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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凯雷姆·卡拉恰伊(Kerem Karaçay)

毕业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卡迪尔哈斯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求学期间,他同时在经济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担任实习生。在此期间,他将研究重心转向国际安全研究领域。除安全研究外,他还在青年大西洋条约协会网络内开展公共外交活动 —— 自 2018 年起,他一直是该协会的活跃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土耳其大西洋理事会成员。他曾担任土耳其青年大西洋条约协会执行副总裁及财务副总裁,目前正在担任第二任财务副总裁。他当前的研究方向是人工智能及其对国际安全与现代战争的潜在影响。其核心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安全研究、美国政治与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混沌理论、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开源情报、计算国际关系研究及反恐研究。

H.W. 布兰兹(H.W. Brands)的文章深入探讨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提出的 “四大思想导师” 框架,其中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理念共同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基于米德所著《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一书,H.W. 布兰兹撰写了关于美国外交政策 “四大思想导师” 的文章,就美国国际关系处理方式的核心支柱提出了独特见解。在文章中,布兰兹将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模式与路径划分为四大类别,并以开创这些政策路径的美国政治家命名。深入分析可见,每一位美国总统及其政府的外交政策路径,都在不同程度上留有这些思想流派的影响痕迹。

这些我们所谓的 “外交政策思想流派”,为解读美国总统在任期间所采取外交政策的典型模式提供了独特工具。

米德所界定的 “四大思想导师”(即四大思想流派)具体如下:

1. 汉密尔顿主义(Hamiltonian)

该流派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命名,其核心观点是将世界视为一个主要的市场。该流派主张提升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强调贸易增长及支持贸易发展的制度建设是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历史上,汉密尔顿主义者一直支持与主要贸易国开展合作,他们被视为保守派,对人类的完美性持怀疑态度,但对贸易带来的益处持乐观立场。

美国外交政策中汉密尔顿主义的首个典型案例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时期。作为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政策深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影响 —— 汉密尔顿聚焦经济稳定,推动美国成为国际贸易中具有公信力的参与者。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常被视为汉密尔顿主义者,因为他将经济实力与全球贸易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支柱。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理念是里根政府冷战立场的核心所在。在这一时期,美国甚至可以说是对苏联发动了一场经济消耗战:其目标并非通过硬实力手段摧毁苏联,而是通过迫使苏联专注于军备竞赛和国防开支,从而瘫痪其生产能力。

2. 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

杰斐逊主义流派源于对汉密尔顿主义原则的反对,其核心优先级是民主制度 —— 该流派认为,民主并非贸易的附带产物,而是刻意努力的结果。杰斐逊主义者重视个人主义,对各类制度(尤其是商业制度)可能侵蚀个人美德的风险保持警惕。由于他们更倾向于专注国内民主的完善,而非参与国际事务,因此被贴上了孤立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的标签。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他极度关注民主制度,对对外纠葛持谨慎态度,将国内民主发展置于优先地位。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杰斐逊主义流派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对外交政策中人权问题的重视以及对军事干预的谨慎态度,与杰斐逊主义理念高度契合。

3. 杰克逊主义(Jacksonian)

尽管杰克逊主义者同样关注国内事务,但他们却是美国历史上若干最为强硬的外交政策的幕后推动力量。作为民粹主义者,他们坚信民主源于民众,秉持好战的民族主义立场,会迅速捍卫美国的荣誉与利益。杰克逊主义者支持增加国防开支,其核心目标是实现美国的胜利,而非拯救全球。该流派以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命名,杰克逊的政策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色彩,强调强硬的军事姿态与领土扩张。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外交政策虽不能完全归入这一流派,但也受到了杰克逊主义的部分影响 —— 罗斯福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包括 “大棒政策” 理念),这与杰克逊主义对国家荣誉和军事力量的强调相契合。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外交政策也深刻体现了杰克逊主义特征,这一点将在本文后续部分进一步阐述。

4. 威尔逊主义(Wilsonian)

该流派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命名,威尔逊主义者坚信美国肩负着拯救世界、使世界 “为民主而安全” 的使命。他们在民主价值问题上常与杰斐逊主义者结盟,但二者的分歧在于:威尔逊主义者认为,参与国际事务是维护国内民主的必要条件。与杰克逊主义者相反,威尔逊主义者属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支持国际组织的建设与全球范围内的合作行动。伍德罗・威尔逊作为威尔逊主义的奠基人,倡导国际主义理念,主张美国在道德上有义务向全球传播民主与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主义原则的践行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成立,正是为了在 “美国民主的光辉照耀下” 构建全球道德体系与秩序。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领导,以及他推动联合国成立的努力,都呼应了威尔逊主义理念,甚至可以被视为威尔逊主义目标的 “第二次尝试”,且这一次具备了更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审视美国近期的几位总统及其外交政策与这些流派的契合度时,首先发现的是:他们的外交政策往往体现出多个思想流派的影响痕迹,并非单纯归属于某一个流派。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杰克逊主义者,但遗憾的是,尤其是在 “9・11” 事件之后,他的外交政策呈现出转型特征,融入了威尔逊主义的干预主义元素(例如伊拉克战争)。另一方面,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外交政策以威尔逊主义为主导,强调多边主义与外交手段,但同时也在其谨慎的外交路径中体现出杰斐逊主义倾向。

唐纳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以杰克逊主义特征为主导,其 “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便是典型体现。他对国际协议(如《巴黎气候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以及联合国、北约、欧盟等国际组织持怀疑态度,其整体言论也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本文撰写时的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则是威尔逊主义与汉密尔顿主义的融合者 —— 恢复联盟关系、参与国际组织事务、促进全球经济稳定,是拜登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米德的分类体系将汉密尔顿主义者与威尔逊主义者分别界定为保守派国际主义者和自由派国际主义者,而杰克逊主义者与杰斐逊主义者则被视为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民族主义者。

这些流派的划分是理论层面的,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矛盾性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复杂性。米德旨在通过这一框架提供一种历史视角,同时为未来的政策方向提供指导。他认为,理解这些思想流派是应对 21 世纪挑战的关键。这些分类并非僵化不变,许多总统在不同时期会展现出多个流派的特征。米德的模型为解读美国外交政策在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性与优先级转变提供了一个视角。但必须指出的是,尤其是在分析 21 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及相关总统时,我们很难将这些政府的政策简单归入单一类别。自冷战结束和 “9・11” 事件以来,国际关系的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且这一变化仍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