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冬，河北涉县西达乡东达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村口。车门刚打开，乡亲们便围了上来。几十年过去，村里不少人已经两鬓斑白，可他们还是一眼认出了韦杰。
“韦司令回来了！”
叫喊声此起彼伏。韦杰从车上下来，身边跟着女儿韦虹。村民们看着这位陌生的中年妇女，既觉得面熟，又不敢贸然相认。韦杰见状笑了笑，说她就是当年在村里出生的“漳北”。
这个名字一出口，许多人的记忆被重新打开。
抗日战争时期，东达村曾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活动区域的重要村庄。村子不大，却与部队往来密切。战士们在前线作战，乡亲们便在后方尽力照应。有人生病，村民帮着寻土方；部队缺粮，百姓就把家中仅有的粮食拿出来。
那时候，军民之间没有多少客套话。战士进了谁家，端起一碗热饭便能吃下去；乡亲遇到难处，也敢直接找到部队反映。条件艰苦，却有一份实在的信任撑着。
韦虹出生后不久，形势仍然紧张。孩子只有三天大，韦杰夫妇便把她送到东达村一户贫苦农民家中抚养。这个决定并不轻松，却是战争年代许多军人家庭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孩子留在村里，至少能避开随部队转移的风险。
韦虹的乳名“漳北”，便是在那段岁月里留下的印记。她在农家长大，吃的是粗粮，穿的是旧衣，却得到了一位农村妇女细致的照料。家里有什么好吃的，老人总要先留给孩子；外面再乱，也尽力不让她受惊。
这次回村，韦杰没有急着叙旧，而是带着女儿去找当年的养育人。道路还是那条道路，只是两旁的房屋和树木已经变了模样。陪同的乡亲说起往事，提到韦杰从前常抱着小漳北在村里走动，战场上缴获的一点白糖、小米，也舍不得自己享用。
韦虹安静地听着。她对童年的许多细节已经模糊，但乡亲们的几句话，让那些零散的画面慢慢有了轮廓。
院子里，一位老人正在整理庄稼。韦杰走近后喊道：“我把北儿带回来了！”
屋里走出一位白发老妇人。韦杰拉着女儿上前，声音明显激动起来：“这是北儿，这是你另一个妈妈。”
老人端详着韦虹，韦虹也看着老人。多年没有见面，容貌早已改变，可亲近感并没有完全消失。那位曾经抱过她、喂过她的妇女，已经从记忆里的年轻人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韦虹上前拥抱了她，院子里一时没人说话。
随后，乡亲们把家中舍不得吃的东西拿了出来。有人送来鸡蛋，有人拿来粮食，老人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家常饭。饭菜并不奢华，却聚集了一个村庄对旧日亲人的记挂。
值得一提的是，韦杰并不是只在这一天表达感激。韦虹离开东达村后，仍与养育她的老人一家保持联系，逢年过节寄去钱物。对她而言，这不是一次探访，而是对童年养育之恩的持续回应。
韦杰对亲情的看法，也来自自己的经历。他出身农村，深知贫困会怎样限制一个家庭。担任部队领导后，他生活依旧节俭，个人开销很少，却长期接济老家的亲属，还收养了两个侄子，承担他们读书所需的费用。
1965年，韦杰的大女儿韦临光参加工作，月收入只有53元。韦杰知道女儿刚开始工作，手头并不宽裕，仍把一名堂兄的生活和学习托付给她。韦临光每月拿出30元，直到堂兄完成学业。
这笔钱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并不轻松。可在韦杰看来，老家要改变贫困面貌，总得有人先把孩子扶起来。他曾对家人说：“他们需要帮助，就不能不管。”
这种负担延续到他病重之时。住进北京三〇一医院后，韦杰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仍惦记着老家的汇款。一次醒来，他问女儿韦临光：“给老家的钱，寄过去了吗？”
女儿回答：“寄了。”
韦杰听完，只说了一句：“好。”随后又陷入昏睡。
东达村的那顿饭，留在了韦虹的记忆里；病床前关于汇款的询问，也留在了家人的记忆里。一个牵挂着养育自己的村庄，一个惦记着远方的亲属，都是韦杰一家对“不能忘本”这三个字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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