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湖南长沙,一位工作人员陪同病中的毛泽东读《资治通鉴》,谈到武则天时,话题并没有停留在她是“女皇帝”这一身份上,而是落到了乾陵前那块没有文字的石碑。
这块碑并非粗制滥造。碑身高大,碑额雕有盘龙,底部刻着雄狮、骏马,石面经过精心打磨,唯独没有留下一个字。它不像一块废弃的石料,更像一篇已经写到门口,却突然搁置的文章。
关于它的来历,历来有不少说法。有人认为,武则天功劳太大,文字难以尽述,所以索性不刻;也有人认为,她晚年退位,面对一生的是非,不愿留下自我辩解的证据。
还有一种解释,说她有意把评判权交给后人。这个说法颇有吸引力,却不能单独成为定论。武则天一生极重视政治名分,曾为自己营造声势,也曾留下祭祀和祈求除罪的遗迹。若说她完全看淡身后声名,未免把她想得过于简单。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石碑本身留下的痕迹。
考古人员清理碑面时,发现阳面存在整齐的方格。古代碑刻往往先分格,再由书写者誊写碑文,工匠依照字迹凿刻。方格的存在说明,这块碑很可能并非从一开始就打算永远空着,至少曾经有过准备刻字的计划。
换句话说,无字碑未必是武则天临终前主动设计的“谜语”,也可能是政治局势变化留下的半成品。
武则天死于705年。她去世后,唐中宗李显复位,朝廷对这位母亲的历史定位相当复杂:既不能彻底否定她,又不可能继续承认武周的正统地位。她的遗诏要求去掉帝号,以皇后身份与唐高宗合葬,乾陵因此仍然成为李唐皇室的陵墓。
到了707年,围绕武则天立碑的议论曾再次出现。史料记载,武三思等人参与推动相关活动,甚至有碑文拟稿的可能。但同年,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武三思父子被杀,政局剧烈震荡。此后,给武则天碑上刻字的事情便没有继续推进。
事情就卡在了这里。
石头有了,碑面分好了格,文字或许也曾起草,唯独没有等来落刀的一刻。后世看到的“无字”,很可能不是一个人单独决定的结果,而是武则天身后复杂权力关系共同造成的遗留。
但这仍然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块碑后来会被赋予如此强烈的象征意义。
毛泽东谈到武则天时说:“她有自知之明,不让在她墓前的碑上刻字。一个人的功过是非,还是由后人去评论。”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替无字碑提供了一个简单答案,而在于指出了历史评价的难处。
工作人员曾感叹武则天“不简单”,毛泽东回应:“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随后,他又提到武则天有治国才能,既有容人之量,也有识人之智和用人之术,同时指出她提拔过许多人,也杀过许多人。
这几句话放在一起,意思十分清楚:评价武则天,不能只看她是女性称帝,也不能只看她使用酷吏、打击宗室的一面。她的政治能力与统治手段,本来就是同时存在的两面。
她在位期间,科举取士得到发展,寒门士人进入仕途的机会增加;对农业、水利和地方治理,也有相应举措。狄仁杰、姚崇、宋璟等人后来成为唐代政治中的重要人物,其中一些人的才干,正是在武周时期被发现和重用。
她又确实制造过大量政治冤案。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旧臣遭到排挤,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借助告密和刑讯扩大案件,李唐宗室也受到严厉打击。若只写功劳,便像替她辩护;若只写罪责,又无法解释她为何能维持一个庞大政权多年。
武则天最重要的历史作用,还在于冲击了关陇贵族长期把持政权的格局。她并没有凭一己之力建立成熟的官僚制度,却确实推动了选官结构的变化,使更多出身较低的士人获得上升机会。后来唐代政治重心的转移,与这一变化有直接关系。
因此,无字碑的意义,并不是“功劳大到无法书写”这样一句漂亮话,也未必是“罪孽深重所以无颜落笔”。它更像一道被时代留下的空白:碑文尚未完成,政局已经改变;身份难以定论,后人也不愿替她作出单一裁决。
毛泽东所说的“由后人去评论”,恰好把这层关系说透了。武则天可以决定自己的称号,却无法决定后人如何排列她的功与过;朝廷可以拟定碑文,却不能让一篇文章消除真实发生过的政治斗争。
乾陵前的石碑沉默了千余年。它没有替武则天辩解,也没有主动认罪。碑面上的空白,反而把她一生留下的矛盾完整保留下来:有开拓,有严酷;有用人之明,也有统治之狠。碑文没有完成,争议却因此一直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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