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人民网・党史频道《打入敌人 “心脏” 的钱壮飞》、新华网《谍战传奇钱壮飞:深入敌营情报中枢 冒死挽救党中央》、央视网《军情时间到・重温 “龙潭三杰” 尘封往事 —— 谍战传奇钱壮飞》、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钱壮飞 战斗在敌特心脏》、北京党员教育网《打入敌人 “心脏” 的钱壮飞》、百度百科词条《钱壮飞》、钱壮飞纪念馆(浙江湖州烈士陵园)展陈资料。
1931年4月26日,南京中山东路305号
1931年4月26日早上7点20分,南京下关车站。一趟从上海开来的早班火车到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下了车,等在站台上的是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钱壮飞自己开着车,把徐恩曾送回中山东路305号。门口挂着一块铜牌,上面写着“正元实业社”,卖的是无线电器材,里头却是调查科的办公地点。
中山东路305号离总统府不远,隔壁就是中央饭店。
院子不大,门口有卫兵,进出的人一律登记。机要室的钥匙挂在钱壮飞身上,晚上由他锁门。
1931年,这里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办公地点,对外挂的牌子叫正元实业社,名义上经营无线电器材。各地调查员和报务员的电报,都汇到这栋楼里。
调查科直接听命于陈立夫、徐恩曾这一线。钱壮飞坐在机要秘书的位置上,经手的文件、电报、人事名单,比科里的科长还多。
调查科后来发展成中央调查统计局,也就是通常说的中统。
科里人手不够,徐恩曾还要靠上海、武汉、天津几处站里送来的材料拼凑情报,判断常常慢半拍。
进了办公室,钱壮飞照常汇报:武汉那边来了急电。他把六封标着“特急绝密”“徐恩曾亲译”的电报,原封不动放在桌上。
交代完,他收拾东西,跟同事打过招呼,像平时下班一样出了门。上午10点,他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在这之前,他在办公桌里留了一封信,写给徐恩曾。信里最要紧的一句是:政见之争,希勿罹及子女,否则先生之秽行,一旦披露报端,悔之晚矣。
这封信不是求情。他在调查科几年,手里存着徐恩曾贪污经费、暗算同僚的把柄,他算准对方不敢把事情闹大。
同一时间,他南京的家里还留着三个人:女儿钱椒椒、女婿刘杞夫、12岁的儿子钱江。妻子张振华在上海,担任联络员。
走之前,他能给这个家的交代,只有一句:我去远方做生意,不必等我来信。
这句话在档案里没有原文。人民网党史频道、新华社、央视《军情时间到》的报道,钱壮飞之孙钱泓的口述,湖州钱壮飞纪念馆的展陈,都没有留下这么一句现成的话。它是那个年代潜伏者通用的告别方式:把不知归期说成出门跑买卖。
他走的这天,是星期六的第二天。前一天深夜,武汉方面连发了六封加急电报,每一封都指名要徐恩曾亲译。那个周末,徐恩曾去了上海,留在305号值夜班的人,是钱壮飞。
电报里的内容,关系到上海几十处秘密机关、几百名工作人员的生死。译完电文的人,只剩几个小时可以做决定。
他做出了决定,也付出了代价: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国民党通缉了他十几年,他的儿女被抓进过看守所,他自己在1935年春天倒在贵州乌江边,连尸骨埋在哪儿都没有定论。
1951年,家里拿到一张《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牺牲地点”写着贵州省息烽县沙土附近,“安葬地点”写着两个字:不明。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第二天深夜,武汉方面连发六封加急电报到南京,每一封都指名徐恩曾亲译。值班译电的人,就是钱壮飞。
他译出的第一封电报里写着:黎明被捕,已自首,如能迅速押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后面的电报里还有一句: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1931年4月25日深夜,从武汉发到南京的那六封密电。
【1】1896年到1927年:从湖州丝商人家到上海的弄堂
1896年9月25日,浙江湖州吴兴县,一户做丝绸生意的人家添了一个男孩。家里给他取名钱壮秋,后来又叫钱潮,参加革命后用名钱壮飞。
他父亲钱子如科场不顺,转做丝绸买卖;母亲范莲真出身湖州大户,识字,管家。钱壮飞6岁进新式学堂,后来考进湖州府中学堂。
家道在他未满17岁时断了。父亲去世,洋布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土绸卖不动,钱家的生意跟着垮下来。
湖州是江南丝业重镇,钱家靠的就是这一行。清末民初,洋布、洋绸从上海口岸大批涌进来,土绸的价钱一年不如一年,钱家的生意就是在这样的行情里撑不住的。
他6岁进新式学堂,后来读湖州府中学堂,新学旧学一起学。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像样,人前还能演上一段,这些本事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人民网的报道这样形容年轻时的他:机智幽默而擅应酬,多才少言而行事稳重,是个典型的江南才子。
1920年代中期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的余波还在,学生、教员、记者凑在一起谈主义、办刊物。钱壮飞白天看病,晚上拍戏,周末同张振华去公园散发传单。
家里为了让他继承家业,做主给他娶了同城绸缎庄老板的女儿徐双英。这桩婚事是那个年代常见的安排,徐双英后来生下女儿钱椒椒、儿子钱一平。
1914年,母亲劝他离家求学。族中长辈钱玄同当时在北京办新文化刊物,经他帮助,钱壮飞进了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学外科。
在校期间,他认识了张振华。张振华是安徽桐城人,家境富裕,家里让她裹脚,她不肯,落了个“左大脚”的绰号。她资助钱壮飞念完书,两人后来结为夫妻。
北京医科专门学校是当时国内少数几所正规医学校之一,他在这里学外科,也在这里接触了新思潮。
张振华的胸襟,从一件小事上看得出来:钱壮飞家里还有母亲,还有包办婚姻下的妻子徐双英和孩子,她都能接纳,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
1919年毕业,他留在北京行医,在京绥铁路局附属医院工作。张振华在天坛传染病医院当医生。他一边行医,一边在美术学校教书,还做过《北京晓报》的印刷人,演过电影。
张振华的弟弟张暹仲在北京中法大学读书,是中共早期党员。经他介绍,张振华于1925年入党,钱壮飞于1926年入党。
入党之后,行医成了掩护。标着红十字的药箱里常装着浆糊,用来贴标语;出诊的皮包里装着党的秘密文件;两口子以“出诊”为名,一趟趟往地下机关跑。
1926年,他和徐光华在北京护国寺创办光华影片公司,拍过一部《燕山侠隐》,他演男主角马醒非。这部片子今天已经失传,只剩海报能证明他演过。
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遇难,大革命失败,钱壮飞身份暴露,被通缉。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各地搜捕共产党人。北方党组织破坏得早,李大钊在4月28日遇难,北京城里贴满了通缉的告示。
他在这样的局面里离开北京,党组织安排他先避一避,再转往上海。从北京到上海,他把“钱壮秋”这个名字留在了北方。
上海的弄堂房子窄,楼上住人,楼下开铺子,前门进后门出,最方便脱身。他后来选住处,都按这个标准。
用人单位一听是共产党嫌疑就躲,他托人在上海市公用局找到一份临时差事,给黄包车画牌照,一家七八口靠这点钱过日子。
听说冯玉祥的部队招军医,薪水高,他带着张振华去了河南。到了才知道军饷被层层克扣,到手只剩四分之一,还常常拖欠。干了两个月,他又回到上海。
这一趟往返,让他跟组织断了线。他在上海等了几个月,1928年6月,通过老朋友胡底重新接上关系,被编入法租界党支部。
接上关系后,他干的是宣传:撒传单、贴标语、搞飞行集会。他设计的传单只有两指宽,叠起来塞进袖口,巡捕翻不出来;他专挑热闹地段发,从窗口往外撒,撒完混进人群走掉。
干得利落,他当上法租界支部委员。他的住处人多眼杂,反倒成了掩护点,来上海的同志常在这里落脚,有些会也在这里开。
1928年夏天,他在报上看到一条招考广告: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无线电训练班学员。他报了名,考试考了第一名。
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训练班的负责人徐恩曾,正在替国民党筹建特务系统。
【2】1928年到1930年:考进调查科,坐到机要秘书的位置
徐恩曾是浙江湖州人,陈立夫的同乡亲信,主持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他看重两样东西:同乡,能干。
钱壮飞两样都占。他考试第一名,无线电收发上手快,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应酬拿得住场面。徐恩曾先让他当管理局秘书,后来把他带在身边。
1929年,杭州办西湖博览会,建设委员会设了特种陈列所,钱壮飞负责其中一块。
中央特科成立于1927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任务有三项: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为革命筹措经费、惩治叛徒。
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办的第一届大型博览会,展期几个月,参观的人以万计。他把无线电展台摆出了名气:各省电台的内外景照片、自制发报机、自动收报机、广播收音机,还设了“拍发电报”体验,观众挤得很满。
他在1929年《东方杂志》的博览会专号上写文章介绍陈列情形。
他自己写过这段经历:特种陈列所设三个陈列室,摆着各省电台的内外景照片、无线电机制造厂自制的发报机、自动收报机、广播收音机,最吸引人的是收拍发电报的体验,展台前“甚为拥挤”。孔祥熙、宋蔼龄来参观,称赞了这摊工作;陈立夫表扬了徐恩曾。这届博览会办完,徐恩曾被提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
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执掌调查科。就任之前,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钱壮飞,还让钱壮飞出主意。
钱壮飞把这个消息报给了党组织。周恩来作出判断:机会难得,把这个特务机关拿过来为中共服务,并决定由李克农、胡底、钱壮飞三人组成特别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直属中央特科单线领导。
按钱壮飞的建议,调查科用“通讯社”这类半公开机构作门面。
布局很快铺开:上海方面,李克农任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长;天津方面,胡底任长城通讯社社长;南京方面,钱壮飞主持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办公地点就在中山东路305号“正元实业社”。
为了把掩护做实,钱壮飞把女儿钱椒椒、女婿刘杞夫、12岁的儿子钱江都带到南京,安排在身边做事,刘杞夫担任交通员。
长江通讯社设在中央饭店四楼,楼下是国民政府要员吃饭的地方,楼上是挂着“记者”“编辑”名头的特务。钱壮飞每天在这栋楼里上下几趟。
他给自己定的规矩很细:文件看完就归位,通讯录不写全名,接头只说半句话。李克农在上海负责汇总转递,情报经陈赓送到周恩来手上。
接下来是关键一步:密码本。
徐恩曾有一本专供高级官员互相发报用的密码本,从不离身,机要电报也由他自己译。
徐恩曾这个人,惧内而好色,还爱贪小便宜。这些毛病后来救了不少人的命:密码本是在他进歌场换衣服时被取走的,拍照用的是事先备好的微型相机。钱壮飞跟他到上海出差时,趁他进歌场换衣服,把密码本取出来,交给守在外面的同志拍照,再原样放回去。
复制的密码本送到中央,此后国民党的重要电文,钱壮飞都能先译后封,原样上送。
此后凡估量有价值的电报,他都先开封自己译,再照原样封好上送。
高级密电另有一套变换规则。人民网党史频道的报道提到,钱壮飞注意到徐恩曾办公桌上常年摆着一套《曾文正公文集》,顺着这条线索摸出了破译高级电讯的门路。
1930年4月,徐恩曾派他去东北搜集张学良和关东军的情报。
三人在南京、上海、天津各守一处,定期在长城通讯社碰面交换情报,由李克农汇总,经陈赓转报周恩来。这条线一直通到中央。东北的日本特务防得严,国民党此前派去的人多是有去无回。
钱壮飞去了。跟他同行的是中央特科的同志,他拿着调查科的证件,一路把中共在东北、华北的地下部署也巡视了一遍。回到上海,他交出一份四万字的东北军事调研报告,陈立夫看后连声称赞。
1930年9月、1931年2月,国民党两次“围剿”江西苏区的绝密计划刚成形,内容就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人手里。
徐恩曾到晚年仍说钱壮飞是难得的人才,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重用了钱壮飞;陈立夫则指责他录用钱壮飞是一大疏忽。
蔡孟坚多年后写《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故事》,把钱壮飞破译顾顺章叛变密电这件事,列为其中之一。
到1931年春天,他在这把椅子上的第三个年头,位置已经坐得很稳。
【3】1931年4月24日到4月28日:六封密电和一场全城大搬迁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
顾顺章是上海工人出身,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很活跃,后被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回国后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中央特科成立后,他在周恩来领导下负责行动科,带队惩处叛徒。
1931年春天,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任务完成后,他回程在武汉逗留不归,还违反纪律登台表演魔术,被台下一个认识他的人认了出来。
被捕后,他当场叛变,并要求押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说保证三天之内把上海的中央机关一网打尽。为了表功,他还供出了关在狱中、尚未暴露身份的恽代英。
武汉方面负责此事的蔡孟坚抢头功,连夜向南京的陈立夫、徐恩曾连发六封电报,每一封都标着“特急绝密”“徐恩曾亲译”。
4月25日是星期六。徐恩曾去了上海,值夜班的是钱壮飞。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305号,他把六封都拆开译了。
六封电报的内容,大体是:黎明在汉口被捕;黎明已投降,说有中共中央的重大计划,要赴南京面呈蒋介石;黎明要求乘飞机到南京;何应钦已电请陈部长,速报蒋介石,调军舰一艘赴汉口押解;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次日飞抵南京汇报。
电文大意是:“黎明被捕,已自首,如能迅速押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电报里的“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
后面的电报还有一句提醒: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顾顺章熟悉上海中央各机关的位置、领导人的化名和住址,也熟悉钱壮飞的位置。
译完电文,钱壮飞做的第一件事是叫醒女婿刘杞夫,让他搭末班夜车去上海,找代号“舅舅”的李克农,口信只有一句: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
他反复叮嘱刘杞夫:要镇静,口信一定要送到。
第二件事,他赶到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通知那里的同志撤离。深夜楼上没人,他按约定留下暗号:在地图上划开一道口子,表示已经破裂。
第三件事,他走进发报室,让报务员给天津长城通讯社发了一封明码电报:潮病重速返。“潮”是他早年的名字钱潮,胡底接到这四个字就明白要撤。
安排完这三拨人,他没有立刻走。他交代女儿和女婿第二天照常上班,不要露破绽
4月26日一早,他开车去下关站接上7点20分到站的徐恩曾,送回305号;进了办公室,把六封密电原样交上去,随后离开,乘上午10点的火车去上海。
为了不被跟踪,他在郊区真如站提前下车,绕道进入市区。当天下午2点,他同李克农会合。
几乎就在前后,蔡孟坚陪同顾顺章的车停在305号门口。顾顺章看见门牌号,说了一句:坏了,我们有个卧底钱壮飞,他们的联络地址就是这儿。
搬迁的办法很具体:主要负责人换住处,顾顺章熟悉或可能被侦察到的秘书全部换掉,容易被追踪的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顾顺章在上海的社会关系处置掉,他知道的暗号和秘密工作方法一律废止。
消息由刘杞夫带到上海,李克农随即通过陈赓报告周恩来。从4月25日深夜到27日,中央机关、领导人的住处、印刷厂、联络点,一处接一处搬空。
4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见了顾顺章。4月28日清晨,国民党特务分头冲进上海几十处中共机关。屋子大多空了,茶杯还温着,纸灰没凉透。巡捕摸到周恩来的住处,烧文件的灰还是热的。
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等人从网眼里脱身。
周恩来后来多次提起这件事:要不是钱壮飞等同志,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
钱壮飞走的时候,带不走女儿、女婿和12岁的儿子。他把他们留在南京,为上海的转移多留一点时间。
他在办公桌里留的那封信起了作用。徐恩曾怕自己的贪污、暗算同僚和私生活被捅到报端,没有对孩子们下死手。
结果,钱椒椒和刘杞夫被抓去关了一段时间,后来释放;钱江那天去上学,躲过抓捕,回家一看家里空了,拉着刘杞夫6岁的儿子在街上流浪了几个月。
钱壮飞从此再没见过自己的儿女。
这件事还有一笔长账。徐恩曾怕蒋介石追究“秘书是共产党、密码已泄露”,上下疏通把事瞒了下来,国民党当局很长时间没有更换密码。
红军后来长征,侦察主要靠无线电侦听,队伍多次从合围的缝隙里跳出去,一次也没中过埋伏,靠的就是这套没换的密码。
1931年4月26日夜里,南京中山东路305号那间宿舍空了。12岁的钱江拉着刘杞夫6岁的儿子,在街上找地方过夜。他们不知道父亲去了哪儿,也不知道家里为什么忽然没人。
上海那边,张振华在等一封口信。
1931年的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特务、帮会势力三方交错,一个被通缉者的家属想过平常日子几乎不可能。张振华带着孩子换住处、换称呼,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消息。她是党员,是医生,也当过联络员,丈夫走了,女儿女婿被抓过,儿子在街头流浪,这些事她一件件扛着。
那几年国民党一直在通缉钱壮飞。家里的门,白天不敢大开,晚上不敢早关,有人来问,就说出远门了,做买卖去了。
那段时间,南京城里的报纸天天登着“围剿”的消息,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江西的战事。
“做买卖去了”这句话,替一个潜伏者挡了十几年风雨。
现在把“我去远方做生意,不必等我来信”这句话重新读一遍。
假如这真是一句生意人的托词,里头该有三样东西:货、期限、回程。去哪儿进货,几时回来,赚了多少。这三样,一样都没有。
说这句话的人自己清楚:他没有货,没有期限,也没有回程。他说的“远方”,不是码头,不是商埠,是一个在1931年4月的地图上还标不出坐标的去处。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我可能回不来,你别等,把孩子带大”。
这话听着很。可那代人写信不能直说:信要过检查,话要防牵连,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要活,把诀别写成出门做买卖,是能给亲人留下的那点体面。
有人会问,既然知道危险,为什么不带家人一起走。
头一个缘由,是走不了。几十处机关两天之内要全部搬空,几百号人各自找地方藏,多带一个孩子,就多一处可能暴露的破绽。
再一个缘由,是不敢走。他要是带着全家一起消失,徐恩曾立刻就知道出了大事,会提前动手封路、追人。把家人留在原位,反倒像什么都没发生。
还有一层现实:女儿、女婿本来就在调查科里做事,突然一起消失,等于给徐恩曾递了封信。人留在原地,调查科的门口照常有人进出,电报照常收发,上海那边才多出几个钟头。
他用一家人的安危,给另一群人换了几个钟头。
这几个钟头,后来被写成“挽救了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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