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巴比伦财富俱乐部
昨晚,德鲁克昨晚托梦给我,请我转达他对字节,以及字节时间的三个建议。
最近围绕“中国互联网是不是进入了字节时间”,秦朔和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的争论,已经从数据口径走到了彼此立场,后来又进入名誉权诉讼。11月2日,秦朔表示已就李亮相关言论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李亮回应会积极应诉。到目前为止,诉讼仍在进行,法院还没有作出裁判。
今天,“浙江宣传”提出五个追问:用户交出的注意力换来了什么?内容有没有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好作品在海量内容里占多大比重?产品是否考虑让用户变得更好?企业站在高光处,是否懂得敬畏?
这五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但我想,如果把它们带到企业经营现场,或许还能再往前追问一步:一个平台的用户时长持续增长,究竟证明了什么?
德鲁克的管理思想,恰好能帮助我们把争论从“谁说得更有道理”,带到企业必须回答的三个问题:顾客得到了什么?企业真正做成了什么?企业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第一个建议:别只问用户留下了多久,要问顾客得到了什么
德鲁克谈企业,首先谈目的。他认为,企业的目的在企业之外,在于创造顾客。顾客不是一个抽象的流量数字,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他为什么来?他需要什么?他愿意为什么付出时间和金钱?德鲁克研究所整理的管理问题中,也把“顾客是谁”和“顾客看重什么”放在核心位置。
这就让我们重新看待“用户时长”。
这场争论中有一个重要区别:“字节时间”可以是对一组使用时长数据的概括,但不能仅凭这组数据,就推出中国互联网的全部格局,更不能直接推出法律意义上的市场支配地位。
这个区别需要讲清楚。但把数据口径厘清之后,另一个经营问题仍然在:使用时长上升,代表用户得到了更多价值吗?
不一定。
有的人看短剧,是因为剧情紧凑,能在忙碌生活里获得片刻放松;有人看短视频,是为了学一道菜、看一场比赛,或和朋友分享一段有趣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时间花得值得。也有人原本只打算看几分钟,退出时却发现已经过去很久,甚至觉得疲惫、空虚。这些感受都真实存在,但不能用一种感受代表所有用户。
平台不能替用户规定什么娱乐才高级,也不能简单地把“爽”归为低价值。快乐本身就是一种需求。问题在于,用户停留的时间到底来自满足,还是来自产品机制让他很难停下来?企业有没有认真区分这两者?
这是德鲁克式的追问:顾客真正看重什么?企业提供的东西,是否满足了这种需要?
对于内容平台来说,时长是重要的经营指标。它能帮助企业了解用户是否愿意留下,也关系到广告、内容分发和商业化。但时长仍然只是一个指标。它告诉我们用户待了多久,却不一定告诉我们用户为什么留下、离开时带走了什么。
平台如果只看时间,就容易把“用户留下来”误读为“用户获得了价值”。企业需要做的,是继续追问用户来这里的目的,理解不同用户的使用体验,并观察用户离开产品之后的评价。平台当然可以靠好内容、流畅推荐和娱乐体验增加使用时间,但它需要知道,这些时间究竟为用户创造了什么。
占有用户时间,是平台的能力;让用户认可这段时间的价值,才是企业的成果。
第二个建议:别拿少数好作品,代替对整体产品的检验
浙江宣传的第三和第四个追问,指向的都是产品:平台里好作品占多大比重?产品设计有没有考虑让用户变得更好?
这两个问题,不能只靠展示几个精品回答。
一家平台当然可以推出优秀内容,短剧里也可以有有趣的故事、专业的表达和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但“我们有好作品”,不等于“用户通常能看到好作品”。如果用户打开应用后的主流体验,与平台拿来展示的精品相差很远,那么平台真正需要检查的,可能不是个别作品,而是内容如何生产、如何分发、什么内容更容易获得推荐。
平台算法并非只在内容发布之后做一道技术筛选。推荐机制会影响创作者生产什么,也会影响用户反复看见什么。哪类内容更容易带来点击、互动和停留,创作者就会更愿意沿着这条路投入。长期下来,平台的经营目标会进入内容生产,内容生产又会反过来强化用户习惯。
所以,平台真正要回答的,不只是“有没有好内容”,而是:好内容能不能被普通用户遇见?用户日常刷到的内容结构,是否符合平台希望创造的价值?
德鲁克强调,管理不是把每件事做得更有效率,而是确保组织在做正确的事。效率回答的是“怎样做得更快、更好”;效果回答的是“这件事究竟值不值得做”。他的经典提醒是:即便把事情做得非常高效,如果事情本身不该做,效率也没有意义。
把这层意思放进平台经营里,留存、点击率、日活、用户时长都可以帮助团队提高效率,但它们不能自动回答产品有没有效果。如果一个团队把所有创造力都用来提高用户停留,却很少追问用户是否获得了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可能做成了“让人更难离开”的产品,却没有真正解决顾客的问题。
同样,“让用户变得更好”也需要认真解释。它不应该成为平台替用户安排生活、替用户判断内容高低的理由。用户有权选择娱乐、消遣和放松,平台也不需要把每条内容都改造成课程。但企业至少可以问:产品是在帮助用户实现自己的目的,还是在不断制造新的停留理由?用户能不能清楚地选择、暂停和退出?平台推荐的内容,是否回应了用户的兴趣,还是只追逐更强烈的刺激?
这不是要否定增长,而是要求企业别把增长的代理指标当成顾客价值本身。企业可以追求用户活跃,但还要看用户是否满意、是否愿意回来、是否觉得使用时间花得值得。内容平台可以宣传精品,但也要审视普通用户每天实际接触到的内容。
第三个建议:企业越有影响力,越要对影响负责
浙江宣传的第五个问题是:平台站在高光处,是否懂得敬畏?
德鲁克谈企业责任时,强调组织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以自身为终点。企业当然要盈利,否则无法持续;但企业的经营活动会影响员工、顾客和社会,管理者必须面对这些影响。德鲁克曾把“管理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列为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
当企业的产品触达越来越多人,用户时间、注意力和内容偏好都成为商业经营的一部分时,企业有没有把这些影响纳入自己的决策?
平台可以说,内容是创作者生产的,用户是自愿选择的。这些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平台同时设计推荐规则、管理内容分发、掌握用户数据,也从用户停留中获得商业收益。既然企业能从系统中获得增长,就不能把系统产生的所有后果都推给用户和创作者。
一场论战,最后应该回到经营现场
“浙江宣传”的五个追问,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三个德鲁克式的问题:用户得到了什么?企业真正做成了什么?企业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这三个问题不只针对字节,也不只针对短视频、短剧平台。任何一家企业都可能把某个指标越做越好,却慢慢忘了指标背后的顾客;都可能拿少数成功产品证明整体方向正确,却没有检查普通用户的日常体验;也都可能在影响力变大后,把外部质疑当成沟通风险,而不是经营反馈。
我认为,这场争论真正留下的,不是“字节时间”这个词最后能不能成为行业共识,而是每个产品负责人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用户把更多时间交给了企业,企业有没有创造出相应的价值?
企业当然要增长。平台也可以利用技术和内容满足人的娱乐需求,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但增长不能只用“用户留了多久”来证明。更完整的经营判断还应该看:顾客是否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体验,产品是否持续提供了值得使用的内容,企业是否愿意为自己的社会影响承担责任。
德鲁克给今天平台的三个建议,归根到底不是反对增长,而是把增长重新放回管理的基本问题里:顾客是谁,顾客看重什么,组织创造了什么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用户把时间交给平台,是市场选择;平台要回答的,是这份时间有没有被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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