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瑞金办公室的纸箱已经封好,摞在墙边。李达康被临时叫回省委,外套还带着夜雨的潮气,桌上就摆着高育良的遗信和一张待签的处置意见。
“天亮就交接了。”沙瑞金把笔推向他,“你看完,帮我判断一句:这封信该不该列为恶意攀诬?”
李达康没碰笔。他先在信的第二页看见自己的名字,读到“安置工程关联线索暂缓追查”时,伸手去翻下一页。最后一张纸被沙瑞金的手掌压住了。
走廊里有人敲门,等了片刻,又敲了第二次。沙瑞金没有回头,只说:“文件放外面。”脚步声离开后,他才把手抬起。
最后一页并没有把指控说死。高育良写道,他相信有人借查案的次序改变了汉东的权力格局,但他只知道自己受到过选择性施压,真正作决定的人应从会议记录和附件里查。
“他到最后还是喜欢给别人出题。”沙瑞金看着李达康,“有些话是事实,有些是他替自己开脱。你比我熟悉当年的工程。”
李达康把最后一页读完,没有立刻回答。他当年确实反复说过安置不能停;这句话若被接到“暂缓追查”后面,听起来就像是他以安置为由,要求暂缓核查。
处置意见只有一页,结论栏已经写好:来信缺乏事实依据,建议作为恶意攀诬材料归档。下方留着李达康的签名处。
“要我判断,就别先把判断写好。”李达康将纸推回去,“信是谁从遗物里取出来的?信封呢?”
沙瑞金说是按程序送来的,信封也在桌上。他语气平和,像在提醒一名急躁的下属:“达康,判断可以慎重,交接不能没有结论。”
李达康拿起信封,封口处有拆开的痕迹。内侧用铅笔写着“附件一至四”,桌面上却只有正文和一张会议日期便笺。
他把信封翻过来,贴近灯下又看了一遍。那个“四”字被胶痕遮去半边,仍看得清楚。
“另外三件在哪儿?”
“送件目录上只有这些。”沙瑞金说,“家属清理遗物时,未必按他写的装齐。不能因为信封上一个数字,就认定有人抽走了材料。”
李达康把信封放在处置意见旁边:“也不能在没找过的时候,签它没有事实依据。”
沙瑞金靠回椅背,没有再催他落笔。“你的意思,是要在今晚把高育良写过的每句话都查一遍?”
“先查他给的日期。”李达康指住便笺上的一行,“那次会我参加过。旧卷里有纪要,也该有原始记录。”
沙瑞金看了一眼日期,随即把目光移到李达康脸上:“你自己的名字在信里。让你阅卷,对你未必有利。”
“所以我更不能签这张纸。”李达康抬起头,“签完它,缺的附件不用找,会上说过什么也不用问了。”
沙瑞金沉默了一会儿,取过处置意见,将写好的结论栏对折压住。“我请你来,是想听熟悉情况的人说话。不要把商量弄成对抗。”
“你让我相信组织,还是相信你?”李达康问。
沙瑞金手指停在折痕上。“组织有程序。你可以提核查意见,但不能凭高育良的一封信,就替当年的同志定性。”
“我现在要的就是核查。”李达康没有提高声音,“把信封和现有材料登记清楚,允许我去看那天的卷。看完我写意见,不替谁定性。”
沙瑞金拿起内线电话,通知值班人员开放旧案阅卷室,又指定联络人员陪同。说到“全程”两个字时,他看了李达康一眼。
李达康听见了,也没有争。阅卷许可已经拿到,他把信封和便笺并排摆好,要求陪同人员在登记上注明信封内侧的附件编号。
值班人员进来时,先看向沙瑞金。沙瑞金点头,他才写下“内侧铅笔字:附件一至四”。李达康核对完这一行,签了材料清点栏,没有碰处置意见。
出门前,沙瑞金又叫住陪同人员:“今晚查阅就限现存卷宗,不要惊动旧案经办人。交接在即,别让一封信搅乱人心。”
走廊的灯亮得刺眼。李达康跟着陪同人员往阅卷室去,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关上的门。沙瑞金让他查卷,却先替能问的人划了界。
旧案阅卷室在同一栋楼的另一端。陪同人员刷开门,值班阅卷员已把一册正式纪要放在桌面,旁边摆着领用登记本。
“按会议日期找到的就是这册。”阅卷员说,“您要查的安置工程,目录里只有纪要和后续办理结果。”
李达康坐下,先把目录翻到末尾。会前材料、会议记录、正式纪要各有独立编号,后两项的保存期限尚未到。
“原始记录呢?”他问。
阅卷员看了一眼陪同人员:“今晚通知的是查阅现存卷宗。原始记录封在另一柜,调出来得补手续。”
“手续我补。”李达康把目录转给他,“目录写着在库,期限也没过。先把这册给我看完,再请你开柜。”
正式纪要用词整齐。有关关联线索的一段写着:李达康提出,为保障安置工程连续实施,对涉及承建关系的线索可暂缓核查;与会人员原则同意。
李达康把那句话读了两遍。会议那天的争论,他记得很吵;自己说过不能让搬迁群众等在工地外,却不记得提过“暂缓核查”。
陪同人员站在一旁,手机亮了一次。他看过消息,没有说话,只把手机扣在桌面。
“这份纪要是谁拟的?”李达康问。
阅卷员翻了扉页:“专项联络组送来的底稿,办公室整理。送稿人是周启明。”
周启明的名字让李达康停了一下。他记得那人常坐在会议室靠门的位置,负责在几个专班之间传递材料,很少当众发言。
“把原始记录调来。”李达康说。
阅卷员没有动:“沙书记刚才特别交代,别惊动旧案经办人。开柜需要当年的经办人或档案负责人在场。”
“我没让你去问案情。”李达康指着目录,“请档案负责人来开柜。谁写了这条规定,就按谁写的办。”
十几分钟后,档案负责人带着钥匙到了。他确认李达康的阅卷许可,开柜取出一本边角磨白的记录簿,放在台灯下。
记录簿按发言顺序记着当天的话。轮到安置工程时,李达康先说的是工程不能因传闻全面停工,要把施工安全和群众安置安排好。
下一行却是另一种笔迹的补记:“关联承建线索先集中掌握,待安置节点后再作处置建议。”发言人栏写着“联络组转达”。
李达康用手指隔开两行,问阅卷员:“正式纪要为什么把这句接到我名下?”
阅卷员摇头:“我只负责保管。记录簿最后有核稿签名,您可以看。”
核稿页上,周启明签了“已核对”,办公室一名经办人签了收件。李达康记下收件人的名字,发现她还在楼里值夜班。
陪同人员立刻说:“沙书记交代过,不惊动旧案经办人。”
李达康合上笔帽:“我只问她当时怎样收稿,不让她替谁判断。你可以在场,也可以把我问的话逐字记下。”
经办人被请进来时,手里还拿着一份没送完的交接目录。她见了李达康,先说自己只处理过文稿,没有参加会议。
李达康把记录簿翻到那两行:“正式纪要的主语,是你改的吗?”
“不是。”她俯身看了看,“联络组送来的稿子已经这么写。我当时问过,因为原始记录的发言人栏对不上。”
“谁答复你?”
“周启明。”她说,“他让我按核过的稿发。后来您办公室的人也打过电话,催纪要尽快定下来。”
李达康皱眉:“我办公室谁打的?”
经办人想了想,摇头说记不准,只记得对方提到安置工程马上要开协调会,纪要不能一直压着。她没有把这个电话记进收文簿。
李达康原本想说,催文稿不等于认可内容。话到了嘴边,他看见记录簿里自己那句“不能全面停工”,又把反驳咽了回去。
“我当天关于工程,还说过什么?”他问。
经办人抬头看他:“您说群众已经搬出旧房,工地一停,谁给他们交代。这句我记得。那会儿大家都拿它说事。”
“拿它说什么事?”
“说先把工程稳住,别把承建单位都叫来问话。”经办人停了停,“是不是您本来的意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会上有人这样解释。”
李达康让阅卷员把记录簿往前翻两页,逐句核对自己的发言。他确实要求工程继续,也要求查施工质量;“暂缓核查承建关系”却没有出现在他的发言之下。
他记起那段时间工地堵门、临时住房告急,自己盯着开工日期,对另一条线索的进展没有追问。纪要送到办公室后,他在传阅单上写过“已阅”。
“传阅单也调出来。”他说。
阅卷员找到了那张纸。李达康的批注很短,日期清楚,既没有认可缓查的字样,也没有提出异议。
他把纸放回桌上:“这一笔是我写的。你们把它和两版记录放在一起,谁来查都能看见。”
陪同人员这才开口:“如果要问周启明,正常约谈安排在沙书记离任交接之后。今晚他的名字不在通知范围。”
经办人说,周启明已经离开专项联络组,近来为了旧材料的事主动联系过档案室,问过当年的催办批示是否还在。她只告诉他,来查须走正式渠道。
“他问的是哪份批示?”李达康追问。
“没说内容。”经办人把交接目录抱紧,“我也没见到原件。”
李达康看向桌上并排摊开的两份记录。一份把缓查的主语写成他,一份留下“联络组转达”;而他自己的传阅单,证明他当年有机会发现差异。
他请阅卷员复核页码,把这处差异写入查阅记录。笔落下前,他又补了一句:“我的传阅批注一并列上,不要省。”
阅卷室门外传来值班人员急促的脚步声。来人说接待室有位周启明,报了姓名后不肯离开,坚持今晚见李达康。
李达康合上记录簿,问陪同人员:“约谈安排在交接后,是谁定的?”
“按原计划排的。”陪同人员答得谨慎,“周本人提前来了。”
“那就去接待室。”李达康起身时,把自己的查阅记录留在桌上,“卷宗先按刚才的页码放着,我还要回来核。”
接待室就在阅卷室下一层。李达康进去时,周启明坐在靠门的椅子上,脚边放着一个旧文件袋;陪同人员跟进来,站在门旁。
周启明没有起身寒暄,只问:“原始记录您看到了?”
“看到了两种主语。”李达康坐到他对面,“你核过的纪要,把‘联络组转达’改成了我提出缓查。”
周启明望着桌面:“所以我今晚来。旧案材料在清点,等交接完再约谈,谁知道到时候还剩哪份能对上。”
“你手里是什么?”李达康看了一眼文件袋。
周启明把袋子按住:“先请人写接收记录。写明我主动交来,您在场,封套是什么样,里面有几页。”
陪同人员说可以由他先收,明早送交。周启明摇头:“当年也是先交给联络的人,后来出了问题,签字的人只剩我一个。”
李达康没有替他作保,叫来接待室值班员,让值班员取正式接收表和页码章。周启明盯着门口,直到表格放在三人面前,才松开文件袋。
袋里是一份催办批示的留存件,页边有旧装订孔。上方是安置工程关联线索的催办单,下方写着“已移交专项组”,却没有接收回执。
背面还有一栏续办记录,日期晚于那次声称移交的时间。周启明在那天签收了补充材料,随后写下“暂存联络组,待统一口径”。
李达康先看日期,再看签名:“你签收以后,线索仍在你手里?”
“在组里。”周启明说,“我经手过,不能说与我无关。可要说那时已经移交出去,也是假话。”
值班员逐页编号,写下封套破损处。周启明要求把背面的续办记录也算进页数,李达康同意,在见证栏签了自己的名字。
“信封上写了四件附件。”李达康把高育良遗信的编号说给他听,“你知道少的是什么吗?”
周启明的眼神动了动:“他手里有什么,我不知道。这份东西没给过他。我听说他留下信,才担心有人把所有旧材料都算成替他翻案。”
“那你为什么一直没说?”
周启明没急着回答。他把接收表往自己面前拉近,确认“主动提交”四个字没有被删,才说:“当年照办,我得了调任机会。后来有人要我只认自己的签名,我也想过认下来算了。”
“是谁要你认?”李达康问。
“这句我要在正式询问里说。”周启明看着他,“我先确认东西收进去了,还要确认您知道自己那句工程意见是怎么被用的。”
李达康把椅子往前挪了一点:“我催的是工程。你核过的稿子,却把缓查写到我名下。”
“可您催工程的话,正好能拿来挡核查。”周启明说,“有人问线索为什么往后放,我们就说李书记盯着安置节点。谁都听见您催工程。”
李达康没有马上反驳。他记得会议后确实有过几次汇报,汇报的人总说先保现场秩序;他追问过施工进度,却没有问被暂放的线索去了哪里。
“你们报给我的材料里,有没有写这条线索已经移交?”他问。
“有。”周启明答,“写在月度简报的附页。您批过‘按程序推进’,我记得那张纸。”
这比纪要上的主语更难推给别人。李达康看着批示留存件,问:“附页现在在哪里?”
周启明说档案室应当留有简报底稿,自己手里只有这一份批示。他不愿凭记忆替李达康补齐整条链,也不愿替当年的决定洗去自己的签名。
陪同人员忍不住问:“既然你有批示,为什么不早按程序交?”
周启明转向他:“我交过一次复印件,后来通知我材料不齐,先回去等。我问过原件能不能留底,没人答复。那时我刚调任,真怕查起来只查到我。”
“那次交给谁了?”李达康问。
周启明说出了一个旧案材料接收窗口的名称和大致日期,承认没有保存回执,只能请调查人员调登记核对。
李达康让值班员把这句话记在周启明的说明里。周启明看了他一眼:“别把我写成被逼得没办法才来的。我当年是主动配合过的,调任也是实实在在拿到的。”
“写上。”李达康说。
值班员停笔确认,周启明逐字补充了自己签收、暂存和获调任的时间顺序。说完他在说明末尾签名,手指按着纸角,没有立刻松开。
“现在可以说,是谁授意你们暂存?”李达康问。
周启明抬眼看向门边的陪同人员:“我可以说。但不能只让接待室里三个人听见,再由其中一个人转述。”
陪同人员脸色变了:“你怀疑我会改你的话?”
“我怀疑过每一种没有原始记录的说法。”周启明说,“那年我自己也靠这种说法办过事。”
李达康让值班员把接收表和说明装入同一个封套,现场写明转交对象为有权调查部门,副本留在接待室登记。他没有要求周启明先把人名告诉自己。
封套封好后,周启明终于把手收回来:“还有一句,您也该写进自己的说明。您当年看过那份‘已移交’的简报,后来没有问过回执。”
李达康看着他:“我得先看到简报原件,才能确认批过什么。”
“该核。”周启明说,“但您记得自己有没有追问,也不用等原件。”
接待室里安静下来。李达康记得那阵子每天都在催安置房交付,简报摞在车后座,他常在边上写几字便让秘书送走。有没有那张附页,他不能凭周启明的话认;
没有追问过移交回执,他却知道是真的。
“把我刚才这句也记下。”李达康对值班员说,“我记得当时没有追问回执。是否看过附页、写过批注,调原件核实。”
周启明这才回答先前的问题:“暂存的口头话,是沙书记那边传下来的。我接到话的地点和在场人,会对正式调查人员逐项说。别让我的转述直接变成结论。”
李达康看向那份批示。纸上能证明线索被扣留,却还不能证明口头授意来自谁;周启明愿意接受核查,也要求别人接受同样的核查。
门外传来交接车辆驶进院子的声音。陪同人员收到电话,说沙瑞金正在等李达康的阅卷意见。
李达康站起身,没有带走封套:“告诉他,我查到了纪要和原始记录不一致,也接收了一份能核实移交时间的材料。处置意见不能按原结论签。”
陪同人员问:“周启明呢?”
“按他今晚主动提交的记录安排正式询问。”李达康说,“我先回阅卷室找简报附页。我的批注若在上面,也一并调出来。”
李达康回到阅卷室时,桌上的记录簿仍停在那次会议。阅卷员已按他的要求调出月度简报,安置工程的附页夹在最后,纸边留下了多次翻动的折痕。
附页写着关联线索“已移交专项组”。下方是李达康熟悉的笔迹:“工程不停,线索按程序推进。”日期比周启明签收补充材料早了两天。
他盯着“按程序推进”几个字。那时他以为移交已经完成,催的是工程和调查各走各的;可他从未问过,究竟由谁接收了线索。
“把这一页也列进查阅记录。”李达康说,“我的批注照原文写。”
陪同人员站在桌边:“您可以说明,简报写了已移交,您没有理由知道后来被扣住。”
“理由有。”李达康翻到附页背面,“我盯过工程每一次停工报告,却没让人拿过一次移交回执。这是我当时的选择。”
那段日子临时住房快到期,几百户人等着搬迁。他在会上要求先保工程运转,不能把施工现场一封了之。
联络组后来拿这句话压住承建关系线索。纪要送到他手里,他也没有纠正。
李达康向阅卷员要了一张说明纸,写下会议上的原话和当时所指的停工风险,又写明自己批阅简报时未核对移交凭证。
写到“本人未提出缓查关联线索”时,他停笔片刻,在后面添上:“但对纪要将缓查意见记于本人名下未提出异议。”
陪同人员看见那一行,轻声说:“这会让您很难解释。”
“难解释也得放进去。”李达康写完,要求把自己列为对当年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再以阅卷人的身份决定遗信该如何处置。
阅卷员接过说明,问是否附在查阅记录后。李达康点头:“原件放卷,给我一份留底。周启明的材料另有接收记录,不要混作我的附件。”
他刚签完说明,沙瑞金的电话便打进阅卷室。听说李达康仍在查简报,沙没有让人传话,直接说他下来谈。
几分钟后,沙瑞金走进阅卷室,外套没有扣,身后只跟一名秘书。他先看桌上摊开的简报,又看那张新写的说明。
“你把自己的利害关系都登记了?”沙问,声音里听不出责备。
“登记了。”李达康说,“我的批注在这里,不能只拿纪要改主语这件事说话。”
沙瑞金让秘书和陪同人员到门外等,阅卷员留在另一头的工作台。他坐下,翻完说明,把纸放回李达康面前。
“这些年你做事快,挨的骂也多。”沙瑞金说,“安置工程真停了,群众住哪儿?当时我支持你稳住现场,现在也不会把那句话说成授意压案。”
李达康听着,没有接话。沙把一份打印稿从文件夹里抽出来,标题是对遗信有关问题的情况说明,落款处留着两人的名字。
稿子承认正式纪要用词不准,建议按原始记录更正;周启明签收补充材料一事,则写成“联络组个别人员未及时移交”。
关于李达康,稿子写得更周全:他仅就工程不停工提出要求,对关联线索流转情况并不知情,批阅简报属于一般性阅知。
“先把能澄清的澄清。”沙瑞金说,“余下的交给后面查。你不用替周启明那几笔签名背责任。”
李达康读完,把稿子平放在桌上:“周交来的批示背面写着暂存联络组。谁让他暂存,尚未核。他主动承认得过调任,也要求查授意。”
“可以查。”沙说,“但现在有纪要改写、有你已阅的简报,还有高育良那封信。明早这些东西若被人各取一句,你的职位先保不住,查案的人也得先应付舆论。”
李达康看向打印稿上的“并不知情”。他当年未核回执,今晚又未在读信时立即登记自身利害。
他刚写完承认失察的说明,眼前这份共同稿却把他的批阅写作“一般性阅知”,落款处还留着他的名字。
“这份稿子是谁写的?”他问。
“办公室拟的,我看过。”沙瑞金说,“署名可以改,措辞可以改。你看哪里不准确,我们现在商量。”
李达康指向“个别人员”:“这里在调查前就把责任圈给周启明。还有这句‘一般性阅知’,我的批注要求线索推进,不能当没写过。”
沙瑞金把笔递给他:“那就改成未掌握移交后的具体办理情况。这是事实,也能保住你继续主持工作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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