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们扯块布,做身衣裳吧。”

说完这句话,他没有久坐,起身便走。那时的十元钱并不轻,尤其对一个刚刚复员、腿部带着伤残、身边没有亲人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可周元官没有先问婚后日子怎么过,也没有计较对方年长多少,他先看见的,是几个孩子身上的破衣裳。

这次见面,发生在一桩并不被乡亲看好的婚事之前。

周元官十五岁参加新四军,长期随部队行动,经历过多次战斗。战争留下的,不只是功劳和记忆,还有六次负伤后的身体损伤。27岁复员时,他没有父母兄弟可以依靠,也没有成家。回到故乡后,最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腿脚不便,不能从事太重的活,日常生活也缺少照料。

当地有关方面考虑到他的情况,曾设法为他安排生活,也请人帮忙介绍对象。媒婆找到周元官时,话说得很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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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四十三岁,丈夫已经去世,家里还有几个孩子。”

她说到这里,特意停了一下。这样的条件,放在当时,几乎没人会认为一个27岁的年轻人能够接受。年龄相差十六岁,又要面对一个并不宽裕的大家庭,婚后的担子可想而知。

周元官没有立即答应,只说:“明天去看一看。”

这句话让媒婆颇感意外。她原本以为,对方听到年龄和孩子的情况便会拒绝。可周元官想得很清楚,婚姻不能只听别人介绍,日子也不能只看表面条件,还是要亲自到家里看一眼。

沈邦珍的家十分简陋,屋内却收拾得利落。柴火靠墙码放,杂物摆得有序,床上的孩子睡得很不安稳,旁边还有两个半大的孩子挤在破被褥里。两个年轻些的男孩衣服上补丁叠着补丁,见客人进门,赶紧倒水、搬凳子。

沈邦珍显得拘谨,不敢抬头,只低声招呼:“周……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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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官没有询问她能带来多少东西,也没有追问家中究竟欠了多少债。他看到的是一个守着孩子过日子的寡妇,以及一群缺少父亲照料的孩子。多年军旅生涯让他习惯了在紧要处作出决定,这一次,他同样没有绕弯子。

几天后,他向媒婆表示愿意成亲。

事情到了这一步,沈邦珍反而主动说出了媒婆没有讲明的情况:家中不仅孩子多,还有外债。她担心周元官知道真相后改变主意,毕竟这不是添一间屋、置几件家具,而是把一家人的困难一并接过来。

周元官听完,只回答了一句:“债,我替你还。”

他拿出自己的退伍补偿金,先替沈邦珍处理了债务。婚礼办得很简单,没有铺张排场,真正需要面对的,是婚礼之后的柴米油盐。结婚那天,他对沈邦珍说:“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这句话并不华丽,却直接决定了这个家庭此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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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开后,小镇上议论不少。有人替周元官惋惜,认为他年纪轻、又有军功,完全可以找一个年轻姑娘,没必要接手这样的家庭。也有人觉得,他腿脚有伤,找个能照料自己的伴侣才更合适。

周元官没有同乡亲争辩。他搬进沈邦珍家,按照身体状况参加生产队劳动,能做的活尽量去做,不能做的便少逞强。沈邦珍则操持家务,照看孩子。两个人都明白,感情要靠共同过日子来证明,不是靠几句承诺。

最难的时候,家里缺衣少食,孩子们年龄又有差别。大的要帮忙干活,小的需要照料,缝补、烧饭、挣工分,每一件事都压在一家人身上。周元官对孩子并不溺爱,要求他们懂规矩、肯劳动;沈邦珍也常提醒孩子,不能因为继父宽厚,就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

几年下来,家里的状况逐渐有了起色。两个年长的孩子能够独立后,周元官又帮他们解决住房和成家问题。对他而言,这些孩子虽然不是亲生,却已经是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孩子们也从最初的拘谨,慢慢把他当成真正的父亲。

有意思的是,家庭并没有因为婚姻稳定便停止增加压力。

一天,周元官出工回家,发现沈邦珍眼睛红肿。追问之下才知道,她还有一个女儿早年被人抱养,后来养父母相继离世,孩子和养父母家的女儿生活陷入困境。消息辗转送到沈邦珍这里,她既牵挂,又担心家中已经难以承受新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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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问:“再接回来,家里怎么办?”

周元官没有犹豫:“多两双筷子,想办法就是了。”

于是,原本已经拥挤的家庭再次接纳了两个需要照料的姑娘。周元官承担起更多父亲的责任,家里的粮食、衣物和劳动安排都要重新计算。那不是一句“接回来”就能解决的事,而是往后的每一天都得咬牙坚持。

孩子们长大后,各自成家立业。周元官和沈邦珍年纪渐长,便跟着大儿子生活。逢年过节,儿女们回来探望,屋里多了许多晚辈的声音。对周元官来说,孩子们是否亲生,早已不是需要反复说明的问题;他们叫他父亲,他便承担父亲的分量。

2004年,沈邦珍去世,享年92岁。临终前,她反复嘱咐儿女,要善待周元官。她知道,这个男人不仅替她还过债,也替她把一个濒临困顿的家庭重新撑了起来。

沈邦珍离世后,几个孩子轮流照料周元官。有人负责饮食,有人陪他说话,有人带他看病。年轻时,他在战场上负伤;复员后,又把大半生用在了一个并非由自己建立的家庭里。那张当年摆在桌上的十元钱,后来换成了孩子们对他的称呼,也换成了一家人多年不曾中断的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