年不会拆,整台机器卖给二道贩子,人家一转手就赚我一半。
后来我咬着牙学。晚上收工了,我拿一把螺丝刀、一把锤子、一个钢锯,在院子里拆到半夜。手划破了多少回,我自己都记不清。
第一台自己拆开的压缩机,我抱着那个铜线圈坐在地上抽烟,抽了半根才缓过劲来。
现在我场子里有两个师傅专门拆,我媳妇王秀兰管过秤记账。她大字不识几个,可是账本上的字,一笔一划都是她自己练的。
退休的李老师是我老客户。她家换空调,我上门去拆室外机。
那天她端着一杯茶站在旁边看我干活,突然说:“小陈,我看了你八年了。”
我一愣:“看我八年?”
她说:“你八年没短过我一次秤,也没多算过我一分钱。这年头,这比铜值钱。”
我把铜管拆下来,给她报了价,多出来的零头抹了。她非往我兜里塞两个鸡蛋,说家里就她一个人,吃不完。
第四样,电动车旧电瓶。
这一样最不起眼,也最容易出事。
一组四块的铅酸电瓶,四五十斤,能卖一百多块。城里家家户户都有电动车,电瓶两三年一换,换下来就往楼道里一扔。
我刚开始也收,收回来堆在院子角落。后来有一回,一块电瓶被压破了,里头的电解液流出来,把水泥地蚀出一片白。
那天我蹲在那儿看了很久,心里发凉。
我去问环保的人,人家告诉我,一块电瓶里的铅和酸液,能污染一大片土,几十年都缓不过来。从那以后我就不敢乱存了。
我租了一个专门的铁皮棚,底下垫托盘,破了的一律装桶。后来跟三家修车铺签了协议,每个月固定日子我去拉,直接送正规的处置厂。
修车铺的老板姓何,三十来岁,人很精明。头一回跟我签的时候他说:“老陈,别人给我价高,我为什么给你?”
我说:“因为我拉走以后,不会有人半夜往河里倒。”
他笑了,签了三年。
我不瞒你说,这四样东西,撑起了我一半的家底。
纸壳子是天天有的,量大,稳定,是底子。可底子只够你活着,不够你往上走。
真正往上走的那几步,都是别人不愿意弯腰的地方。
我雇过一个小工,姓吴,二十出头,干了两个月就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陈哥,这活儿太脏了,闻着味儿吃不下饭。”
我说:“你嫌它脏,它不嫌你穷。”
他没说话,走了。去年我在街上碰见他,在送外卖。他认出我,喊了声陈哥,笑了一下,骑车走了。
我站在路边看了他一会儿,心里不是滋味。其实这活儿脏是真脏,我不骗人。夏天纸壳子里闷出来的味儿,冬天拆铁皮冻裂的手,都是实的。
我儿子陈小满去年大学毕业,学的是物流。
他回来那天,我正蹲在院子里拆一台旧洗衣机。他站在门口看了我半天,说:“爸,你身上全是灰。”
我说:“你身上干净,是因为你爸身上有灰。”
他在家待了三个月,天天跟着我转。我以为他嫌弃,结果他背着我做了一件大事。
他给我弄了个小程序,叫“陈记回收”,居民下单,我这边派车。头一个月只接了七十多单,第二个月三百多单。
第三个月,他跟我说:“爸,我要接手。”
我把手里的钢锯递给他,说:“行。但有三条。”
他说:“我知道。秤要准,话要实,来路不明的不收。”
我说:“你还得加一条。”
他说:“哪条?”
我说:“上门收东西的时候,先问问人家,有没有什么是不该扔的。”
去年春天,城南一个老小区拆迁。一户人家把老人的东西全清了,旧收音机、旧闹钟、旧铁盒子,装了六个蛇皮袋,一百二十块钱卖给我。
我在场子里清的时候,从一个铁盒子的夹层里摸出一个信封。
我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是个中年男人。他沉默了很久,说:“那是我爸的字。”
第二天他开车过来,把东西拿走,硬塞给我两千块钱。我没要,最后收了他一包烟。
他上车前回头跟我说了一句:“陈师傅,我差点把我爸这辈子都卖了。”
我站在院子里没动,抽完那根烟才回去干活。
收废品这行,说白了,是在别人的旧日子里翻东西。
有人扔的是废纸,有人扔的是一段没人愿意再提的日子。
你得认得出哪些该卖,哪些该还。
我干了十八年,认识的人来来去去。老魏三年前走了,走之前把他那把老秤给了我。我到现在还留着,挂在院子的墙上,不用,就是挂着。
王秀兰现在管着账,闲下来就坐在门口择菜。她有时候说:“立国,你这辈子就干这个了?”
我说:“干到干不动为止。”
她说:“那你干得挺好。”
就这么一句,我听着比挣一万块都舒服。
现在我每天还是五点起。天没亮,货车先热着,我泡一缸茶,站在院子里听远处早市的动静。
院子角落里堆着纸壳、铁皮、旧家电,还有几筐拆下来的铜。风一吹,塑料布哗啦啦响。
有人从门口过,捂着鼻子快走两步。我不怪他。
他不知道,那一堆他捂着鼻子绕开的东西里,有一台冰箱的压缩机,有一把老手机的相册,有一个孩子的奖状,有一个老人的存折。
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是垃圾,在我这儿,是日子,是脸面,是一个河南汉子在江城站了十八年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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