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某央企信托家族信托的负责人告诉我:现在很多信托公司由于经验不足,或为了做业绩营销而让投资者设立“家族信托”,这些家族信托的设立合同文本漏洞百出,只怕未来10年后全是纠纷!

家族信托的文章大多写到设立就停了,但对存续十年、二十年的安排来说,设立只是开头,真正考验它的,是委托人不在之后的那段时间。

委托人在的时候,很多问题不用回答:分配要不要提前,受托人做得好不好,条款要不要改,委托人一句话就能定。

委托人去世或者失能之后,这句话没有了,问题才集中出现:谁来监督受托人,谁有权要求换受托人,家族意见不一致时听谁的,委托人生前说过的话还算不算数。

后委托人时代的核心,不是找一个“接班人”继续发号施令,而是权力在事先有没有被分开、有没有制衡、有没有一条走得通的更换和纠错路径。

如果设立时权力都集中在委托人一人身上,委托人不在,信托就很容易陷入两种状态:要么没人敢动,事情拖着;要么人人都想动,事情吵着。

01

权力真空从哪来

委托人生前集多种角色于一身,是家族信托最常见的结构。委托人既是资产来源,也是条款设计者,往往还保留着分配建议权、受托人监督权,甚至部分条款的变更权。

只要委托人在,这些权力归属明确,运转顺畅,也很少有人质疑。

问题在于,这些权力并不会因为委托人去世就自动传给继承人。

继承人继承的是受益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不等于继承了委托人在信托里的监督权和变更权。合同里没有写明由谁承接、按什么程序行使,监督权就成了一个空位。

受托人照章办事,程序上没错,但没有人能从委托人的立场追问:这一步是不是偏离了当初的安排。受益人想追问,又发现自己手里主要是受益权,追问的边界在哪里,合同里往往没有写清。

所以,后委托人时代的第一个风险不是受托人做错事,而是没有人有资格、有程序去判断受托人做得对不对。权力真空本身,就是风险。

02

四方制衡:分开,才管得住

一个能走得远的安排,通常是把权力拆开,而不是换一个人集中行使。受托人执行,受益人在合同范围内监督,保护人或者监察人在特定事项上把关,家族内部通过约定的议事方式表达意见。

四方边界越清楚,事后扯皮的空间就越小。

受托人的权力应当是执行性的:按合同管理资产、按条件分配、按要求披露。

受益人的监督应当有边界:可以要求说明、可以查阅合同约定的信息、可以在受托人违反合同时按约定和法律途径主张权利,但不能直接指挥受托人怎么管理某一笔资产,否则受益权和控制权混在一起,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反而会被质疑。

保护人或者监察人,是设立时最容易被写含糊的角色。在我国现行信托法律框架下,保护人并不是一个像受托人那样有明确法定地位的职务,它的权力主要来自合同约定。

权力写多大、管什么事、能不能否决分配、能不能提议更换受托人,都必须在合同里逐项写明,写了才有依据,没写就很难临时主张。

更重要的是,保护人不能变成第二个委托人。如果保护人可以不受约束地改条款、定分配,那只是把权力真空换成了权力集中,问题并没有解决。

家族议事机制同样要有限度。受益人会议或者家族会议可以沟通信息、表达意见、就合同约定的事项形成共识,但不应当成为可以随时推翻合同的机构。召集方式、表决比例、决议范围,都要事先写好,否则会议本身就会成为新的争议来源。

03

换受托人为什么这么难

换受托人,是检验一个信托有没有纠错能力的试金石。现实中,这件事常常比设立难得多,难在四个地方。

第一是合同写得模糊。很多合同只写“受托人严重失职可以更换”,却没有写什么算严重失职、由谁认定、按什么程序认定。标准模糊,争议必然出现,换人就卡在第一步。

第二是交接成本。受托人掌握着账户、资产清单、分配记录和历史档案,换一家机构,资产要重新核对,档案要重新交接,分配节奏可能中断。交接期间谁负责、费用谁承担、差错谁兜底,合同里如果没有安排,换人的意愿再强,也会被现实成本拖住。

第三是受益人之间意见不一致。受益人不是一个人,利益和立场常常不同,有人想换,有人不想换,有人想借换人谈条件。合同如果没有规定多数受益人能否决定、少数受益人的权利如何保护,换人就会变成家族内部的拉锯。

第四是外部路径的门槛。协商换不成,受益人可以考虑向法院申请解任受托人,但这条路对证据、程序和时间的要求都不低。

法院要判断的是受托人是否违反信托目的或者管理存在严重问题,而不是受益人对受托人不满意。这条路存在,但不是可以轻易启动的开关,更不能替代合同里的更换机制。

04

家族宪章怎么写才不沦为空话

很多家族都有家族宪章,写着价值观、家风、传承的愿望。宪章本身没有错,但如果只停留在愿望层面,委托人不在之后,它就很难约束任何人。宪章要起作用,必须和信托合同接上。

应当写死的部分,是底线。分配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哪些资产或者哪些情形下不得提前分配,什么情况下可以启动更换受托人,争议先协商还是直接进入约定的解决程序。

应当留活口的部分,是执行中的裁量。受益人的教育、医疗、创业、特殊困难怎么认定,分配节奏怎么调整,受托人在多大范围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如果写得太死,合同很快就跟不上生活的变化;如果写得太活,又等于把决定权重新交给了某一个人。活口要留,但活口的边界、决策程序和事后说明义务要同时写好。

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修订程序。家族情况会变,法律和市场也会变,条款不可能一成不变。

谁可以提议修订,要经过多少比例的同意,保护人或者监察人在修订中起什么作用,修订后要不要通知全体受益人,这些程序条款,决定了宪章和合同在委托人不在之后还能不能被正常改动,而不是被某一方私下改动。

05

委托人生前安排与身后执行脱节的常见情形

脱节常常不是出在某一个大条款上,而是出在细节没有落到纸面上。

委托人生前口头说过要照顾某位受益人,或者口头调整过分配节奏,但合同没有改,口头说法在执行时就很难成为依据。

受托人按合同办事没有错,受益人觉得违背委托人意愿也没有错,错在设立时没有把口头安排变成书面条款。

另一种脱节,是条件没有跟着生活走。受益人成年、结婚、出现债务或者失能之后,当初的分配条件可能已经不再合适。如果合同里没有条件复核和调整的机制,执行就会陷入两难:按旧条件分,不合理;不按旧条件分,又没有依据。

还有一种脱节,是资产和档案没有跟上。新增资产没有及时入托,财产清单没有更新,经办人员换了,历史档案交接不完整。委托人在的时候,这些问题可以靠个人记忆补上;委托人不在,档案就是唯一的依据。

上海《信托圈》认为:家族信托不是一份签完就可以放进抽屉的文件,它是一个要运转很多年的制度。

委托人在的时候,制度可以靠人运转;委托人不在之后,制度只能靠规则运转。规则是否完整,权力是否分开,更换和纠错的路径是否走得通,决定了信托是继续执行,还是陷入僵局。

对正在设立或者已经设立家族信托的家庭来说,最值得做的事,是在设立时就把后委托人时代想清楚:谁监督,谁执行,谁可以提议换人,什么情况下可以换,家族宪章里的愿望对应着合同里的哪一条权力。

这些问题现在问起来可能显得多余,但十年之后,它们全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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