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日本国内,89岁的栗原义雄面对电视镜头,重新翻开了一本保存多年的旧日记。纸页上的字迹已经褪色,可他提到一个名字时,语气仍然停顿了很久:左光亚,一名被关押在日军细菌战部队中的中国医生。
那本日记记录的,不是普通军医的工作,而是一场以活人为对象的残酷试验。栗原义雄晚年回忆说,自己年轻时曾亲手参与其中。遗憾的是,这段经历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反而成为他此后不断自责的根源。
1932年3月,栗原义雄在东京接受军方训练,随后被分配到第一陆军病院。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队不断扩张,医学生和卫生人员也被大量征召。栗原义雄不愿奔赴前线,后来进入石井四郎主持的防疫研究机构。
那时的研究机构尚未形成后来那种庞大规模。栗原义雄和几名年轻医学生,日常工作主要是清扫房间、搬运器械。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带入的并非普通医疗单位,而是一套披着医学外衣的杀人机器。
1935年前后,栗原义雄等人被调往哈尔滨近郊的背荫河。这里是后来平房基地的前身,日方通常称作“东乡部队”或“老基地”。几间实验用房内,摆放着从日本运来的设备,消毒器械、实验台和各种仪器一应俱全。
表面上看,这里有严格的军纪和专业分工;实际上,医学知识被彻底异化。被关押者被日军称作“马路达”,这个词本身就是对人的抹除。中国人占多数,也有俄国人以及其他被捕人员。
基地空间狭窄,关押者没有正常牢房,而是被塞进特制铁笼。一个笼子里往往挤着几十人,吃喝拉撒都在其中,脚上还带着沉重的脚镣。栗原义雄后来在日记中画下铁笼的样子,承认自己第一次看到时受到了强烈震动。
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刚到基地不久便被安排的“耐渴试验”。所谓试验,并不是治疗疾病,而是限制被关押者的食物和饮水,再观察身体能够支撑多久。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操作,整个过程被包装成所谓科学数据。
石井四郎曾对部下宣称,这些被关押者都是凶恶罪犯,拿他们做实验是为了给人类作贡献。这样的说辞,既是欺骗,也是命令。栗原义雄很快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负责的三个人中,至少有两人只是普通农民。
他们来自哈尔滨五常一带,因被怀疑向苏军提供情报而遭到逮捕。另一个人则是医生,名字叫左光亚。根据栗原义雄晚年的回忆,左光亚原籍河北,曾救助过抗日人员,因此遭到日本宪兵拘捕。
左光亚在审讯中遭受长期殴打,仍没有交代所谓情报。日本宪兵无法从他口中得到答案,便把他送进了背荫河基地。到了这里,他不再被当作医生审讯,而被当作一组可以反复观察的“数据”。
栗原义雄曾产生过迟疑,尤其面对同为医生的左光亚,他不愿看着对方死去。但在军队体制下,拒绝命令意味着严厉惩罚,甚至可能丢掉性命。实验依旧继续,三名中国人每天只能得到极少量饮水,完全没有粮食。
第一天和第二天,他们还能够勉强支撑。到了第三天、第四天,身体迅速衰弱。两名农民先后死亡,左光亚却仍在坚持。栗原义雄回忆,左光亚已经虚弱到无法站立,饥饿使他失去意识,甚至试图咬食自己的手和地上的草。
“他是医生,不是匪徒。”栗原义雄曾这样对同伴说。
没有人回答。命令下达后,记录必须继续。
左光亚最终坚持到第六天下午。对栗原义雄而言,这个结果被写进了实验报告;对左光亚本人而言,却意味着生命被一点点剥夺。三具遗体没有墓地,也没有姓名标记,直接被送进焚烧设施处理。
这正是731部队罪行最令人震惊之处:它并非偶然的失控暴行,而是由军医、卫生兵、记录员和管理者共同参与的制度化犯罪。实验有项目,死亡有记录,尸体有处理流程,人的痛苦被压缩成几行数字。
栗原义雄后来承认,自己当年曾因获得“数据”而兴奋过,甚至连续几晚整理报告。多年以后,当他再次翻看日记,面对的已经不是医学成果,而是三个被自己参与推向死亡的人。
1995年的采访中,他反复提到左光亚。那名中国医生没有留下完整遗物,也没有墓碑,只有一段被写进日军记录、后来又被参与者带入晚年的记忆。栗原义雄说:“左光亚医生的死让我难忘,我对他愧疚了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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