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28号,是个星期天。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亚瑟港。中午的太阳照在石墙上,海风吹过来,带一点咸味。这地方一百多年前是英国人流放犯人的监狱,后来成了旅游景点。游客买票、拍照,孩子在后头的草坪上跑。
广箭咖啡馆里,有人在吃午饭。
一个28岁的年轻人背着运动包走进来,找了个位子坐下,点了餐。
他吃得不快。
吃完,他站起来,走到门口,转过身,拉开包的拉链。
后来的事,澳大利亚人记了快三十年。
这个年轻人叫马丁・布莱恩特,霍巴特人,1967年生。
他不是临时起意。那天上午,他先去了附近的海景旅馆,开枪打死了旅馆的老板夫妇——大卫・马丁和萨莉・马丁。然后他开车,往亚瑟港历史遗址去。
包里装着一支柯尔特AR-15半自动步枪,一支FN步枪,还有一支12号口径的半自动霰弹枪。
这三支枪,全是他合法买的。
他买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那几年,他陆陆续续地办执照、挑型号、囤子弹。邻居只知道这小伙子喜欢打靶,没人觉得一个安静的年轻人家里放几支枪有什么问题。案发那天早上出门前,他专门去买了一个运动包,用来装枪。这个细节,后来写进了法庭的记录里。
咱得说说那时候的塔斯马尼亚。
九十年代的澳大利亚,枪管得松,而且各州各管各的。塔斯马尼亚的枪法,是全澳最松的之一。一个有普通射击执照的人,可以合法拥有好几支连发武器,子弹想买多少买多少,很多枪没登记,也没有人上门查你怎么存。
1991年,联邦政府禁过军用风格速射武器的进口。可市面早就流出去的那些,还在民间躺着。
一个心里有恨的人,只要有钱、有执照,就能把一支能在一分钟里打出几十发子弹的枪,放进自己车的后备箱。
布莱恩特从小就不是个合群的孩子。
他孤僻,朋友少,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他对烟花和枪有种说不清的迷恋。长大后,他没什么正经工作,日子过得边缘。
1987年前后,他认识了一位年纪很大的女性海伦・哈维,两人来往多年。1992年,海伦在一场车祸里去世,他继承了部分财产。有了钱,他买了枪。
关于他的动机,官方的说法一直很含糊——愤怒,怨恨,说不清。他自己也没有给出过一个完整的解释。
这不是一个能讲清楚的案子。可它造成的后果,清清楚楚。
那天在咖啡馆,在停车场,在通往景区的路上,一共35个人没能回家,23个人受伤。
死者里有游客,有工作人员,有带着孩子来玩的父母。
沃尔特・米卡克那天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在景区。枪响之后,他失去了妻子娜内特,还有六岁的阿拉娜和三岁的玛德琳。后来,他创立了以两个女儿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专门做儿童安全这一块。
一个父亲,把两个孩子的名字,变成了一间基金会。这事你琢磨琢磨,得需要多大的劲儿才能撑住。
亚瑟港在一个半岛上,进出只有一条路。救护车从霍巴特赶过来,要跑四十多公里。那天中午,那条路上全是警笛。
消息传出去的时候,全澳大利亚都愣住了。
不是因为凶手的疯狂——世界上疯狂的人不少。是因为大家突然发现:这样一个人,这样几支枪,居然是合法的。
追捕没拖太久。
布莱恩特离开景区后,回到了海景旅馆,挟持人质,跟警察对峙。警察把周围封了,双方僵了一夜。第二天旅馆起火,他从火里跑出来,身上烧伤,被警察按住了。
他没有死。审判因此得以进行,责任也因此有了一个法律上的答案。
1996年10月,他在塔斯马尼亚最高法院认罪。11月22号,法院判了73项罪名,其中包括35项谋杀罪,35个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他后来被关在霍巴特一处戒备森严的监所里,至今没有出来的可能。
一个人,35个无期。
这场审判没怎么来回折腾。他认了罪,法庭要搞清楚的只是他有没有责任,不是他心里怎么想的。至于“为什么”,卷宗里留下的东西挺少的。对外头的人来说,那三个字从那天起就成了一个怎么也填不满的坑。
可判决只能回答“是谁干的”,答不了另一个问题——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能这么容易搞到这种枪?
惨案发生后的第十天,5月10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开了个会,决定推动一套全国统一的严枪法。
当时的总理约翰·霍华德推这个事,推得特别坚决。反对的声音也不小——射击运动协会的人上街了,说我们打了半辈子靶,凭什么一晚上过去就成了罪犯;一些靠枪吃饭的州议员也硬顶着不让步。
霍华德在议会里讲过一句话,大意是:他想趁着这个最痛的时候,把这个国家对枪的态度,彻底掰过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快得有点不像政治。
十二天之内,各州和领地接连通过了立法。这些立法不是说每个州自己拍脑袋想的,是大家坐下来谈出来的一套底线:禁止半自动步枪和半自动霰弹枪,禁止自动武器;买枪要有执照,要背景审查,要等28天冷静期,还要说明“正当理由”——自卫不算正当理由;枪要登记,要按规定放好。
然后是回购。
政府加了税,拿这笔钱,把民间不合新规的枪一支一支买回来。最后收上来超过65万支,花了大概3.04亿澳元。这笔钱不是小数,可跟三十五条命摆在一起,账谁都会算。
65万支是什么概念?那不是65万件家具,是65万条随时可能走火的命。
回购也不是收了就完事。政府给钱,给期限,给豁免——你把不合规的枪交上来,不追究你之前的责任。很多枪支持有者一边骂,一边把枪送去警局。
这套规矩,后来被叫作《国家枪支协议》。它不是那种联邦政府一个人说了算的文件,是联邦和各州、各领地一家一家谈出来的共同底线。
有人说,那几年澳大利亚的枪支持有者怨气挺大,上街抗议,说这是剥夺他们的财产。也有人说,正是这一刀切下去,把后面二十多年里可能发生的几十起惨案,提前摁灭了。
老欧不想替哪个国家唱赞歌。可这个对比就摆在那儿:同样是民间大量持枪,一个国家的法律,决定了一个人端起枪之前,要过几道门槛。
门槛越少,代价越大。
这话听着像大道理,可那天中午的每一分钟,都是这条道理在收利息。
咱回过头再说说布莱恩特这个人。
媒体后来给他贴了不少标签,说什么“天生恶魔”“冷血杀手”。老欧不太信这个。
他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小被孤立,被欺负,没人管他心里那点扭曲的东西长成了什么样。他喜欢枪,没人拦;他有怨气,没人接;他攒了钱,法律就把枪卖给了他。
这三样凑在一起,才有了那一天。
一个社会最该防的,不是某一个疯子,是让疯子能轻轻松松拿到刀、拿到枪的那条路。
那天之后,亚瑟港的景区关了挺长一段时间。后来重新开放,遗址还在,海湾还在,游客又回来了。
一直到2023年,澳大利亚才真正谈成全国统一的枪支登记系统。也就是说,从1996年到2023年,跨州查一支枪的底细,仍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制度这个东西,改一步,往往要拖好多年。
2000年4月28号,案发整整四年后,纪念园落成了。石碑上刻着35个名字,从上到下,排得整整齐齐。
也是在那几年,研究澳大利亚枪支政策的学者开始反复提到一组对比:1996年之前,澳大利亚隔几年就有一次大规模枪击;1996年之后,这样的事基本绝迹了。数字是冷的,可数字背后是活人。
有幸存者后来回去过。他们说,站在那片草坪上,听见的还是海风,看见的还是阳光,可脑子里响的,是那天的枪声。
老欧讲这个案子,讲到最后,想的不是布莱恩特。
我想的是那35个人。
他们那天出门的时候,大概谁也没想过会回不来。有人可能刚跟家里说“中午就回”,有人可能正盘算着下中午去哪儿。就是一顿午饭的工夫,35个家,没了。
一个国家改一条法律,用了十二天。
这三十五个人,没能等到。
纪念园里的草,每年都有人去剪。
(这个案子是根据公开的司法文书和权威媒体报道整理的,具体细节以官方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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