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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航空发动机企业罗尔斯·罗伊斯曾在新冠疫情期间遭遇严重经营压力。

欧洲航空制造商与中国市场的合作也在继续,空客在天津扩建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就是有明确公开记录的案例。

这种转向并不是个例。

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外界原本普遍认为,欧洲企业会跟着美国的节奏疏远中国市场,即便承受经营压力,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和中国走得太近。

欧洲航空巨头空客的做法却与这种判断相反,它没有保持距离,而是把A320系列飞机的第二条总装线放到了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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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22日,空客宣布,在中国的第二条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已在天津正式投产。

两件事前后只隔一天,中方对这条生产线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

单看这条消息,它像是一次普通的产能扩张。

把它放回当时的国际环境里看,分量就完全不同了。

10月10日,特朗普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作为对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的回应,美国可能对波音飞机零部件实施出口管制。

中国民航机队中仍有大量波音飞机在役,这些飞机每年的维护都离不开美国零部件,一旦断供,波及的就不只是几家航空公司的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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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还把出口许可当成了实际施压的动作。

2025年5月,美国曾暂停向中国出口部分航空发动机及相关产品,6月又恢复相关出口许可。

路透社2025年9月24日报道,商飞将当年C919生产目标从75架下调至25架,发动机供应中断和供应链瓶颈是影响因素。

美国已经把民航供应链当成了对华施压的工具。

空客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宣布天津新线投产,意义自然超出一般经济合作。

在欧洲企业的账本上,中国市场的稳定合作比追随华盛顿的节奏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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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罗尔斯·罗伊斯的遭遇,也能理解为什么欧洲航空企业越来越难以对中国市场说“不”。

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航班大面积停飞,按飞行小时收取维护费用的发动机厂商首当其冲。

罗尔斯·罗伊斯2020年上半年税前亏损约54亿英镑,折合人民币接近480亿元,同年还宣布全球裁员约9000人。

一家曾被视为航空工业标杆的企业被逼到如此境地,所谓“宁愿破产”的硬气说法,在现实的经营压力面前很难再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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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这条新线并不是临时起意。

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空客就宣布将在中国建设第二条A320系列总装线,中法双方同时签下了160架空客飞机的订单,其中150架A320系列飞机、10架A350-900宽体客机。

当时大概没有人料到,两年之后特朗普重返白宫,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波音随之被卷进地缘政治的漩涡。

这一连串变化,恰好给空客留出了一个难得的战略窗口期。

原本按商业节奏推进的项目,到了投产时点,意外具备了更强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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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也反映出中国在产业安全上的提前布局。

C919虽然已经完成首架交付,但从首架交付走到规模化量产,还需要相当长的爬坡时间。

在这段过渡期里,中国航空公司仍然需要进口大量窄体客机来满足运力增长。

提前把空客的产能留在国内,相当于给这段过渡期备下一份保障,即便外部供应链出现波动,国内航司的机队补充也不至于陷入被动。

站在法国的角度,这笔账同样算得很清楚。

全球大型客机市场上的主要玩家只有三家,空客和波音是多年来的竞争对手,C919才刚刚起步。

对欧洲来说,借机挤压波音的市场份额,牢牢抓住中国这个体量巨大的客户,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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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也明白,想要压制C919的发展并不现实。

发展民用大飞机是中国的国家级战略,中国不仅具备制造能力,还拥有完整的研发体系和产业链。

真正欠缺的是长期运营经验和全球市场的信任,而这两样只能靠时间慢慢积累。

正因为如此,空客选择的路径不是和中国的国产项目正面对抗,而是主动靠近、深化合作。

法国人心里清楚,中国不会永远依赖进口飞机,但在C919完全成熟之前,中国需要一个稳定可靠的合作伙伴,空客想扮演的正是这个角色。

罗尔斯·罗伊斯从强硬表态到传出在华设厂的转变,背后是同一套逻辑:与其站在门外,不如在中国市场的成长过程中占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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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动辄把出口许可当作谈判筹码,一再威胁断供零部件。

这种做法短期看起来很强硬,长期却在消耗波音的国际声誉。

民航业讲究的是几十年的机队运营周期,航空公司买飞机时最看重的不是哪家喊得响,而是哪家能保证零部件和售后服务的长期稳定。

一个随时可能被政治因素打断的供应商,在采购评估里天然就要被打折扣。

对中国来说,和谁合作早已不只是一道经济题,更是一道战略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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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隔三岔五就放话要断供的美国,另一边是把总装线直接建到中国的欧洲企业,两相比较,怎么选其实并不难。

中国的考量也不局限于眼前的订单。

与空客合作,并不只是为了多买几架飞机,更重要的是带动整个国产大飞机产业链升级。

从机体材料、航电系统,到制造标准和供应链管理,中国企业都能在合作中积累经验,这些能力最终会反哺国产项目。

中国看重的不只是飞机本身,而是背后的产业能力。

法国和空客要的则是市场与现金流。

双方诉求不同,却正好互相补位,这也是合作能够持续推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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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和空客而言,这同样是一次自救。

当下欧洲通胀高企,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周边地缘环境持续紧张,航空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薄。

疫情期间罗尔斯·罗伊斯巨亏裁员的经历已经说明,欧洲航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强。

如果空客不能在中国拿下更多订单,它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就会被削弱,与波音之间的格局也可能重新摇摆。

所以,天津这条A320第二总装线的投产,既是一个清晰的政治信号,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生存选择。

从早年欧洲航空企业在华布局相对有限,到如今空客将新的总装产能放在天津,变化的不是某几家公司的态度,而是全球民航产业里谁更能提供稳定预期的现实判断。

美国把供应链当作施压工具的时间越长,这种判断就会越清楚地体现在企业的投资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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