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北京,交通部部长叶飞面对会上压来的批评,没有低头拿起笔。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一份检讨,更是中国远洋运输究竟走哪条路的问题。
事情的起点,是一批远洋船。
当时,中国对外贸易逐步扩大,可自有远洋船队规模偏小,许多货物运输要依靠外国船只。租船费用高不说,遇到特殊情况,还容易受制于人。对一个正在恢复建设的国家而言,这绝不是小事。
叶飞到交通部任职时,已经有多年没有正常工作。1975年1月,他重新走上岗位,面对的是机构运转不畅、干部队伍受冲击、积压问题较多的局面。按一般人的想法,先把内部事务理顺,已经够忙了。
他却把目光放到了更远处。
叶飞在福建工作多年,对交通建设的重要性体会很深。厦门海堤、鹰厦铁路这些工程,解决的不仅是通行问题,也关系到沿海地区的工业布局和国防需要。到了交通部,他依然坚持一个判断:没有自己的远洋运输力量,国家的外贸运输就难以真正掌握主动。
有一次,叶飞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远洋船队的规模引起了关注。有关领导明确提出,中国船队不能长期停留在几百万吨的水平,应尽快扩大规模,逐步形成能够承担外贸运输任务的力量。
目标定下来了,难处却接踵而来。
当时国内造船能力有限,短期内大批建造适合远洋运输的船舶,并不现实。购买外国船只,需要大量资金;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提出购买外国船舶,又容易被扣上“崇洋”的帽子。
叶飞没有把问题停留在争论上。他组织人员了解国际船价、贷款条件和船舶质量,经过比较后认为,国际市场上部分船舶价格处于低位,若能利用信贷方式采购,就有可能用较小的资金压力,迅速扩大船队。
这个方案的关键,是尽量不增加国家当期财政负担。交通部门为此联系金融机构,研究贷款购船的办法,同时请船舶、航运和财务方面的人员组成工作班子,对船龄、性能、价格和运营收益逐项核查。
这里面没有什么轻松可言。买来的船能不能用,贷款能不能偿还,船员能不能配齐,每一项都要承担责任。叶飞知道,方案一旦失败,批评不会只落在业务层面。
但采购工作还是推进了。经过一段时间努力,船队规模得到扩大,相关人员也开始筹备船员、维修和管理体系。对交通部门来说,这不是简单添置几条船,而是补上一块长期欠缺的基础能力。
偏偏在这时,形势突然收紧。
1976年春,交通部门接到停止继续购船的要求。已经展开的工作被迫按下暂停键,叶飞感到焦急,却没有贸然行事。他清楚,远洋运输建设牵涉国家外贸和长远布局,不能靠一时情绪硬闯,也不能因为外部压力就把前期决策一概否定。
几个月后,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有人把购买外国船舶的问题提出来,认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要求交通部门作出检查。矛头很快指向叶飞本人。
对这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将来说,接受工作上的质询并不奇怪,可把经过中央研究批准的事情说成错误,再要求执行部门为此检讨,他无法接受。
据有关回忆,叶飞当场站起来,语气十分强硬:“买船是中央决定的,这个问题不能由我们自己检讨。真有责任,我这个部长来承担。”
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有人劝他缓和一些,叶飞却没有退让。他又说:“要讨论,就到该讨论的地方去讨论。政治局决定的事情,不能让执行部门背着责任写检讨。”
这几句话,分量很重。
叶飞并不是不知道当时的风险。相反,他比许多人更清楚,公开顶住压力可能带来什么后果。可他认为,干部如果连已经核实过、经批准的工作都不敢负责,下面的人只会更加畏缩,国家建设也会失去连续性。
王洪文听完后十分恼火,拍了桌子,随即离开会场。之后,针对叶飞和交通部门的批评仍在继续,相关舆论压力也没有马上消失。叶飞没有写下那份检讨,而是继续处理船队建设、港口衔接和运输管理等事务。
值得一提的是,叶飞的强硬并非单纯逞一时之勇。他此前在福建主持建设时,就习惯把问题落到工程、物资和人员上;到交通部后,他又为受到不当审查的干部争取复查,使部分业务骨干重新回到岗位。这些经历让他明白,恢复秩序不能只靠口号,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远洋船队的建设后来几经调整,相关工作也受到当时局势影响,并非一帆风顺。但叶飞坚持的方向没有改变:国家必须拥有与外贸发展相适应的运输能力,不能长期把命运寄托在租用外国船只上。
1999年4月18日,叶飞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那场拍桌子的争执,留在许多回忆材料里,并不是因为场面激烈,而是因为在关键问题上,他选择把“责任”两个字扛在自己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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