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登上一辆中型吉普车。车队没有举行盛大仪式,只有送行的乡亲、忙碌的工作人员和一批装满文件与生活用品的车辆。中共中央离开这个指挥中国革命的山村,向北平进发。

这次转移看似是一次搬迁,实际牵动着新政权的建立。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党能不能管理好城市,能不能经受住权力和生活环境变化的考验,已经摆在中共中央面前。

毛泽东把这次进城称为“进京赶考”。这句话不是临时起意。早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提醒全党,胜利之后可能出现骄傲、自满和贪图享受的危险。进入北平,意味着从长期的农村战争环境,转入复杂的城市治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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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之所以被选为首都,并非只因为它是古都。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城内大量历史建筑和文化设施得以保存。相较于南京,北平距离东北、华北根据地更近,安全条件也更适合新政权初期的布局。

毛泽东曾就定都问题征求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认为,北平靠近苏联和蒙古,战略位置较为有利;南京虽然地势险要,却靠近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局势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毛泽东听后点头说:“有道理。”

选择北平,还要解决中央机关住在哪里的问题。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城内原有机构复杂,潜伏人员尚未完全清查,社会秩序也需要逐步恢复。李克农等人经过勘察,认为中央机关不宜立即进入城内,香山因此进入了决策视野。

香山房屋较多,环境相对安静,便于警卫和办公,也能给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干部一个熟悉城市的缓冲期。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前,还以“劳动大学”为代号,分别设置筹备、收发和招待机构,办理物资、住宿、交通以及安全保卫等事务。

搬迁并不只是收拾行李。周恩来负责总体安排,任弼时协助统筹,杨尚昆具体组织。中央还制定了转移纪律,对档案保管、车辆行进、人员安置、保密工作作出明确规定。老弱病残人员如何安置,也被列入方案之中。

毛泽东曾到警卫人员住处询问准备情况:“你们有没有进城享福的思想?”警卫员回答,进城后要提高警惕,防止受到物质诱惑。毛泽东又说,进城是去工作,不是去享受,不能因为做了官就放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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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警卫同样经过周密安排。车队从西柏坡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县到长辛店,再由第四野战军部队接替。铁路沿线每个车站都安排专人盯守电话和道岔,列车分成警戒、主要人员和物资三组,尽量减少意外。

3月23日,毛泽东乘车离开西柏坡。当天车队经过灵寿、正定、行唐、曲阳,夜宿唐县淑闾村。毛泽东住在农户家中,睡的是门板搭成的床。夜深后,他仍在煤油灯下处理文件,乡亲们当时并不知道住进院子里的客人是谁。

3月24日,车队抵达保定。有人建议为保障安全而清理街道,毛泽东没有同意。周恩来要求维持交通秩序,不妨碍商店营业,也不要限制群众行动。这个细节说明,进入城市后的工作重点已经发生变化,军队和机关必须学会同城市社会相处。

当晚,车队抵达涿县。叶剑英等人汇报了进城安排,毛泽东强调,中央进入北平是大事,但仪式不能铺张,检阅和会见活动应当适度。刚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作风要求,不能还没进城就被排场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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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凌晨,专列抵达清华园车站。毛泽东等人随后前往颐和园,在益寿堂吃了进城后的第一顿早餐。下午,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和会见活动,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知识界人士以及各民主党派代表到场,现场约有一万多名群众代表。

这次活动没有安排在城中心,而是在西苑机场举行,既便于警戒,也避免过度扰民。毛泽东检阅人民解放军后,同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握手交谈。当天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与民主人士共进晚餐,商谈合作建国事宜。

夜深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前往香山。毛泽东住进双清别墅,其他几位领导住在附近的来清轩。3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消息,宣布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迁来北平。对于这支从西柏坡出发的队伍而言,真正的考卷,才刚刚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