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东京梦华录》这本书和《清明上河图》这张画,再加上现代影视剧的演绎,使我们对北宋留下一个极好的印象,似乎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朝代,富庶、文明、开化、温情,商铺林立、灯火璀璨、人流如织、诗酒风流、物阜民丰,似乎人人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听起来简直是人间天堂,更有好多人还梦想着穿越回宋朝。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这份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市井热闹的背后,真正的底色到底是什么?
无论是财税收入、商业贸易、文化艺术还是人身自由度,宋朝确实比古代任何一个统一朝代都要好,这一点不可否认,汴梁通宵的灯火、街上的车水马龙、酒肆茶坊里的唱和斗诗都不假,然而,这仅仅是京城开封少数富人的生活,广大底层百姓却苦不堪言。
整个宋朝一共319年,据统计,民间起义就达433次,平均每年1.4次,为历代王朝之最。既然富庶、开明、自由,为什么老百姓还要冒着必死的危险起义造反呢?因为老百姓确实活不下去了。
宋朝打破了坊市界限,取消了宵禁,夜市热闹,百姓可以经商、摆摊,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普通民众有了更多增收渠道。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描写北宋都城汴京的夜市:
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
开封大街上,经营各种小吃、饮料、熟食的,开酒肆茶坊的,买卖手工艺品、日常用品的,没事看热闹的、闲逛的,人声鼎沸,夜里也热闹熙攘。
(《清明上河图》局部)
然而,开封城外的底层老百姓,有时却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苏轼《吴中田妇叹》笔下写一个普通的农民的凄惨生活: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
耕田用的牛,一家人遮风挡雨的屋子,因为要向朝廷交税,不得不把这些都卖掉换钱,因为官府不要粮食,要的是钱。
一边是灯红酒绿的汴京,一边是饥寒交迫的农户,这都是真实的北宋。
我们太容易以偏概全,以为汴京酒楼茶馆里的消费,就是全体大宋百姓的生活,把耀眼的都城的一小块,当成整个北宋的底色了。
当年,后周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靠刀剑夺来了江山。为防止别人用同样的手段把他拉下来,于是赵宋王朝把“崇文抑武”写进制度,把武将的爪牙全部拔掉,并且世代相传。
然后是不断地分权,把所有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分割成互相牵制的碎片。兵权财权收归中央,政权一再细分,给地方长官设置互相监视的岗位。
分权确实有好处,各种权力相互制衡,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结果,那就是机构无节制地繁衍膨胀,官员数量翻倍增长。
在唐玄宗时期,全国官员约一万八千人,而到了宋仁宗时期,官员数量约四万八千三百余人,约为唐朝的三倍多。但宋朝统治的疆域,远小于唐朝。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愈演愈烈,成了压垮宋朝财政的重山,几乎无解。
宋朝对于武将的压制和防范可以说到了极致,战功显赫的将领几乎无人得以善终。名将狄青出身行伍,靠战场上的一场场硬仗,从士卒升任枢密使。但武人担任宰执级职务,受到文官集团的不断排挤和羞辱。
庆历年间,韩琦知定州,狄青为定州路总管。狄青的旧部焦用押兵路过定州,被部下状告克扣军饷。韩琦下令擒拿焦用,下令处决。狄青闻讯赶到,立于阶下恳求:“焦用有军功,是个好男儿。”韩琦坐在堂上,居高临下答道:“只有在东华门外被皇帝唱名钦点为状元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好男儿。他算什么好男儿!”随即当着狄青的面斩杀了焦用。行刑后,狄青战栗良久,直到有人提醒方才敢退下。
后来,狄青对人说:“我和韩琦功劳、官职都差不多,唯独就差一个进士及第的身份罢了。”
在宋代,面对文官,武将有着深入骨髓的卑微与委屈。以科举功名论人的价值取向,使得文臣骨子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甚至对武将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财政供养的官员逐年增多,终身服役吃军饷的士兵在增加,每年还要给辽国、西夏送岁币,宋朝财政的负担越来越重。钱从哪来?从百姓身上收税。层层加码,逐级抽血。
宋朝的税种,渗透进百姓生活的各个角落。苏辙在《御试制策》里写道:“凡今百姓所为,一物以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
只要你在生产、只要是用的物件、只要你还喘气,就没有不收税的地方。
宋朝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允许土地私有自由流转,农业税从按人丁征收主要转向按土地资产征收。于是大地主疯狂圈地,土地兼并严重。
可宋朝在正税之外,还新增丁口之赋、杂变之赋、城郭之赋等许多名目,并通过支移、折变、加耗、脚钱等手段,叠加了层层的附加税,这些额外的固定负担,甚至超过正税本身,当然这些负担最终落在了少地或无地的底层农户身上。 宋代官员林勋说:“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宋朝的夏税、秋税征收数额,相比唐朝增加到七倍。同样是种地,宋朝农民交的税,是唐朝农民的七倍。
公元1043年,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整顿吏治、科举、农桑、军备、徭役等十项主张,结果新政推行不到两年,就被扣上“朋党”的帽子,被排挤出中央。
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登场,但有些激进,而且执行层面问题重重,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指标,把新法变成了新的层层加码盘剥的工具。最终导致新旧党争不断,大宋王朝的气数就消耗在无休止的内斗里。
为凸显宋朝的繁荣,网上经常有人说,宋朝的GDP约占当时全世界的80%,这只是人云亦云的说法,来自于个人的极端想象,其核算方法和基础数据都存在问题。
《宋史·食货志》记载,天禧末年,朝廷的收入一亿五千万贯,这个数字放在古代,的确很抢眼,于是就有人说北宋朝廷是当时全世界最富的。最富可能不假,但要说宋朝的收入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多,那就有些凭空自嗨了。
古代的财税收入,既有铜钱、金银,也有粮食、布帛,以及其它物资,史料中的统计,往往把这些东西一并汇总。各个国家的计量单位、物价水平都不一样,不能简单类比。更为关键的是,朝廷的收入,不代表老百姓的收入。
很多极端的宋朝粉丝说,北宋每年向辽朝输送的岁币,只占北宋收入的百分之一,微乎其微。这里的计算,是把所有的钱粮、布帛、草料等加起来得出的占比。可辽朝要的岁币,是白银和绢帛这两种,不是北宋自己印出来的铜钱。而北宋全年的白银产量,最高的时候不过四十万两左右,低的时候只有二十万两。
(白银)
我们看看整个宋朝向外敌输送的银绢数量:北宋于1005年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辽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1042年又增至银20万两、绢30万匹。对西夏的岁赐为银、绮、绢、茶合计25.5万。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向金纳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嘉定和议”后又增至银30万两、绢30万匹。
单拿北宋来说,不景气的时候,整个国家白银产量的一半都要给辽朝。
也就是说,岁币的压力不在于它在总财富中的占比,而在于它正好是北宋最紧缺的东西。
这最紧缺的东西从哪来呢?可不是达官显贵省吃俭用来的,而是从老百姓身上层层榨取的。
整个宋朝,已经形成以金钱换和平的思维模式,朝廷普遍把岁币的危害想得太简单了。岂不知它正在慢慢挖空整个国家的财富根基。一个王朝走向末路,最核心的都是财政出了问题。
《东京梦华录》里描写的生活,只是都城开封最繁华的一个角落,可不是北宋底层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面貌。孟元老写这本书的时间,是南渡之后,“一旦兵火……出京南来,避地江左。”开封的茶坊酒肆、节庆游赏,是孟元老失去的生活,他写这本书是为了追忆曾经的辉煌。所记内容大多是都城坊市、节庆风俗、朝廷礼仪,根本不是全国性的普遍社会生活状态。
人们也常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来证明北宋的繁荣,但这幅画画的不过是汴京城外的局部区域,完全反映不出普通大众的生活。
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意思是:地主招募没有土地的佃农耕种自家田地,佃户自备耕牛、种子、农具等全部生产资料时,最终收获的粮食,地主和佃户按五五比例平分。如果佃户没有耕牛,要使用地主家提供的耕牛,地主的分成就要六成,佃户只能拿到四成,这多出的一成收成叫做“牛米”,本质是佃户向地主支付的耕牛租金。
宋代有三分之一的农户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必须要租别人的地种,代价是要把收入的一半分给地主,如果还要使用地主家的耕牛,那么就需要分给地主六成。
宋代缴纳税赋还有两项制度,一个叫支移,一个叫折变。“支移”是说,老百姓缴纳粮税本来有固定地方,却要将粮税运送到其他地方,以调节供需。民户无力运输时,也可以给官府缴纳“脚钱”以减轻运费,实际上是变相加税。“折变”是说,把原本缴纳的东西折换成另外一种东西。
宋仁宗时期,范仲淹就曾上奏说,陕西地区的百姓,原本税粮就在当地交,现在却要自己运到很远的地方去交,车马要花钱,吃住要花钱,还耽误农民种地干活,支移的成本已经是原本赋税的五倍了。
而折变更是瞎折腾。《文献通考》记载:“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展转增加,民无所诉。”把应缴的绢折算成钱,再把钱折算成麦。折算时,一匹绢折出的钱是绢本身价值的数倍;这些钱折成麦,麦的价值又是钱的数倍。如此辗转反复,百姓最终缴纳的远超应缴数额,却无处申诉。
宋朝还有一项重税,叫身丁钱,只要你是大宋子民,成年后不管有没有土地,有没有收入,都必须要交人口税。
宋仁宗时,蔡襄上奏说:“诸州各有丁钱……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人情至此,可为嗟叹。”很多老百姓生了儿子,竟直接杀死,因为交不起身丁钱。
没有饥荒时老百姓还能勉强糊口,遇上饥荒,生下子女不是喜事,反而成了灾难。两宋每隔三十年就爆发一次大饥荒,《宋史》里记载的特大饥荒就超过四十次,人相食的记录也多达十余起。
《文献通考》记载:“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官作粥糜以饲之,然得食者辄死,墟里几为之空。”
《宋史·五行志》记载:“米升钱三百,一鼠直数百钱,人食水藻、椿槐叶,道殣,骼无余胔。”
宋人王令《饿者行》描写一个乞讨者的真实生活:
道中独行乃谁子,饿者负席缘门呼。 高堂食饮岂无弃,愿从犬彘求其余。 耳闻门开身就拜,拜伏不起呼群奴。 喉乾无声哭无泪,引杖去此他何如。
道路上有个饿者,背着席子,踽踽独行,缘门乞食。他经过一家高门,堂上正在吃午宴,他乞求能得到些剩弃的食物,把喂狗喂猪剩下的给点充饥。在饿者呼乞声中,这家的朱漆大门打开了,他连忙躬身下拜,伏地不起,可是连“嗟来之食”也得不到,被“群奴”赶走了。这时,饿者的一点乞食的指望也破灭了。他喉干无声,欲哭无泪,只得拄着拐杖,蹒跚地离开。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一场饥荒加瘟疫,死了五十多万人。可就算没有灾荒的丰年,底层老百姓的日子一样不好过。
(古代农民劳作)
北宋司马光奏疏陈述老百姓生活的艰难:
“农夫寒耕暑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已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麧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全……”(《宋名臣奏议》卷一百十八)。
农民终年辛苦劳作,好不容易赶上丰收,官府和私人的债务便争相催讨,粮食还没离场、布帛还没织完下机,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农夫蚕妇吃的糠麸都不够,穿的粗衣残破不全……
到了宋徽宗时期,开始造神运动,并举全国之力大肆兴建皇家宫苑艮岳,为此,专门在苏州设应奉局,组织人马到东南各地强征奇花异石,运往汴梁,供自己把玩。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十船编为一“纲”,被称为“花石纲”。
“花石纲”横征暴敛,强取豪夺,弄得民不聊生,很多中产因此破产,有人被迫卖子鬻女,江南百姓苦不堪言。
宋代方勺《青溪寇轨》记载,只要官府发现某户人家有可供赏玩的花木石料,便用黄帕盖上,宣布这是“御用之物”,然后命令这户人家仔细看护,稍有一丝损坏就被治罪。百姓吓得胆战心惊,只得日夜细心守护。
等到来取的那天,为了把石头搬出去,所过之处,必须畅通无阻,为此不惜毁墙、拆屋、凿城垣、断桥梁。有些太湖巨石甚至需役夫数千、历时数月才能运到汴京。
运石头,需要人力,大批百姓被强征为役夫,遇上风浪,船沉人亡。官船不够时,就强征粮船、商船甚至军船。运输奇花异石当然也需要钱粮,官府就加派摊牌,官吏借机敲诈勒索百姓。
公元1120年,睦州青溪县,漆园主方腊不堪重负,揭竿起义。方腊痛斥北宋朝廷向辽、西夏缴纳巨额岁币,榨取的是东南百姓的血汗:“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直指宋朝“内敛于民,外媚于虏”的苛政。
起义队伍很快便扩充到近百万人,迅速攻占了六州五十二县。宋军抵抗外敌不行,但镇压农民起义却动作凶猛、毫不手软。不到两年,起义被彻底扑灭,“官军最终杀人达百万之巨”。方腊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这次起义对北宋的打击是实实在在的,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被折腾得千疮百孔,北宋因此伤筋动骨,加速了衰退。
有人说,宋朝人身自由,可以自由经商。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写到一家叫白矾楼的酒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可这份绚丽的背后,有着森严的管控。宋仁宗时期,曾经给白矾楼下过一道诏书,大意是,如果你白矾楼愿意包年税,出高价竞标,那你就可以自己酿酒了,而且朝廷可以划拨三千家卖酒的小铺子给你。这就是对资源的垄断,那三千家卖酒的“脚店”,哪有自由可言?
为垄断酿酒权,禁止私人酿酒,宋代有一套严刑峻法:“违背酒曲之禁,城郭之民私自造酒超过20斤者,乡村之民私自造酒超过30斤者,一律公开处死;民众拿着私酿之酒进入京城50里内、进入西京洛阳和州城20里内,只要超过5斗一律处死;凡有官署卖酒之地,只要携带的私酒达到一石,也一律处死”(谌旭彬《大宋繁华》)。
这就是大宋所谓的自由与繁荣,灯烛晃耀的后面,是严苛的垄断制度,是对底层民众的逐级压榨抽血。
宋徽宗时期,官员数量达到51000多人,还有百万级别的常备军,都是靠财政供养的。而且,宋代官员的收入比唐代高几十倍。众多的官员和军人堆到一个开封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这才是北宋都城繁华的由来。
要养活如此庞大的群体,钱从哪来?除田赋外,就是各种商税和专卖制度。商业发达的地区,资源丰富的地方,就成了朝廷垄断抽税的对象。漆园主方腊被逼上绝境,才揭竿起义的。
宋朝的商人,被严格控制朝廷收税的框架内。每一个商人都必须加入官府的行会。即使是卖水的、卖粥的、卖鞋的、理发的,都得加入官府的行会。加入行会,每年要交一大笔钱,否则不允许开张。也就是说,北宋的收税吸管,一直扎每一个小摊小贩身上。
宋朝士大夫不但薪水高,而且享受各种税赋与劳役免征的特权,这些负担当然转嫁给了普通百姓。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对官员的优待唯恐不足,对老百姓唯恐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太少,“此宋制不可为法者也。”这样的宋制不能效法啊。
南宋学者朱熹哀叹道:“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历史上所有压榨剥削百姓的手段,宋朝样样皆备,所以才有了靖康之乱。
宋朝为什么要如此压榨盘剥百姓?因为要钱养兵呀。百万常备军,每年军费就要用掉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可就是想尽办法搜刮,却并没有换来一支强军,反而把宋朝的财政掏空了。宋朝把兵力财力都收归中央,等到金兵南下的时候,沿途州县几乎无兵可用,地方上也没有钱组织防御、修缮城防。所以,看似繁荣庞大的宋朝才会一触即溃。
(清明上河园)
宋代在商业、城市生活和社会救济方面,的确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物质更富有了,娱乐活动更丰富了,人身更自由了,谋生的机会更多了,但这些进步依然没有阻止官吏对百姓的侵扰和盘剥,也没有使普通家庭摆脱灾荒、疾病、战争的威胁。北宋即使不被金国所灭,也可能会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宋朝的绚丽与繁华是真的,但只是属于少数人,属于皇族,属于士大夫,属于官僚阶层,他们逍遥无忧,写诗论道,把自己的灯红酒绿、锦绣年华,写成了普天盛世,岂不知这些锦绣文章的背后,藏着底层民众的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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