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天，129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全师九千多人，手里长短枪加起来还不到五千支。
李达上将后来整理部队装备统计，全师的刺刀仅仅只有55把。
55把是什么概念，一个师的兵力，刺刀数量，还不够给一个排做到人手一把。
120师的条件同样窘迫，四千多支步枪，配给的刺刀也只有117把。
这个事吧，说起来也简单，刺刀这种物件，当年根据地普通铁匠铺根本造不出来。
刺刀需要牢牢卡进步枪枪口下方，卡座、弹簧的公差稍有偏差就固定不稳，得依靠机床加工。
乡间小作坊，做不了这种精密活。
大刀就不一样，村里打铁的土炉子就能够锻打成型。
部队里面大刀多、刺刀稀缺，是物资极度匮乏逼出来的现实。
再看日军这边，三八式步枪装上刺刀之后，全长接近1.66米，比不少日本士兵的身高还要高。
日军步兵在营房训练，刺杀是必修课，有成套的剑术教范，刺击、格挡、拨挡都有明确训练标准。
投入实战经常三个人编成一组，背靠背互相掩护补位。
网上流传一句老八路的回忆，拼刺刀的时候，日军一个班，能够压制我方一个排。
看编制，日军一个步兵班十几个人，八路军一个排有三四十人。
我方人数占优，但是对方枪械更长，刺刀工艺结实，刺杀动作经过千百次打磨，还懂得互相掩护。
八路军这边不少战士刚刚参军，原本是农家子弟，很多人的步枪上面，连刺刀配件都没有。
就算人数占上风，真正近身肉搏，也很难占到便宜。
老战士王汝林，少年练过少林拳。
他第一次跟日军拼刺，对手轻轻一拨，他的虎口直接撕裂，手中步枪脱手飞出去。
解放军报刊曾经分析过背后缘由，日军日常伙食供给充足，臂力强悍。我方战士长期粮食不足，脸上常有菜色，体力层面先天吃亏。
当时杨成武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他在战斗总结材料里面写到，我方现有刺刀耐用度差，捅伤一两名敌人，刀尖就容易弯折。
他向军区工厂提出改良刺刀的建议，同时要求每个班额外配备长矛。
一位军分区司令员，要靠长矛来弥补白刃战短板，足以看出当年拼刺战斗吃了多大苦头。
那大刀有没有打出过胜仗。
有，最出名的就是喜峰口战斗。
1933年3月初，热河省会承德失守，日军继续向着长城防线推进。
29军在喜峰口布防，枪弹补给不足，士兵人人背上一把大刀。
赵登禹挑选精干人员，趁着夜色绕到敌人后方，猛然冲进日军营地展开砍杀。
这一仗打出喜峰口大捷，九一八事变之后，这是少有的提振全国士气的胜仗。
但是大刀敢死队自身伤亡极其惨重，五百人的队伍，最后生还据说只有二三十人。
大刀能够发挥威力，依靠的是黑夜、山地地形，发起突然袭击，日军来不及举枪列阵。
如果放到白天正面对冲，大刀还没有挥到敌人身前，对方的刺刀就已经刺过来。
双方的差距，是一点点追上来的。
从1939年开始，八路军总部接连下发整军训令。1940年各部队开展轮训，白刃格斗列为重点训练科目，专门练习以多打少的小组战术。
王汝林后来回忆拼刺战术，交战时一部分战士负责牵制阻挡敌人，在局部形成二对一、三对一。一人佯装进攻吸引注意力，另一人从侧面突刺。
小规模伏击战斗，我方往往占据人数和地形优势。老兵、排长负责顶住正面，新兵寻找机会完成突刺。经过多次实战，战士的格斗技巧快速提升。
不少老兵回忆，从1940年往后，日军的作战能力逐步下滑，白刃交锋，不再像早先那样难以对付。
日军在中国战线越铺越长，老兵持续大量损耗，补充进来的新兵，战斗经验远远不及老一辈士兵。
129师刚渡过黄河那点薄弱家底，往后依靠战场缴获、根据地军工生产，一点点积累扩充装备。
整个八年抗战，129师累计歼灭日伪军四十多万。
1945年9月，在中国战场投降的日军，总数达到128万余人。
这份沉甸甸的战绩，里面有大刀长矛的血肉搏杀，也有后期逐步积攒起来的刺刀与枪炮。
把视线切换到2026年。
日本防卫省8月31日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金额8.89万亿日元，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预算资金重点投向可以配合远程导弹的攻击型无人机，还计划把人工智能正式引入自卫队指挥体系。
日本政府与自民党内部部分人士预估，等到年底正式定稿，预算规模有可能推高至10万亿日元上下。
另一项方案格外引人注意。
防卫省提出，为应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长期冲突，计划把防卫装备生产设施收归国家所有，交由民营企业受托运营生产。
同年靖国神社秋季例大祭，举办时间是10月17日到19日。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本人没有到场，第一天以首相名义献上真榊，最后一天，又委托自民党总务会长梶山弘志，代为递交个人出资的玉串料。
多名内阁阁僚城内实、井林辰宪亲自前往参拜。
19日当天，一共有71名国会议员结伴前去参拜。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17日就公开发声，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2026年，恰好是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靖国神社当中，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
一边向供奉战犯的神社敬献祭祀用品，一边持续加码军工生产预算。
2026年8月31日，日本防卫省这份8.89万亿日元的预算申请，正式对外提交。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