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嵩山，黄河之畔；
中原沃土，法脉绵长。
法治进步源自代代坚守；
司法公信成于次次笃行。
让我们共同感悟中原法律文化底蕴，探寻中华法治文明根脉，汲取历史智慧，厚植法治信仰，携手书写新时代法院工作新篇章。
王子妍
王子妍，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五庭二级法官助理。曾参与最高人民法院重大司法课题研究并获评优秀课题，多篇文章获省法学会征文奖项。
以古人之智 解今人之纷
——中原法律文化馆讲解与办案手记
文丨王子妍
初秋午后，阳光透过玻璃，洒向中原法律文化馆，铺开温润的光晕。我站在门前，等待参观者的到来。担任讲解员将近一年，几十场讲解下来，每一次站在展厅里，我都会涌起一种奇异的感应——脚下这片土地，曾走出子产这样的法家先驱，也曾走出杨玢、郭朴等礼让化民的中原先贤。而作为一名法官助理，我经手的那些纠纷，细想起来，和先贤们面对的那些人间纷扰，并无本质不同。历史从未走远，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继续在我们身边无声上演。
子产与中原法治的黎明
每次讲到子产，我都会放慢语速。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大夫子产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将法律条文铸造在青铜鼎上，公之于众，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布成文法，而在此之前，法律是贵族垄断的秘密。子产打破了这一传统，让法律从庙堂走入民间，让百姓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一壮举比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早了近一百年。
但子产的智慧不止于此。他提出“宽猛相济”的治国理念，“宽”指德政教化，“猛”指严刑峻法，两者缺一不可。这让我想到今天承办的那些案件：很多时候，一纸判决可以“猛”快地分清是非，但当事人心里的疙瘩未必能解开；而耐心地坐下来调解，用“宽”的方式慢慢磨，往往能够案结事了。子产作为河南新郑人，他的思想不仅奠定了中原法治文化的基石，更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重要源头。孔子评价他“古之遗爱”,穿越两千五百多年的时光，他依然让我心生敬意。
一脉相承的礼让之风
如果说子产代表的是“刚”的一面，把法律铸在鼎上，让天下人看得分明；那么中原先贤留下“仁义巷”的故事，则把“柔”的智慧写进了街巷之间。
后唐时期，灵宝人杨玢告老还乡，邻居侵占地基，子弟欲诉讼，杨玢批诗：“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以诗化讼，平息争端。北宋名相韩琦在故里安阳，邻居多占宅基，韩琦言“吾不忍以寸土伤邻里和气”,主动退让三尺。武陟人何瑭，面对宅基争执，劝家人退让，两家各退一墙，形成“仁义胡同”。
这些人时代不同，面对“争”却不约而同选择了“让”。这种“息讼止争”的智慧，像接力棒一样在中原大地上代代相传，而把这种精神推向极致的，是明朝安阳人郭朴。他官至吏部尚书，朝堂上寸步不让，面对家宅纠纷却选择了“退”。邻居多占宅基，家人修书，郭朴提笔写下“让他三尺又何妨”。家人读罢退让三尺，邻居亦退三尺，遂成“仁义巷”。
作为讲解员，我多次讲解“仁义巷”的故事，但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趁着周末去了一趟安阳，寻访郭朴祠。祠堂坐落在老城北大街钟楼旁，青砖青瓦，古朴清幽，在闹市中格外安静。正殿有郭朴石雕画像碑，庭院南墙有一组浮雕石刻，刻的正是“仁义巷”的故事。我在浮雕前站了许久，画面里的郭朴手执毛笔，神情从容，仿佛退让不过小事一桩。可正是这小事，让两家化干戈为玉帛，让窄巷变成了仁义之巷。如今安阳的“仁义巷”在老城改造时被拓宽，物理意义上的巷子已不复存在，但郭朴祠还在，“让”的智慧还在，只是换了一副面孔，走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中，走进人民法院无数个调解现场。
展厅里的故事 法庭里的实践
讲完“仁义巷”的故事，我常对来宾说：这些并非只是旧事。新时代“枫桥经验”正将“息讼止争”的智慧，化为基层治理的制度自觉。
今年七月，我协助法官调解了一起纠纷。原、被告是多年好友，当年被告困顿，原告倾力相助。后被告无力还款，尚欠90万元却只愿偿还44万元，原告为尽早回款，无奈出具“债务结清”文书。事后原告主张受胁迫，诉请撤销，但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至此，多年情分粉碎。案件进入再审审查，我协助法官核对转账流水，细听录音，发现双方曾达成50万元还款方案，而后被告步步压减，原告无奈签字。法官决定采用“背对背”方式，分别电话沟通。
我先拨通原告的电话：“你们认识多少年了?”她低声说：“快二十年了，那时候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她慢慢说起，当年被告家里出事，她一笔一笔把钱凑齐。“那您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是钱，还是这口气?"她沉默许久：“没想到好朋友，现在闹成这样……”
我坐了片刻才拨通被告的电话。她起初戒备，我先听完她的意见，转而聊起她的生意。慢慢地聊到了当年原告帮她凑钱的情景：
“那时候……是她拉了我一把。”我把转账流水给她捋了捋：“这么多年，她让了多少，咱心里应该有数。”那端沉默良久，传来一声“嗯”,声音很轻，却让那道硬壳裂开了一道缝。
此后几轮沟通，我们分别与双方碰方案：被告已还44万元，看是否愿意再补6万元。原告那边，我们告知，结清文书对她不利，但再审审查给了她重新说话的机会。被告那边，我们转述了原告那句“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她沉默良久，说了一句：“行……我给她道歉。”最终，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
签字那天，我想起郭朴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时代变了，争的东西变了，但“让”字，从未变过。不知不觉，我已在法院工作近七年，愈发明白，调解这件事，本质上就是把“息讼止争”活在了今天，耐心地听、
反复地劝，让当事人从“争”走向“让”。工具换了，场景换了，但那份初心，从来没变过。
让的智慧 和的回响
做讲解员这一年，我理解了什么叫“以文化人”。子产的“铸刑书”讲的是“法”的公开与公正；中原先贤们“让他三尺”讲的是“礼”的包容与退让。法与礼，刚与柔，看似两端，实则一体，都是为了让社会更和谐，让人与人之间少一些争执、多一些理解。而作为法官助理，我又多了一层体会，
那些展厅里的故事，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它们就活在我每次跟着法官去调解的路上，活在我翻看卷宗后轻轻叹气的瞬间，活在当事人放下执念说一句“算了”的那个表情里。历史没有走远，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流淌在中原这片土地上。
每次讲解完，我都会站在展厅门口驻足片刻。回看子产的鼎、杨玢的诗、韩琦的信、何瑭的训、郭朴的巷，它们沉默不语，却讲述着一个穿越千年的道理：治理之道，不在胜负，而在和谐；不在争讼，而在止争。而我何其有幸，一边在展厅里讲述这些故事，一边在法庭上见证这些故事变成现实。窗外微风又起，吹过安阳老城郭朴祠的檐角，也吹过我手边厚厚的卷宗。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的法律，在这一刻，悄然相遇。
徐文龙
徐文龙，新蔡县人民法院政治部干警。爱好文学与写作，多篇文稿在《法治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河南法治报》《中原盾》等报纸媒体网站发表，《法者重器、笃行不怠——从〈重器〉热播看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使命担当》获评最高人民法院优秀网评文章。
善断为基 无讼为境
文丨徐文龙
坐堂问案、秉公下判，是法律世界里为人熟知的本领。明断是非之上，中华民族还珍藏着一个更为高远的理想——无讼。一桩纠纷最圆满的了结，未必在于走上法庭、求得一纸判词；真正高明的治理，在于让纷争不必成讼，让矛盾消弭于未然。放眼世界法治文明，此一理想独具一格，不以对抗对质为常态，而以和谐、自治、和睦为治世极则。
断案之道，首在明辨是非、兑现公平正义，此乃司法安身立命的本分，须臾不可偏废。本分之上，更有一层历两千余年而贯穿古今的境界——无讼。断案治已然，无讼治未然；前者守其末，后者臻其本。
皋陶的司法遗产，与中原大地渊源深厚；中原法脉承“刑期于无刑”之训，一路走到孔子“必也使无讼”。溯流而上，最先阐明此一境界的，是《尚书•大禹谟》中舜与皋陶的对话。舜命皋陶作士，主管刑狱，嘱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留下八字“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设立刑罚、动用刑罚，终极目的在于达到无须用刑的境地，使百姓言行皆归于中道。寥寥八字，道破刑罚的目的论，刑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引人向善、归于中道的手段。
寥寥八字，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写下极为高远的一笔。世人多以为法的力量在于惩、刑的威严在于杀，皋陶却道出另一层道理，刑为辅翼，教为根本；用刑非为用刑，而是为了无人可刑。刑罚如同医生手中的针石，针石本在疗疾，终极目的是让人不再需要针石。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刑罚便沦为苛政；手段始终服从目的，刑罚方归于仁厚。
《史记•周本纪》称颂成康之治，“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刑具搁置四十余年而不必动用，囹圄几空，正是“刑期于无刑”最动人的历史注脚。
皋陶求的是刑措不用，孔子更进一步，把治道的目光由国家用刑转向民间争讼，祈愿天下无讼。
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主管刑狱。《论语•颜渊》记下他的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断案，他与别人并无两样；他真正追求的，是让人无官司可打。《大学》引述此言，又补一层“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虚妄之辞无从铺陈，人心畏服而归于正，方抓住根本。在圣人眼里，听讼是末，无讼是本；断得公正是本事，使人不讼才是境界。无讼绝非要求百姓退让隐忍，而是寄望于教化涵养、礼义熏陶，使人知耻向善、息争未萌。
无讼绝非清高避世。《周易•讼卦》象传讲“君子以作事谋始”，凡事在开端处谋划周全、防患未然，争讼自无从滋生。《周礼•地官》设“调人”一职，“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专司化解百姓纷争嫌隙；明初乡里设申明亭，由乡老耆宿先行调处户婚田土细故。从经典哲思到乡规民约，这条源头化解的脉络绵延不绝，与堂上明断并行不悖，共同熔铸出中华法系温润深厚的底色，也沉淀为“和为贵”“远讼争”的文化心理。
这条古老脉络，在党的司法传统里开出新花，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
陕甘宁边区的马锡五，把法庭搬到田间地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就地审判、不拘形式，审判与调解相结合，许多纠纷在父子邻里之间、田埂树荫之下便已烟消云散。马锡五审判方式，根子上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领域的生动延伸，不把群众推到对簿公堂的对立面，而站在群众身边倾听、疏导、化解，解开疙瘩，理顺日子，使司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走到新时代，古老智慧与党的治国方略实现深刻贯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并鲜明指出，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与之相应，人民法院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进诉源治理，抓前端、治未病，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古老的“无讼”理想，由此获得现代治理的崭新形态，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倡导无讼，绝非消灭诉讼，绝非压制群众合法诉求，更非让有理者忍气吞声、把矛盾捂住盖严。该立案的依法立案，该下判的公正下判，法庭始终是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此线半步不能让。所追求的无讼，是在防线之前多筑几道堤坝，把工作做在纠纷酿成之前，把调解摆在对簿公堂之前，让群众不必付出对质公堂的成本与裂痕，便能卸下心上的石头。善断是底线，无讼是境界；守住底线，仰望境界，二者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从“不枉不纵”到“洗冤”，再到“无讼”，其间是司法理念层层抬升的三重境界。“不枉不纵”是消极防错，是不能出错的底线，监狱里没有无辜，刑场上没有冤魂。“洗冤”较“不枉不纵”更进一步，不止于不出错，更要主动把蒙在真相上的尘埃一寸寸拂去，为被害人讨回公道，也为蒙冤者昭雪。“无讼”又高一层，洗冤向个案负责，无讼向社会负责；司法的胸怀，不能只装得下审判台上的一方天地，还应当装下乡风邻里的和睦、源头治理的担当，装下对整个社会长治久安的深远关怀。三重境界，由个案之公到群体之和，由事后之救到事前之防，一脉相承而又层层升华。
两千多年前，中原法脉把“刑期于无刑”写进源头，把“必也使无讼”刻进基因。斗转星移，刑鼎终锈，竹简亦朽，而此一理想的光芒从未黯淡。今天，走进村居院落排查风险，把一桩桩纠纷化解在萌芽；联动调解，把非诉讼机制挺在前面，让邻里重归于好、家庭破镜重圆，所做的正是先贤未竟的事业，也是对“天下大同”理想的当代回应。
“无讼”二字，看似最轻，轻到仿佛只是一句理想；实则最重，重到要用一代又一代司法人的深耕去趋近。囹圄常空、乡邻和睦、天下少讼，此乃中华法治文明所能企及的最辽远星空，也是一个文明古国对良法善治、长治久安的恒久向往。
王 辉
王辉，鄢陵县人民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主任。曾被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荣记嘉奖，获评鄢陵县优秀共产党员、十佳政法干警。
汉代廷尉郭躬的法治情怀
文丨王辉
西汉长安，狱犴丛生。皇权至上的时代，司法往往被权力裹挟。然而，一位从中原大地走出的廷尉——郭躬，以毕生践行诠释了慎刑恤民、保障民生的法治真谛。
郭躬出身颍川阳翟律学世家，少传父业，明习法律，门徒众多。后以明法入仕，官至廷尉，执掌刑狱。史载郭躬“决狱断刑，多依矜恕”，他深知刑罚乃凶器而非目的，司法者手握生杀予夺之权，一念之差便可能毁掉一个家庭的生计。因此，他坚持以审慎之心对待每一起案件，以怜悯之心权衡每一份刑罚。
郭躬居廷尉之位，任事勤勉，务在宽平。他曾梳理现行律令，条奏重刑中可以轻处者四十余事，皆获朝廷采纳，颁行天下。他还建议对情有可原的死刑案件上请复核，防止冤滥。这些举措看似细微，却为无数百姓留住了生的希望，也赢得了“宽平”的政声。法律的威严并非建立在血腥之上，而在于使其罚当其罪、罚之有度；司法者的操守，亦不在峻法严刑，而在持之以恒地守住人心对公正的期待。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治的温度在于恤民。郭躬的慎刑之举，并非一己之仁，而是源于对“民惟邦本”的深刻体认。对普通百姓而言，一次误判可能毁掉一生，一场冤狱足以破碎一家。司法若唯权是听、唯上是从，则生民无告；司法若以法为据、以民为念，则民心安定。郭躬以行动昭示后人：法律绝非高高在上的冰冷器具，而是定分止争、保障民生的公器。
岁月流转，法魂永存。今天的法治建设，依然秉承着这种“慎刑恤民”的精神。新时代司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心声，把每一个案件都当作当事人的人生来对待。从纠防冤错案件到完善司法救助，从优化诉讼服务到强化民生执行，每一项制度进步都渗透着对百姓福祉的关切。这正是对郭躬等先贤法治情怀的最好传承。
法有尺度，更有温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法律真正成为护佑民生的坚实屏障——这，是法治赋予今天的责任，也是今天对历史的回答。
赵志刚
赵志刚，省高级人民法院三级高级法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法院文联常务理事兼书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书法作品多次在《法治日报》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等报纸媒体网站发表。
书端州郡斋壁
篆体书法丨赵志刚
来 源：省法院机关党委、机关团委、青工委，河南法院文联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