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王永江」词条、赵守仁《东北大学创始人王永江》、王国栋与霍忠钦《奉天省长 王永江》、《东北年鉴》。全部来源与链接列于文末「参考资料与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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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19日,王永江向张作霖请假,说要回金州探望双亲。

张作霖准了假。

在张作霖看来,这个人管着奉天全省的警察,管着全省的财政,还管着一所办了快三年的大学,回去住几天,歇一歇,总要回来的。

王永江到了金州,没有回来。

他寄回一份辞呈,请求开去本兼各职——省长、财政厅长、官银号督办、东北大学校长,一并辞去。

1926年初的奉天,日子并不好过。市面上的奉票一天比一天毛,粮价往上走,商户开始挑着收票子;南满铁路沿线驻着日本兵,交涉一件接一件;关内那边,张作霖还在筹划再一次用兵。

摆在省长案头的,是账,不是权。

这一年,关内的局势又变了。北伐军自广东北上,直系、皖系旧部与奉系之间正在重新合纵连横,张作霖准备再一次入关。入关要兵,兵要饷,饷要从奉天省库出。

王永江手里那本账,已经连续几年被军费拽着走。

此时的奉天省库,是当时国内少有的殷实省库。1920年3月,这里刚刚还清一千余万元地方外债,填平每年两三百万元的亏空,账上还留着一千余万元结余。东北大学有了文法、理工两处校舍,北陵前那片三百多亩的陵地,是他出面同冯德麟谈下来的。他这一年五十四岁。

一个人把烂账做成了盈余,手里却没有一兵一卒,只有账本和公文。他在各路人马都在抢地盘的年份里离开了位置。

这份辞呈的由来,要等到1925年冬天奉天省库那笔账再也合不上时,才会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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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州少年与辽阳警政(1872年2月—1915年)

1872年2月17日,王永江出生在奉天金州,即今天的辽宁大连金州区。祖籍山东登州府蓬莱。祖上因山东灾荒出关谋生,到祖父王作霖这一辈,定居金州。

父亲王克谦在金州城双兴货栈做学徒,从杂役做到账房先生。货栈曹姓东家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王永江、王永潮兄弟,又出钱帮王家在南街开了杂货铺,字号「永庆和」。

王永江少年时拜李姓宿儒读书,习四书五经,偏爱陆游诗集。他后来取号「铁龛」,一个「铁」字,跟着他一辈子。他考取优贡,入奉天书院深造,二十一岁中廪生,做过南金书院小学堂监理。

他读书读得早,也读得苦。李姓宿儒教的是四书五经,课余让他抄陆游的诗。二十岁前后,他考取优贡,进奉天书院深造。

书院里读的是经史,也议时务。那几年东北的局面一年比一年紧:俄国人修铁路修到大连,日本人在朝鲜半岛扎根,辽东沿海的港口一处一处被划进租借地。书院里的年轻人议这些事,议到收尾往往只剩一句:得有人才。

二十一岁,他中廪生。廪生能吃上朝廷的廪米,算是有了功名,也算有了出路。他做过南金书院小学堂的监理,管过教学,知道一所小学要多少钱、要几个先生、要几年才能送出一批能读书的孩子。

1904年2月,日俄两国在东北开战。旅顺被围,炮声传到金州。战后,旅大地区落入日本之手。

科举这条路,他没走完。父母年迈,家计艰难,他弃儒学医,在旅顺口开设中药店「采真堂」。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旅大地区落入日本之手。

西药铺纷纷开张,市民认西药,中药难卖,「采真堂」开业不久便倒闭。他回到金州,进日本人办的南金书院任汉文教员,后因不满租借地推行的奴化教育辞职。

离职之后,他把精力放在一件事上:考察日本在租借地推行的警察制度与村屯制度。税怎么收,人怎么管,派出所怎么设,他一条条记下来。

1907年,辽阳地方团总袁金铠写信让他调查日本租借地警察行政的实情。王永江把调查结果详述成文,袁金铠看后,邀他到辽阳办警务学堂。

他参照日本警察制度,结合本地情形,自编教材与章程,培训警员。成效显著,东三省总督衙门给予嘉奖,他被称为「奉省办警政的第一人」。

那几年奉天推行新政,办学堂、练新军、办警察,各衙门都缺懂行的人。懂一门外语、会算账、能写章程的人,往往一人兼几处差事。他这一批人,就是在这时候被推上去的。

1910年,他任辽阳警务所长。这一年东三省鼠疫蔓延,他参与防疫,因防疫有功,获「防疫劳保知事」名誉,经辽阳知州史纪常保荐为候补知县。

1911年,他改任南路巡防营管带。武昌起义爆发后,东三省总督衙门将他调入民政司民政科。1912年,他署理东边兴凤道尹,三个月后辞职归乡。

那几年东北的局势翻得快。武昌起义之后,奉天城内各派都在动,新军、旧军、立宪派、革命党,各有各的主张。

他在民政司民政科办理文书与庶务。

1913年,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通令各省荐才,奉天省把他推举进京。袁世凯授他内务府道尹衔存记,人还是回原保荐单位任职。这次进京之后,他仍回奉天原保荐单位任职。

1913年,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通令各省荐才,奉天省推举他进京,授内务府道尹衔存记,仍回原保荐单位任职。

经袁金铠相劝,他先后出任辽阳、康平、牛庄、海城及省城税捐局长。1915年,他任奉天省税务局长,兼官地清丈局长、屯垦局长。

屯垦这一头,他管的是荒地与移民。奉天北部地广人稀,官荒放垦,招来的多是山东、河北的农户。他把放垦的章程改了:领荒要报亩数,开垦要按年限,转卖要经官。章程一改,领荒的人多了,荒地的账也清楚了。

他在屯垦局任上还做了一件事:把官荒与旗地的界限重新划清。界限一清,争地的官司少了一半,官府的赋册也就对得上了。

这些年他经手的都是钱粮杂务,官阶不高,事情很实。哪一县的税捐报了多少,哪一处庄园瞒了多少亩,哪一条路上的银子被谁截了,他心里有一本明细账。

税捐局长这个差事,在当时的官场里是肥缺。上任的人多半忙着两件事:把该收的收上来,把该留的留下来。王永江做的是第三件事——把账做清楚。

他到一县,先查田亩册子,再对税捐底册,两本账对不上,就下乡丈量。瞒报的庄园、牧场、围场,一律补征;包税的中间人,一律裁掉。

几年下来,辽阳、康平、牛庄、海城、省城几处税捐,账面上都干净了不少。

他懂医。这一手是弃儒学医那几年练出来的,后来在辽阳防疫时派上用场,晚年又写成了《医学辑要》《方书选粹》两部书。看病的路数与理财的路数,在他身上是一套:先看症,再下方,方子下去要见回头的数。

1912年,他署理东边兴凤道尹,三个月就辞职。东边道在鸭绿江边,山高路远,匪患、税弊、旗地纠纷搅成一团。他去看了一圈,把能改的列了出来,改不动,便交印回家。

他这辈子反复做同一件事:一旦发现自己只是个摆设,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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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奉天警政与财政整顿(1916年—1920年)

1916年,张作霖开始主政奉天。经袁金铠推荐,王永江出任督军署高等顾问。同年11月,他任奉天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上任之后,他先改警政。警员须有警察专门学校毕业文凭、警察教练所文凭或多年警政经验,并通过录取考试;警官补习所与警察教练所并为一处,另设警官班;赏罚规则重订,专业能力与操守一并考核。

他做了一件不讨巧的事——裁员增薪,理由写在明处:「非予以相当之薪水,不足以养其廉洁。」他还在省城与乡镇遍设派出所,把警务铺到街面上。

警权与军权的冲突,很快就来了。

汤玉麟所部官兵在省城西关平康里滋事,不服警察干涉,打伤警员。王永江下令拘押。汤玉麟派人到警务处要人,扬言带兵包围警务处。王永江没有退让,在警务处院内架起一门小炮,以示防卫。汤玉麟转去找张作霖,要求撤王永江的职。王永江也递上辞呈,等候裁决。

张作霖选择支持王永江,申斥了汤玉麟。1917年3月,汤玉麟被免去旅长职务。

这一场冲突,在奉天城里传了很久。警权在军权面前能不能立住,靠的不是章程,是上面那个人点不点头。

张作霖点了头,警务处才算立住。

警政的底子,是他一处一处铺出来的。

警员的录取要考试,文凭要核;警员的薪水往上调,冗员往下裁;赏罚章程贴在墙上,违了照章办。省城与乡镇的派出所一所一所设起来,街面上有了管事的人,报案不用先递帖子。

1917年5月,他转任财政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接手的是个漏底的缸。

1917年5月,王永江任奉天财政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

接手时,奉天金融紊乱,财政入不敷出,每年亏空两三百万元,另有外债一千余万元。他先理税:把税捐局分等裁并,划定辖区,订《奉天税捐征收局办事规则》《奉天省各税局改订分局所章程》,按年税额分级设卡;税捐人员重订薪额,赏罚入章程,犯者必惩,不避权势。

再理地:颁《变通奉天全省清赋章程》,下令清丈土地。过去瞒报的庄园、围场、牧场,一律加征田赋;土地产权、面积、应纳额逐项核定。这一手清出了大量隐田,也得罪了不少旗地大户。

再理支出:裁撤机关文职,精简编制;派省议会议员赴各地检查地方财政款项,防止挪用滥用。

再理钱:取缔私帖,整顿奉票,重组东三省官银号。1918年,他提请省议会通过,发行省公债五百万元,年息六厘,从税捐收入溢出项下每年拨一百万元作还本付息担保。此项公债实际发行三百二十五万九千二百九十七元。

成效可以核对。

1920年3月,奉天省还清一千余万元地方外债,弥补每年两三百万元的亏空,账上结余一千余万元。

1923年,全省岁入三千三百四十万元,岁出二千五百二十万元,盈余八百二十万元。

这些数字在当时的各省财政里很扎眼。张作霖需要这样一个人替他管钱,王永江也需要一个能让他放手改规矩的位置。两人的合作,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这一点上。

清丈土地那一手,得罪的人最多。

财政厅的差事,一半是算账,一半是跟人打交道。

各县知事报上来的数字,他要核;商会递上来的减税呈文,他要批;驻军的索款公文,他要挡。挡得住的时候,他按章程挡;挡不住的时候,他记账,等以后再算。

他给厅里的人立了规矩:收税不许额外加码,办公不许收受规费,违者按章参处。几条规矩贴出去,厅里的风气换了一遍。

奉天城里的旗地大户,祖上跑马圈地,圈进来的地几十年不纳粮,册子上只写一小块。清丈队一下去,皮尺拉过田埂,多出来的亩数全要补税。

有人托关系说情,有人把状子递到上面,说这是与旗人为难。张作霖压住了,他需要钱,也需要一个能把钱收上来的人。

公债那一手,见的是分寸。

五百万元的额度,他不硬摊,改成自愿认购,年息六厘,还本付息的担保写死在税捐溢出项下。最终实发三百二十五万多,没到额,他不追加,也不摊派。官银号那边,从清理旧账入手,把滥发的纸币一点点收回,把准备金立起来。票子的信用不是喊出来的,是兑出来的。

那几年各省的财政厅长,都在忙两件事:怎么多摊派,怎么多印票。王永江忙的是第三件:怎么让人相信这张纸。

东三省官银号是奉天金融的总闸门。

发行票子、代理省库、存放官款,都从这里走。王永江接手督办之后,先做的是清旧账:把各分号历年积欠的款项逐笔勾销或追缴,把滥发的纸币按折扣收回,把库存的准备金立册登记。闸门先关住,水才存得住。

税捐这一头,他把全省的局所分成几等,按税额定编制、定薪额、定考核。局子少了,人少了,收上来的钱反而多了,中间截留的那一段被挤掉了。

官银号的分号遍及东三省,票子的发行、兑换、汇兑都从这里走。

官银号改订章程之后,发行、兑换、放款三项分开管理,各设专人负责,账目互相对照。发行要有准备,兑换要照牌价,放款要有抵押。三条定下来,滥发的口子收窄了不少。

他给各分号定了三件事:库存要报,兑换要照牌价,汇款要按期。分号的账一日一报,省城的账一月一结,几年下来,奉票的发行量总算有了个准数。

这套办法不新鲜,难的是执行。北洋各省的税捐局,背后多半站着一位有来头的人。他动了几个局子,就动了几家的饭碗。状子递上去,张作霖压下来,事情才算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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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长任上的保境与兴学(1920年7月—1924年10月)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张作霖率军入关,助直倒皖,势力伸入察哈尔、热河,与直系共同把持北京政权。王永江力谏不要参加内战,未被采纳。

1921年,张作霖让他代理奉天省长,省长名义仍由张作霖自兼。

他在任上整顿吏治,推行官吏考试,唯才是举;1923年12月,把奉天全省警务处与全省保甲总办公所合并为「奉天全省警务处兼警甲总办公所」,在省一级实现警甲合一。

他主张的思路,写在给杨宇霆的一封信里:「现在潮流所趋,日重文化,以后以中国人与中国人斗,胜者不足荣,败者不足辱」,主张「极力主张缩减军备,共图文化」。他给东北设计的路径是:保境安民,缩减军备,充实财力,储备人才,发展实业、交通与教育。

这套思路落到具体的事上,是裁兵、简练军实、节用剔弊、发展实业、兴办教育、修筑铁路。他把它概括成四个字:保境安民。

张作霖想的是另一套。关内的政局一年一变,直系、皖系、国民军轮番上场,谁不进关,谁就少分一块。1920年7月直皖战争,他率军入关;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他再率军入关。两次都听了王永江的劝,两次都没听进去。

战后退回关外,张作霖开始整军经武:设陆军整理处,改革军事教育,重用军校出身的人,扩建兵工厂,筹建海军、空军。

这些事都要钱,一年两三千万元的军费,压在奉天省库上。王永江在省长任上能做的,是在这笔军费之外,再挤出另一笔钱,去办军费买不来的东西。

军费与省政的争,一年要吵好几回。军需处递上来的数目,他按省库的收入往下压;压不下去的,他就在别的项目上找补。

教育、实业、交通这几项,他一项都不肯停。吵得最凶的时候,他把账本摊在桌上,一页一页对给来人看:这笔钱从哪里来,那笔钱往哪里去。

账本是对得清的,枪杆子不听账本。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入关,不到一周,战线瓦解,退回了关外。战后,张作霖对王永江说:「这回你当省长,放手干。」1922年6月,王永江任奉天省长。

战败之后,张作霖改组军政,宣布东北「自治」,与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断绝关系。这一步是王永江等人替他筹划的:对外不再争关内的正统,对内把东三省的门关起来,先把家底养厚。

「自治」这两个字,给了王永江做事的名义。他手里有了省长的印,也有了跟军费讲价的底气。

办大学的钱,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谈下来的。张作霖起初不松口,那几年正要整军经武,一所大学要花的钱,够买不少枪。

王永江磨了几回,把话说到「另有底款,不使军费受牵制」,张作霖才点了头。

三省摊款的事也没谈成。原定奉天六成、吉林三成、黑龙江一成,吉林打算自办大学,不肯摊派。王永江没有再扯,奉天一省把担子全接了下来。

他等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句话。上任后着手的第一件大事,是办大学。

当时的东北,高等教育近乎空白。1923年,奉天省内中国人自办的高校,只有部属的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与一所私立医学专科学校。南满医科大学、旅顺工科大学由日本人所办,哈尔滨法政大学由俄侨所办。

各省中学毕业生要读大学,多要进关,去平津。

这种局面,在当时被看成东北的一块短板。东北的中学毕业生一年一年往关内送,学费、路费、住宿费花在别人的城市,学成之后,人也多留在关内。这块地方出钱、出人,末了什么也留不下。

王永江要办的,是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综合性大学。筹备期间,他就把话说得很明白:东北要自强,得有人才;人才不能永远靠关内接济。日本谋取东北的步子一年紧过一年,这块地方若连自己的读书人都养不出来,往后拿什么守。

1921年,他就在省公署内设大学筹备委员会,着手攒建校基金。最初议定奉、吉、黑三省按六三一摊款,吉林拟自办大学,不愿摊派,最终由奉天一省独担。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公推王永江为校长。第一年拨款四十三万九千余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27年累计拨付二百六十万二千余元。

同年,他又说服张作霖成立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自任会长,筹建东北铁路网,奉海铁路即在此期间动工。铁路修起来,货运走得快,税收留在本地,兵员与物资也运得动。这是他「保境安民」思路里最实的一块。

实业这一头也在动。1923年7月,官商合办的辽宁纺织厂开办,投资三百万元,从美国购进纺织机两万锭、织机二百架及全套电机设备,棉布年产量达到十五万疋。纱厂、织厂、窑业、电灯,一处处办起来,用的是省库的结余,养的是本地的工人。

铁路这一头,他看得更重。东北的铁路,南满线在日本手里,京奉线在交通部手里,货运的价钱与走向都受制于人。

1924年,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成立,他自任会长,规划东北自己的铁路网。奉海铁路从奉天向东,通到海龙,线一成,奉天的货物就不必全走南满线。

这条线1925年动工,从奉天东站起,经抚顺、清原,通到海龙,整线二百余公里。修路的钱,一部分出自省库,一部分招集商股。路修到哪里,粮、煤、木材就运到哪里,南满线的运价也就不敢随意上抬。

教育、实业、铁路,三件事用的是同一笔钱。这笔钱原本可以变成枪炮,他把它变成了学校、纱厂和铁轨。

那几年奉天的市面,确实有过一段安稳日子。仓库里有粮,街面上有警察,工厂里有活干,学堂里有孩子念书。史书把这段称作「仓廪足,治安宁」,前后不过几年。

教育见效慢,铁路见效快,两件事他都办了。只是在1924年的东北,能给他办这两件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