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1日,内蒙古一处打井工地,给水团团长李国安腰缠钢围腰,侧卧在沙土和井管旁,指挥工人下管。六七级风卷着黄沙扑面而来,他很快被埋成了一个“小沙丘”。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躺着指挥的人,后来会让一位七十多岁的牧民红了眼眶。
那口井的背后,是边防官兵和牧民几十年的盼望。早在20世纪60年代,驻守巴丹吉林沙漠北缘的部队就开始找水,前后挖出四十多个黑窟窿,终于找到一眼井,却只能打出苦水。官兵没有抱怨,反而把它称作“甜水井”,这个地名也由此留了下来。
水有多珍贵?连队平时要到七十五公里外拉水。1963年,运水车途中发生故障,官兵连续两天两夜没有正常饮水,周恩来得知后,曾调派直升机为连队送水,并要求有关方面增配运水车辆。可因为地下含水层难以确定,这个问题仍拖了三十多年。
李国安真正把这件事扛到肩上,是在1992年以后。连续三个夏天,他带着工程技术人员穿行戈壁,顶着五十多摄氏度的高温工作,胶鞋底甚至被烤得变形。三年间,他们把连队周边约一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反复勘察,终于找到了地下淡水存在的依据。
1995年6月15日,钻机终于打出了清甜的井水。战士们捧着水又唱又跳,有人含着泪说:“这水甜,是因为连着中南海。”李国安没有把掌声当成自己的功劳。他明白,水井打出的不只是饮用水,更是边防官兵多年坚守换来的尊严。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把目光停在一个连队。内蒙古不少地区属于贫水区,牧民饮用苦水,牲畜因缺水减少,草场也不断退化。有牧民唱歌时,把“这里的生活多美好”改成“这里的生活多痛苦”。李国安问其缘故,对方只说:“没有水,羊少了,骆驼没了,家也散了。”
在一些地方,井水呈啤酒色,含有较多气体,甚至可以被火柴点燃。边防官兵长期缺水,嘴唇干裂,皮肤生癣,头发粘结在一起。有的连队因为实在无法保障饮水,只得向后撤退。一次,李国安到一个边防连,连队只留下四个人,其中一名干部远远跑来报告,几个人敲锣打鼓迎接他。那声音听着热闹,却像重锤一样落在他的心上。
他对身边人说:“找不到甜水,我这个给水团长就是失职。”这句话并非一时激动,而是他此后工作的准则。经过持续努力,集宁至二连浩特一线以西的内蒙古边防,大部分连队陆续用上了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并逐步实现自来水化、深井化和卫生水化,供水也延伸到食堂、宿舍、温棚和浴室。
1993年深秋,两个牧民老人来到给水团。他们带来一只布袋和一个黑色皮包,里面装着村民凑出的六万元,其中不少是五元、十元,甚至一角、两角的旧钞。老人说:“这是两千多乡亲的心意,井一定要打。”
李国安看着那一沓沓皱巴巴的钞票,知道每一张都带着庄稼人的汗水。团党委很快决定,即使自己贴钱,也要帮助村民打井。偏偏井位确定后,李国安因病住院。第二年出院,他没有回家休养,而是直接赶到工地,二十多天里五次到现场。
下井管那天,他从一百公里外赶来。腰椎手术后的疼痛让他站不住,也坐不稳,只能侧卧在井旁指挥。当天,整整一百零一根井管连续下了十一小时,总长三百零三米,他一步也没有离开。老人得知他就是团长,流着泪说:“我活了七十多岁,没见过这样的当官的。”
李国安的身体,早已不是普通人的身体。腰椎管肿瘤手术后,他的三块椎骨各被切去一部分,下腰部留下难以愈合的骨槽。医生警告过,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下肢瘫痪,可他只休养了很短时间,便提出勘察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
出发前,主刀专家程东源专程劝他至少休息一年,团领导也希望由别人代替。李国安却坚持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坐着吉普车穿越戈壁、沙地和山地,车辆无法到达的地方,就拄着木棍徒步。普通木棍后来换成拖把杆,再换成战士用白蜡木制作的拐杖。
四个多月里,他行程两万四千八百公里,完成了全线水文地质勘察,确定一百零九眼井位,形成二十二万字专题报告,为解决边疆十万军民饮水问题提供了依据。一路上,车辆保险架断裂五次,减震器损坏四次,车身也被风沙打得满是麻点。
事业之外,他并非没有亏欠。李国安四岁丧父,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1992年,组织分给他一套住房,他却转让给住房条件更差的政委。母亲没有责怪,只说:“小安,你做得对。”可老人终究没能住进属于自己的房子,便在1993年4月病逝。
妻子受伤、儿子成长、母亲病危,他都常常不能陪伴。儿子李源有一次忍不住说:“你如果再不管我的事,就不认你这个爸爸了!”李国安听后沉默很久,才意识到自己把全部时间交给了边防,也把家庭的许多责任压在了妻子肩上。
后来,李源听完父亲的报告,才逐渐明白这个名字的分量:所谓“国安”,不是只顾一家安稳,而是把国泰民安当成了终身要做的事情。对李国安而言,一眼甜水井、一份水文报告、一次边防跋涉,都是这四个字最具体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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