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公益游学期间,我两次与丘建东老师见面。
那天下午气温33℃,我坐地铁到广东金桥百信(厦门)律师事务所,第二次面见丘老师。
出发前,我在手机备忘录记下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打这场公益官司?一路过来,谁在支持,谁在反对?立案一年多迟迟不判,作何感想?
那天真正坐下来交谈,话题早已不止这三个。
很多人把丘建东称作中国小额公益诉讼的先行者。1996年,还在机关任职的他发现公用电话没有落实夜间、节假日长途话费半价,多收消费者费用,就此打响轰动全国的“一块二”官司,1.2元的诉讼标的,把电信行业不合理收费推到公众视野。
这场官司在龙岩以撤诉收场,没等来一纸判决书。他心有不甘,索性到北京打“续集”,《中国消费者报》的标题就是:“一块二官司”在京演续集。次年他又自费北上继续起诉,就是广为流传的一元钱电话费官司。一张千元机票对普通家庭不是小数目,爱人陪他一起北上开庭。
三十年来,丘建东发起二十余起公益诉讼,瞄准电信、邮政、航空、公共服务等领域,涉案金额很小,却关乎千万消费者的共同利益。从质疑邮政特快专递收费、挑战机场建设费,到推动信息公开,他打的从来不是私人纠纷,而是面向公共行业、指向制度瑕疵的维权。2006年起诉邮政多收快递费一案,促成国内政府奖励公益诉讼第一案。
在国内法律圈,丘建东是个绕不开的名字。公益诉讼概念还未普及的年代,他开创“私益诉讼带动公共改变”的维权模式:不靠赔偿获利,而是用个案庭审倒逼行业整改、唤醒大众的权利意识。他登上过3·15晚会,拿过中国消费者协会3·15金质奖章,诸多案件被法学研究反复引用,启发了后来一代代公益维权人。
他也另辟了一条“服务打假”的路,专挑有政策支持价格的垄断企业服务乱象下手。相比商品打假,服务打假的公益成分更浓。
今年9月22日,厦门大学法学院邀请丘老师开设公益诉讼讲座,是对他公益诉讼的肯定。
如今《检察公益诉讼法》刚刚通过,站在这个利好背景下回望,他提出的“公益诉讼二分法”更有意义。三十年一桩桩个案打下来,他其实是为这部法律的通过和实施,做了实践和理论上的奠基。
但这条路从来不是一路鲜花。几十年间非议不断,说他好斗、爱博眼球、想出名。
丘老师看得很淡然:“任何事,总会有人说三道四,最重要的,是你的行动,有没有真正服务到普通公众。”
今年1月,69岁的他进入律所成为实习律师。这场和厦门轮渡公司票价相关的公益诉讼,从想法到行动全部出自他本人,律所也给予支持,有律师为他提供义务法律援助。
这起公益诉讼牵扯地方企业与公共利益,不少人担心遇到干预。丘老师坦言,厦门相关部门没有打招呼,没有人为设置阻力,这点他对厦门司法局的工作颇为认可。
丘老师所在律所和受理案件的法院一道之隔,他和团队恪守职业纪律,没有私下见承办法官。只是立案快一年了,案件依旧没等来判决。谈及此处,他难掩一丝遗憾。
很多人不知道,2025年底,68岁的丘老师通过了司法考试。此前他数次赴考,屡屡落榜。成为真正的律师,是他埋在心里很久的心愿。
那天他开玩笑说,如果年纪再轻些,或许会去北京,那里平台更广。过去他只是普通法律工作者,业务局限于部分民事案件。他期待实习期满、拿到执业证后,去做更多想做的事。
聊天中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勉为其难,不要迎难而上;要做勇士,不要做烈士。”这是一位常年冲在公益维权一线的老人,沉淀几十年的处世哲学。不逞一时之勇,讲究方式与分寸,敢于挺身而出,也懂得保全自身。
丘老师年近七旬,依旧心怀理想。从当年轰动全国的小额诉讼,到古稀之年法考上岸,再到眼下悬而未决的案子,几十年风雨,有掌声也有误解。他依旧在路上,以法律为武器,为公共利益发声。
2026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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