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号。”九十一岁的周粉英说出这句话时，眼睛早已看不见了。
二〇〇七年，江苏如皋白蒲镇杨家园村，一位老人坐在家里。儿子姜伟勋给她念报纸，报上说，南京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受害者雷桂英去世了。
老人听着，忽然问了一句：“哪个人去世啦？”
儿子把话说明白。屋里安静下来。
周粉英的眼泪又下来了。
她憋了近七十年的那句话，终于从喉咙里挤出来：“其实，我也曾是慰安妇。”
这扇门一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她生于一九一七年，娘家在江苏如皋汶池村。家里穷，孩子多，父母养不动她。两岁时，她曾被放到大路边，盼着好心人捡走。
她哭了。
邻居看见，又把她抱回家。
可穷日子没有给她太多退路。五岁那年，她被送到杨家园村倪家做童养媳。她将来的丈夫叫倪金城，比她大五岁。
小姑娘进了别人家，吃饭、穿衣、做活，都得看人脸色。
她长大后，和倪金城成了婚。那是一九三六年，她十九岁，倪金城二十四岁。
日子并不宽裕。夫妻俩分出来单过，住的是茅草屋边搭出来的一间小屋，泥墙糊好，就算新房。
可她后来回忆，倪金城对她好。
这点好，在乱世里很轻，也很重。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打进如皋。三月十九日，日军侵占如皋城。白蒲镇也很快陷入恐惧里。
周粉英被抓那天，是她二十二岁生日，农历二月二十二。
倪金城在地里干活，不在家。村里有人喊，汉奸带日本兵来抓女娃子了。
她和一个同伴往外跑，过了小河，躲进一户农家的磨房。磨房里有个大磨盘，两个人钻到磨盘下面。
还是被找到了。
领路的人知道她们。抓人的人推着木架车，绳子先绑脚，再把人抬上独轮车，一边一个，横七竖八捆住。
七八里路。
车轮在土路上颠，她们被推到白蒲镇史家巷一号。那里原是中兴旅馆，旅馆老板早已逃难。
门一关，她看见的不是一个人。
是二十来个被抓来的年轻女子。
往后还会更多。
日军给她们编号。不是按进门先后排，而是按长相排。周粉英胸前被别上一块白布牌，红字，长方形。
牌子上写着“一”。
她后来只记得，自己是“一号”。
这个数字不是荣耀。
是伤口。
旅馆院子有人看守，她们不能随便出去。屋里有小床、小凳、小桌。吃饭时到大房间，一天两顿，中午一顿，傍晚一顿。洗脸布、洗脚布，许多人共用。
日本兵来时，不叫名字，只叫编号。
人就这样被抹掉了。
周粉英第一次看见日本兵，吓得一直哭。对方把刺刀压到她胸口、脖颈一带，像下一刻就要杀人。
她不敢动。
她天天哭。
眼睛就是这样一点点坏下去的。
更难熬的是，她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门口有人守着，院里有人管着，来的人一拨又一拨。有人病了，也逃不开这座旅馆的墙。
白蒲镇上有个在伪政府做书记员的人，后来替她交了一笔钱，把她保了出去。
那时已是夏天。
她终于从史家巷一号出来，第一件事不是另找生路，而是回家找倪金城。
她有自己的男人。
倪金城没有立刻走。可仇恨埋在心里，压不住。
一九四〇年底，他离开家，去找抗日队伍。周粉英早上醒来，发现人不见了。她明白，他是去杀日本兵了。
这一走，再没回来。
她一直等。
一九四三年，一个姓姜的男人常帮她干活，提出和她一起过日子。她起初不肯，后来答应，却撂下一句话：如果金城回来，她还是要跟金城过。
门口没有等回倪金城。
一九五〇年三月，她收到文件，才知道倪金城已是新四军老一团战士，一九四一年在太兴县古溪战斗中牺牲，并被授予烈士称号。
她这才知道，自己等的那个人，早在九年前就没了。
眼泪又下来。
她的眼睛，终究全黑了。
晚年的周粉英坐在躺椅上，已经起身困难。可她仍把头发梳得整齐，衣服穿得平整干净。要从椅子上起来，哪怕看不见，也会戴好草帽，把带子系在下巴处。
她还记得体面。
二〇〇七年六月，儿子背着她来到白蒲镇史家巷一号。她认不出墙，也看不见门，只能靠记忆指认那个地方。
“就是这里。”
那一年，她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她不是为了让人围观伤口。她要留下证言。
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强征“慰安妇”历史时，她的经历就是无法抹去的一页。
二〇〇八年七月六日，周粉英在家中去世。
她活了九十一岁。
史家巷一号还在。如皋白蒲镇那座旧旅馆的遗址，墙面斑驳，门洞沉默。人走过去，只看见一处普通旧址。
可在一九三八年春，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子被绑上车，胸前别着“一号”布牌，被推进了那扇门。
她再出来时，天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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