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中旬，莫言时隔14年又来到上海书展。签售时有位书迷没问写作，问的是：“莫言老师，您家炒菜用什么油？”老人一本正经地回答：菜籽油。台下一下子笑开了。
能问上这句话的人，运气着实不错。这场签售开票前就上了新闻，标题是“1.8万人抢500张票，上海书展莫言签售会秒罄”。主持对谈的编剧宋方金开玩笑说，有两万读者报名，报名系统都崩溃了。
炒菜用什么油，如今就是句逗乐的闲话。可对一个1955年生在山东农村的孩子来说，油星子在当年是稀罕东西。他后来写的小说里，饿、累、生、死压得很重，不少年轻读者翻了几页就放下了。
翻翻莫言的履历就明白了。他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5年级时辍学，在农村劳动长达10年，主要从事农业，种高粱、种棉花、放牛、割草。十来岁的孩子，本该坐在教室里。
后来他回忆过那种滋味。其他孩子都在学校，一起打打闹闹很欢乐。莫言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从学校门前路过，只感到孤独，前途一片迷茫。牛不会说话，他就跟牛说，跟草说，跟天上的鸟说。
日子慢慢有了点转机。1974年他到县城棉油厂当农民工，每月工资40元，其中20元交生产队记工分，20元直接给莫言。因为字写得漂亮，负责办厂里的黑板报。这是他头一回靠笔吃饭。
1976年，莫言应征入伍，背上母亲卖掉结婚首饰帮他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离开了高密东北乡。一个母亲拿出压箱底的首饰，换来几本书，那年月农村人家的分量，全在这件事里了。
在部队那几年也不顺。入伍多年迟迟没能提干，年纪已经超过限制，再不提干就要回家种地。1981年，他提笔写了第一部小说《春夜雨霏霏》。一篇小说，改了他的命。
真正开窍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他在那儿找到了“自我”——知道了自己该写什么，知道了在农村的二十多年生活就是一个素材的宝库。原来最值钱的不是书本，是自己放过的牛、割过的草。
接下来的路，很多老读者都记得。《红高粱》里，高密的乡亲们在高粱地里伏击日军，个个是有血有肉的庄稼人。张艺谋把它拍成电影，1988年拿了柏林金熊奖，“高密东北乡”从此走出了国门。
《檀香刑》写的是1900年前后，德国人在山东修胶济铁路，高密百姓起来反抗。书里的刑罚写得细，有人读了直皱眉。可这段乡土旧事是真有过的，莫言只是把老辈人口口相传的东西写成了小说。
那年12月，他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讲题目叫《讲故事的人》。这个题目选得很准，他的本事说到底就是讲故事，故事的来路是高密的土炕、集市和田埂。他在发布会上转述过父亲的话：“莫言是个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前是农民的儿子，得了奖之后依然是农民的儿子。”
所以说，他书里的苦写得那么重，并不是为了吓人，那本来就是他过过的日子。没吃过那份苦的读者觉得压抑、读不下去，再正常不过。两代人之间隔着的，是一段没有亲身走过的记忆，跟口味好坏关系不大。
奇怪的是，71岁的莫言并没有站在原地，等年轻人哪天“补上”那段经历。他反倒自己迈步，朝年轻人那边走过去了。
为什么写这么短？他在序言里说了大实话：“请像’刷’短视频一样，’刷’我的短小说。”一位写惯了几十万字长篇的老作家，承认自己也管不住刷手机的手。
书名也有段插曲。起初他想取书名为“一斗阁笔记”，但身边的年轻人评价这名字太“陈旧”、“有点登”，最终改得更口语化、更贴近当下语感。年轻人一句调侃，他真就听进去了。
再回到上海书展那天。13时，莫言准时在友谊会堂登台，台下读者纷纷举起手机，莫言也拿着手机记录台下读者。他说，看到这么多年轻面孔，“我们的写作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有人问他怎么看现在的短剧。他说，那些取材于乡村日常、夹杂方言土语、有人物有情节的短剧，格外生动可亲。绕了一圈，他喜欢的东西还是带着泥土味，跟他当年在高密听来的故事是一路的。
说到人工智能写作，他的态度很明确，认为机器无法替代对人物和生活的真正理解。机器能把字码整齐，却没在田里弯过腰，也没在学校门口牵着牛走过。
对想写作的年轻人，他讲得也实在：把自己的创作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之上，再结合自己的经历、经验，写出你自己的作品。他还说过一句，每一个时代应该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品，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生活。
十四年前，他自己就是那条新闻的主角。如今到了这一天，他坐在商场里的书店，琢磨怎么让孩子们愿意翻开一本书。
想读懂他，路其实不难找。那段年月，很多家里的老人都亲身走过。下回在家炒菜，不妨跟孙辈讲讲当年一滴油有多金贵，再顺手递给他一本《透明的红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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