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敬川,今年四十一岁,在常德一家市政公司做工程监理。同事喊我老周,其实我不老,只是这几年脸上垮得快。
她有个习惯,喜欢在教案本背面画小人。有时候画一个扎马尾的女人,旁边写一个歪歪扭扭的“我”;有时候画一个戴安全帽的胖男人,旁边写“老周”。
我们二〇〇八年结的婚,没孩子。她说等支教回来再要,我说好。
二〇二〇年八月,她跟我说要去新疆支教一年。
她一边叠衣服一边讲:“我教了十五年书,总得出去看看。”
我没拦。那年她三十三岁,眼睛亮得像刚毕业的学生。
她去了克孜勒苏,阿克陶县下面的一个乡。学校是中心小学,红砖墙,操场上一根旗杆,国旗晒得发白。
头半年我们几乎天天视频。她把手机举起来给我看宿舍:一张床,一张桌,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
“这水是井水,冰得慌。”她说,“早上孩子们喝奶茶,给我端一碗,咸的,我喝不惯。”
她还拍过教室的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欢迎林老师”,字歪歪扭扭,是学生写的。
头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她说带毕业班,走不开,再留一年。
第二年结束的时候,她说新来的老师不会带低年级,她再留一年。
第三年的时候,她说等这批孩子小学毕业。
一年一年,理由都很正当,正当到我不好意思反驳。
二〇二三年冬天,她开始少接视频。她说宿舍信号不好,山上风大,基站老是跳。
我信了。她给我寄葡萄干、巴旦木、蜂蜜,还有一块手工织的地毯。包裹单上写着新疆的地址,字迹是别人代写的,我没多想。
二〇二四年春节,我说你回来过个年吧。
她说学校要值班。她说得很轻:“老周,就一年,明年一定回。”
那年除夕我一个人吃饺子,电视开着,没看进去。
二〇二四年冬天,我妈中风住院。我在医院陪床,打她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我妈住院了,你能回来一趟吗?”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她说:“走得开我一定回。”
她没回。我一个人在医院守了二十天,学会了翻身、拍背、换尿垫。
第二年三月,我妈走了。她还是没回来,只寄了一封信,说孩子们离不开人。
那封信我到现在还留着,信纸是带格的,字很用力,写到最后一行手有点抖。
二〇二五年夏天,她第一次跟我说“我们离婚吧”。
我在电话里吼了她。我说我等了你五年,你现在跟我说这个。
她没解释,只说了一句“对不起”,然后挂了。
那天晚上我把手机摔在墙上,屏幕碎成蛛网。
我也想过她是不是有了别人。可我托人问过学校,问过她原来的同事,都说她一直待在那个乡里。
十月,公司派我去兰州出差。事情办完,我站在地图前面看了很久。
新疆就在旁边。
我请了假,买了机票。
从兰州飞乌鲁木齐,再转喀什。落地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太阳还很高,天蓝得不像话。
从喀什到阿克陶,坐大巴两个多小时。窗外是戈壁,白杨树一排一排,路边有晒辣椒的晾房,红得刺眼。
到县里天已经黑了。我在一家小旅馆住下,房间里有股潮味,暖气片哐哐响。
第二天上午,我坐上一辆跑乡里的面包车。车上挤着人、羊皮、成袋的土豆。
学校比我想的好。崭新的教学楼,塑胶跑道,墙上刷着标语。
门卫是个老汉,听不懂我说话,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
校长姓艾山,五十来岁,汉语带口音。他给我倒茶,问我是谁。
我说我找林小满,我是她丈夫。
他愣了一下,起身去翻柜子里的一本厚册子。
“林小满老师……”他手指在纸上划,“她二〇二三年十月就办完交接走了呀。”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不可能。她每年都跟我说在学校。”
艾山校长抬眼看我,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像看一个可怜人。
“她走的时候说她爱人病了,要回去照顾。”他停了停,“我们学校还给她捐了钱。”
我坐在那儿,茶杯在手里,烫得手心发麻。
她跟学校说,我有病。
教导主任姓张,四十多岁,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合影给我看。二〇二三年教师节,二十几个人站在国旗下,没有她。
“林老师人好。”张主任说,“她最后那半年瘦得厉害,冬天也戴帽子。我们问,她说是水土不服。”
我请她带我去看看宿舍。
宿舍楼后面是一排平房,墙根堆着煤。她住过的那间,窗户换了新玻璃。
窗台上还摆着一盆绿萝,叶子黄了一半。
现在住这屋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女老师。她说这盆花是林老师留下的,交代她替她养着。
“林老师走的时候,把被子送给学生家长了。”她说,“东西没剩几件。”
我在那间屋里站了很久,闻到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和她身上的一模一样。
我又去找了她带过的学生。有个叫古丽的姑娘,已经上了高中,周末回家。
她汉语说得好,眼睛很大。她说:“林老师后来老去乌鲁木齐,说是打针。”
“她回来的时候,头发短了。”古丽低着头,“我们都看见了,谁也没问。”
我在学校后面的土坡上坐到天黑。
风卷着沙子往嘴里灌,又干又涩。我掏出手机,翻出她的号码,按了拨号,又挂掉。
那天夜里,我在县城的小旅馆里给她打了三十多个电话,一个都没通。
第二天,我找到了王娟。
王娟是本地老师,跟她关系最好,二〇二四年调去了县城。
她刚看见我时脸色就变了,说周哥你怎么来了。
她给我煮了茶,坐在对面搓手,半天不说话。
我把校长的话说了一遍。她眼圈红了。
“周哥,你别怪她。”她说,“她化疗那阵子,天天哭。”
我脑子嗡的一声。
“她在哪儿?”
角落里坐着一个人,戴着毛线帽,低着头改作业。
“乌鲁木齐,天山区。”她说,“她在那边一个社区的四点半课堂带小孩,一个月两千多。”
我当天下午就坐车回了喀什,买了第二天的机票。
乌鲁木齐十一月已经下雪了。
我按地址找到那栋老楼,一楼是社区活动室。玻璃门上贴着“四点半课堂”五个红字,掉了一个角。
我在门口的台阶上站了四十分钟。
里面传出读书的声音,一句一句,带着常德口音。
那个声音我听了十七年,闭着眼都认得。
门开了。孩子们背着书包往外跑,叽叽喳喳。最后出来的是她。
她穿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帽子压得很低,瘦得像换了个人。
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教案本掉在雪地上。
我们隔着三米远站着。雪落在她帽子上,也落在我肩上。
“你怎么来了。”她声音是哑的。
“我来接你回家。”
她低下头,把教案本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雪。
“我这个样子……”
“你什么样子我没见过。”
她哭了,哭得一点声音都没有,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走过去,才发现她比我记忆里矮了一截,羽绒服里面空荡荡的。
我们找了家小馆子,要了两碗拌面。她把手放在桌上,指甲还是剪得很短。
面端上来,她没动筷子。
“二〇二三年三月,我洗澡的时候摸到个硬块。”她说。
“县医院的B超做不了,让我去乌鲁木齐。我一个人坐了一天车去的。”
穿刺,等结果,确诊。她一个人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整夜。
“医生说要做手术,要化疗。我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你知道。”
“为什么?”
“你那年刚接了大项目,你妈身体又不好。”她抬眼看我,“我要是说了,你肯定辞职飞过来,然后守着我,什么也干不成。”
“那后来呢?我妈住院,我妈走了,你都不回来。”
她把手缩回袖子里。
“我那时候做了第三次化疗,头发掉光了,脸上全是斑。”她说,“我没法出现在你妈的灵堂上,我怕别人问,怕你妈临走还惦记我。”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本子,推到我面前。
“我每天都写一句话。想发给你,没敢发。”
我翻开。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七日:“今天掉了一大把头发,坐在卫生间地上哭。”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婆婆住院了,我在这边朝东边磕了三个头。”
二〇二五年三月八日:“婆婆走了。我在楼下坐到半夜,不敢上楼。”
二〇二五年七月四日:“我跟他说离婚,他骂我。骂得好。”
我翻到最后一页,是今天。
上面写着:“今天想给老周打电话,忍住了。”
我把本子合上,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
“钱呢?”我问,“治病的钱哪来的?”
“我自己的工资,还有支教补贴。”她说,“同事捐了两万。我把咱们存款动了四万。”
“你跟我说一声,我会不给你钱?”
“给了钱,你就知道了。”
我低头吃面,面已经坨了,我还是把它吃完了。
“你复查怎么说?”
“医生说情况稳定,吃药,半年复查一次。”她说,“明年三月要是没事,就算过了五年关口。”
“那你还打算瞒我几年?”
她没说话,用筷子把碗里的葱挑出来,挑得很整齐,像她改作业时的样子。
我问她为什么不干脆办了离婚,一个人在这儿熬。
她说:“我提过一次。你要是答应了,我就真的一个人了。”
我说:“我不答应。”
那天晚上我住在她租的房子里。一室一厅,很小,床是折叠的,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
地图上,阿克陶和常德之间,她用铅笔画了一条线。
我睡在沙发上,半夜被暖气的声音吵醒,看见她坐在床边,借着手机的光看那个牛皮纸本子。
第二天,我陪她去社区。孩子们叫她小林老师,围着她转。
有个小男孩拉着我的衣角问:“你是小林老师的老公吗?”
我说是。
他说:“小林老师说你去修桥了,修完就来接她。”
我在她那儿待了五天。帮她换了灯泡,修了漏水的水龙头,逛了一次菜市场。
临走前,她把那本子塞进我行李箱。
“你拿回去看。”她说,“看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敢回来。”
我说:“我看完了。你跟我回家。”
她说:“再等一年。等明年三月复查完。”
我说好。
回来的飞机上,我把本子从头翻到尾。翻到最后一页,发现她趁我不注意,又添了一行。
“老周今天走了。他说等一年。我信他。”
我把脸转向舷窗。云层白得晃眼,什么都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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