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价跌到零以下,多发一度电就多亏一笔钱,按常理电厂应当停机止损,为什么不少机组依旧照常运转?在新能源快速扩张的今天,“负电价”为何频繁出现,又会给行业带来什么影响?
可再生能源发展较早的欧洲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2004年至2023年间,欧洲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增长到原来的近三倍,2023年升至24.5%。
每多发一千瓦时绿电,欧洲似乎就离可再生能源的未来、离更清洁的气候更近一步。伴随这一趋势出现的,还有一个让业界越来越头疼的现象:负电价。
所谓负电价,简单来说,就是想发电卖电的人很多,想买电的人却不多。电力供应商的盈利方式,本质上是让电力的供给与需求相匹配。
一旦发电量超过用电需求,供需平衡被打破,价格就会下跌,卖电者可能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电力,甚至跌到零以下,交易价格出现负数。
公共假日就是一个典型场景。工厂、商店和写字楼关门歇业,用电需求随之下降;如果恰逢阳光明媚的夏日假期,太阳能电池板却照样在发电。
需求偏低、供给却大得多,电价便一路走低,越来越便宜,直到跌入负值区间。“负电价”这个说法,指的正是这种状态。这种现象并不只出现在欧洲。
今年国庆中秋长假临近时,四川电力现货市场在结算试运行中出现了全天负电价:9月20日当天,省内现货出清最高价格为-34.8787元/兆瓦时,约合每度电-0.034元,最低价格为-50元/兆瓦时,约合每度电-0.05元。
这一情况一经披露,便引发各界热议,“负电价”也从专业术语变成了公众话题。
电便宜到几乎免费,听上去似乎是好事,问题出在哪里?在负电价时段,电力供应方和投资相关技术的投资者都会蒙受经济损失。
负电价意味着发电方不仅无法从送入市场的电力中获得收入,反而要为向市场送电支付费用。对投资者而言,这显然不是好消息,因为发电越多,账面上的压力反而越大。
而且这种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据行业组织“欧洲太阳能协会”(SolarPower Europe)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欧洲负电价时段数量屡创新高,2023年全欧洲共记录了约6500个负电价小时。
负电价出现得越频繁,发电企业的收益就越难预测,这样的“纪录”显然不是欧洲希望看到的。
既然送电要倒贴钱,电厂为何不干脆停机?
从国内业内人士的分析看,负电价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源在于电力供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性失衡:既有新能源高比例、规模化并网带来的必然性,也暴露出传统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的局限,部分制度安排与市场规则还在客观上推高了负电价出现的频率。
也就是说,现货价格即便跌到零以下,不少新能源项目的实际收入并不会随之同步下滑,自然缺乏主动停机的动力。
欧洲的情况与之类似。补贴曾是推动可再生能源扩张的重要力量,大约20年前,德国光伏发电就享受着可观的补贴。
当发电方的收入很大程度上来自补贴或保障机制,而非现货市场价格时,短时的负电价就难以让其立即减少出力。加之风电、光伏一旦建成,多发电几乎不增加额外的燃料成本,继续发电往往成了更“划算”的选择。
另一方面则是系统调节能力不足。传统电力系统原本围绕可控电源设计,部分常规机组难以根据价格信号灵活地快速降低出力或启停,而新能源出力又随天气起伏。
当大量电力在同一时段集中涌入,而需求侧和储能又无法及时“接住”,供给过剩就只能通过价格持续下探来体现,负电价由此反复出现。
负电价的影响并不止于短期亏损,更在于动摇长期投资信心。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已有部分利益相关方担心所投项目无法获得回报,也出现了投资者犹豫观望、对绿色能源项目可行性提出更多质疑的担忧和个例。
能源转型需要持续投入,一旦资本开始迟疑,后续项目的推进就会受到影响。
智库Ember的一位资深能源分析师认为,最明显的例子是丹麦近期的风电招标,最近一轮招标没有收到任何投标。据他了解,未来电价走势的不确定性,以及风电出力时段是否会有足够的用电需求,都是投资方顾虑的因素。
换句话说,发得出电却卖不出好价钱,已经成为投资决策中绕不开的风险。
负电价究竟能低到什么程度?关注德国市场的智库Agora能源分析师指出,德国在这一时期出现过的最低电价为每兆瓦时-500欧元。
作为参照,1兆瓦时等于1000千瓦时,而据德国政府估算,一个两人家庭每年的用电量约为3500千瓦时。这样的价格水平,足以说明供需失衡在极端时段有多严重。
这位分析师还表示,德国政府补贴的减少,也是投资者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提出更多疑问的原因之一。补贴高时,负电价的冲击可以被缓冲;补贴退坡后,项目收益越来越依赖市场价格,负电价带来的风险便直接暴露在投资者面前。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制度安排与负电价之间的密切关系。
面对某些时段的过剩电力,各方都在寻找消纳出路,绿氢便是被寄予厚望的方案之一。绿氢是利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制取的氢,可直接作为燃料使用,其生产过程称为电解。
思路很直接:在电力过剩、价格低迷时用电制氢,把原本难以消纳的电能转化为可以储存和运输的燃料。
在距马德里约一小时车程的瓜达拉哈拉,Accelera公司的工厂专门生产电解所需的电解槽。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电解槽的原理就是把水的生成反应倒过来:以电力为能源,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一侧产出相当纯净的氢气,另一侧产出氧气。
氢气燃烧时只排放水蒸气,是一种清洁燃料,若电解所用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则更是如此。
这家工厂还更进一步,用可再生能源来生产电解槽本身:厂房屋顶装有1.58兆瓦的光伏设备,为电解槽制造和空调系统供电。该工厂于2024年底投产,公司在最初宣布项目时,希望其年产能达到500兆瓦电解槽。
从制氢设备到生产用电都尽量“绿色化”,体现了产业界对这一路线的信心。
但必须看到,电解水制氢存在严重的效率问题,能量转换远非一比一,损耗很大。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只能利用约三分之一的电能,而电池储能系统的效率可达90%。
仅从效率看,氢能是最差的选择。用大量电力换取有限的氢,经济性仍是绕不过去的难题。
不过,两者适用的时间尺度不同。电池储能只能在较短时间内储存能量,通常以小时或天计;氢则可以储存数月乃至数年。因此,如果要应对季节性波动,比如夏季光伏大发、冬季需求高企之间的错配,氢可能是一种解决方案,这也是电池难以替代的地方。
支持绿氢的另一个理由,是储存、压缩和运输氢的基础设施已经存在。目前全球每年生产约1亿吨氢,相关设备是现成的。
在管道运输方面,欧洲许多天然气管道可以改造用于输氢。以德国为例,其约9000公里的氢能核心管网中,约60%将由天然气管道改造而成,并非一切都要从零新建。
现实差距同样明显。目前欧洲生产的氢绝大部分仍以化石燃料为原料,通过统称为“重整”的各类工艺制得,绿氢只占很小一部分。
放眼更大范围,氢在欧洲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极小,2022年仅为2%左右。从起步成本看,绿氢也远比太阳能电池板昂贵,在中国主导市场的情况下,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已变得非常低廉。
总体来看,负电价在欧洲已持续上升数年,在国内市场也已显现。电厂不愿停机,背后既有保障机制和补贴带来的收益缓冲,也有传统系统调节能力不足的现实约束。
储存过剩电能、调节需求的方案确实存在,却没有“灵丹妙药”:商用储能电池最多较好地储存几天的电能,跨越数周乃至数月的储能需要其他办法;绿氢可以成为拼图的一部分,但能量转换效率偏低。
要维持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就必须在电力供给与需求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让可再生能源不至于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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