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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话，在心里压了很多年，真到出口的那一刻，一整座大厅的人都会下意识放轻呼吸。
2013年温家宝卸任那天，只说了八个字，台下记者当场没了声音。
那八个字说在2012年3月14日的上午，地点是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场合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
那时离温家宝卸任国务院总理职务，还差整整一年。
那八个字到底是什么？是哪一个问题把它引了出来？过去十年再翻出来读，为什么每个字都像一根细针，轻轻一碰就是一阵发酸？
下面只摆日子、地点、人名和当时的原话，一层一层往下剥。
而当2012年3月14日那个上午，温家宝在金色大厅里听完那个关于如何评价自己工作的问题，缓缓开口说出那八个字时。
没有人会想到，数百人的大厅会静得连呼吸声都听得见，更没有人会想到，这八个字会在十年之后，让翻看这段记录的人心头一紧……
【一】2012年3月14日，金色大厅里的安静
这天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温家宝应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真正的卸任，要等到一年以后。
2013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
一个落在2012年的春天，一个落在2013年的春天，隔着整整十二个月，却被口口相传的故事叠成了同一天。
日子错了位，人们记住的也不是日历上的哪一页，而是那种“话到嘴边，要说透了”的气场。
人民大会堂三楼的金色大厅，是每年两会闭幕后记者会的老地方。
台上一张桌子，台下几百把椅子，长枪短炮架得密密麻麻，话筒一支支举得老高。
会议多，文件多，数字多，偏偏这一场，是提问的人和回答的人面对面。
问的人不知道对方会怎么答，答的人也不知道下一个问题会落在哪儿。
这份说不准，就是它最大的看点。有人把这场记者会比作两会里的一扇窗，窗外是中外记者的目光，窗里是一个人的回答，推开了，风就进来了。
2012年3月14日这天，上午10时50分，温家宝走进金色大厅，第10次在两会闭幕后同中外记者见面。落座之后，他的开场白很平常。
他告诉在场的记者朋友，这是自己在两会之后末次同大家见面，并感谢多年来记者朋友们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关注。
这句话不长，也没有一个重字。
可话音刚落，原本嗡嗡作响的大厅，一下子安静下来，全场数百名记者都放轻了动作。
那种安静，和会前的嘈杂只隔着一句话，却像是换了一个世界。
安静是有来由的。2013年，已经连任两届的温家宝就要卸任，这一点，台下每个人心里都有数。
记者会开了十年，年年有开场白，年年有寒暄，只有这一回，几句话听下去，带着一个人给自己的十年收尾的味道。
有经验的记者都明白，这样的场合，答的人往往比平日更放得开，问的人也更想问出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大厅里的空气，就在这种默契里一点点绷紧了。
这一年，温家宝69岁。
公开的简历写得清楚：1942年9月出生，天津人，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
做总理之前，他是一个和岩层、勘探、野外打了很多年交道的人，说话的方式也带着理工科出身的朴素：不绕弯，不堆砌，一句是一句。
正因如此，当他在这间大厅里说起“遗憾”“歉疚”这样的词，听的人才会觉得不是客套，是真的在掂量。
要是你坐在台下，大概会这样想：手里这份提问单，是早就备好的，可眼前这个人，往后再没有机会站在这间大厅里回答问题了，这一回问什么，才不算白问？这
样的念头，几百个人心里同时转了一圈，大厅便越发安静。
有人把笔帽拧开又合上，有人把问题在心里默念了第三遍，有人盯着台上的人，生怕漏掉一个表情。每一双眼睛都在等，等一个能让今天不白来的回答。
记者会的规矩并不复杂：中外记者轮流获得提问机会，一个问题落地，一段回答展开。
一问一答之间，就像在翻一部随翻随写的编年史。
在过去九年的记者会上，一共有一百多位中外媒体记者在这里获得过提问机会，有的问经济，有的问民生，有的问外交，有的问两岸，有顺耳的，也有难答的。
这一百多个名额背后，是一百多次当面的问答，也是十年里中国人最关心的那些事，一件一件，被端到了这张桌子上。
说到这里，故事为什么会被传成“卸任当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的记忆爱找整数，爱找终点。一个人要离开岗位，大家便习惯把他最动情的那句话，安放在离开的那一天。
可金色大厅里的这场见面，比真正的告别早了整整一年，却已经带着告别的分量。
那一天的记者会，注定不会按部就班。至于怎么个不按部就班，得从这间大厅里的十年说起。
【二】十次记者会，一间大厅里的十年
2003年3月，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从那一年起，每逢两会闭幕，他都要走进大会堂的这间厅，同中外记者见上一面。十年下来，一共十次。
十次见面，次次不同：国内国外的大事一件接着一件，记者会上的问题，也跟着一年一变。
变来变去，不变的是这间大厅里那份一年一度的郑重。
十次记者会里，有一个细节被很多人记得：温家宝爱引古诗文。
2003年，在上任之初的那次记者会上，他引用了林则徐的一句名言，表明自己的工作态度。
九年之后的2012年，这句话又被他在闪光灯下提起：“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两句诗，出自林则徐1842年被革职遣戍伊犁、临行前写给家人的诗。
一个人在命运最艰难的关口，写下把国家放在个人祸福前面的句子，后人读起来，只觉得掷地有声。
温家宝在2003年、2008年和2012年的记者会上反复提到它，说明这几句话在他心里，早已不是一句漂亮的引文，而是一块压舱石。
引古诗文只是一个侧面，更多的时候，记者会靠的是问题的分量。
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宏观调控、两岸关系，向来是记者会的热点问题，2012年这一天依然延续。
回答台湾记者有关两岸交流的问题时，温家宝的话说得很动情。
他说，自己已经连续10年在这个场合谈台湾问题了，每一次心情都很不平静。
说到这里，他还吟诵了台湾诗人林朝崧的诗句：“情天再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
他接着表示相信，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大业一定能够实现。
一个人连着十年，在同一个场合，对同一个话题说同样热切的话，这份执着，大厅里的人听得明白。
十年里，这间大厅见过多少面孔，已经数不清了。
有的记者头一年还是新面孔，到了第十年，鬓角已经添了白发；有的记者来了一次，就再没有回来。
可只要温家宝一落座，大厅里便是同样的场面：话筒举起来，镜头对过去，笔尖落在纸页上。
台下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台上的人始终是那一位，十年里没有缺过席。这样的连续，本身就是一种分量。
2012年这一回，开场不久，温家宝就把自己的态度摆在了桌面上。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蔓延，他说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他表示，任期的末一年，要“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十二个字，有的人听见的是承诺，有的人听见的是告别前的叮嘱。
守住自己的岗位，不荒废；认准了道理，不回头。
放在一场十年之约的收官记者会上，这话像是替自己，也像是替后来人，立下了一把尺子。
场面上的细节，也被记者们看在了眼里。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韩咏红印象最深的一个动作，是温家宝在前台坐下时，下意识地抬了抬胳膊，松了松手腕，“仿佛要大干一场”。
这个小动作很容易被忽略，可它却被一位记者牢牢记在了心里。
一个即将卸任的人，坐到那张桌子前，还像年轻时上阵那样活动手腕，仿佛要把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当成一场硬仗来打。读到这个细节，很多人心里都会软一下。
这场记者会也确实长。很多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近三个小时的发布会，无论从内容还是时间上，都“打破了规矩”。近三个小时，在以往的记者会上并不多见。
大厅里的灯一直亮着，提问的人一个接一个，回答的人一句接一句，没有人催，也没有人想走。
有的记者事后回忆，那种感觉像是在听一个人把十年的话，攒在一起，慢慢地说完。
按惯例，记者会上的提问大多围绕政策和数字。
可这一场的气氛不太一样，台下的记者隐约感觉到，今天会有一个问题，不属于任何一份政府报告，也不属于任何一项具体政策，而是属于这个人自己。
这个问题由谁来问，怎么问，他又会怎么答，成了很多人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
没过多久，这个问题就来了。
【三】一个问题，问到了十年的心口上
问题来自新华社的一位记者。
人民网当天的报道记录了这次问答的开头：新华社记者向温家宝提问，说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末一年，请他评价一下自己的工作。
这个问题听上去并不复杂，一句话就问完了。可是放在这间大厅里，放在这个日子里，放在这个人身上，分量就不一样了。
评价自己，从来是最难的题目。
说得高了，像是自夸；说得低了，又像是客套；说得空泛，台下几百位记者一听就知道是敷衍。
更何况，这是一个干了九年总理的人，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镜头前，给自己的九年打分。
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人能替他答。
要掂量一个人这九年做了什么，不妨看看账本。
后来，2013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把过去五年的账摆了出来。
国内生产总值从26.6万亿元增加到51.9万亿元，跃升到世界第二位；公共财政收入从5.1万亿元增加到11.7万亿元；累计新增城镇就业5870万人。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人的工作和生活：一个家庭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一个农村孩子进了城里的工厂，一个毕业生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数字里还有土地上的故事。
五年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累计支出达到4.47万亿元，年均增长23.5%；种粮农民的补贴资金，从2007年的63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923亿元。
从最初的几百亿，到近两千亿，数字一年比一年大，田间的账也一年比一年厚。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里，这些钱落在地里，就成了农民手里的种子、化肥和希望。
账本越厚，人心越沉。一个做了九年总理的人，面对这样的数字，可以说很多漂亮话。
可这一天，当那位记者把话筒递向他，大厅里的人都在等，他是会谈成绩，还是谈不足。温家宝没有急着开口。他的回答，是从一句最朴素的话说起的。
温家宝说，自己担任总理已经9年了，这些年过得不易，也不平凡。
“不易”两个字，落得很轻，听的人却听出了重量。
九年里有多少个不眠的夜晚，有多少次在灾区和工地上奔波，有多少回在会议室里反复推敲一个数字，旁人看不到，他自己最清楚。
这两个字，是一个人对自己九年最诚实的概括。
接下来的话，让大厅里的人愣了一下。
他说，自己总觉得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有不少遗憾。这不是一份“成绩单”的开头，而是一份“反思录”的开头。
要知道，说“遗憾”需要勇气。成绩可以让别人去评，遗憾却只有自己最清楚，肯把它在几百位记者面前摊开，是一种难得的坦白。
他接着说，自己懂得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所做的工作都是应尽的责任，能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办些实事，心里感到欣慰。
这几句话，一不拔高，二不卖惨，说的是一个人对自己位置的认知：权力来自人民，工作是责任，欣慰来自办成了实事。
简简单单几句，却把一个人的位置摆得端端正正。
回答到这里，大厅里的气氛已经悄悄变了。
记者们原本握着笔，准备记下一串成绩和数字，可这几句话落下来，笔尖停在了半空。有人抬起头，有人屏住了呼吸。
他们隐约意识到，这不是一段普通的回答，这是一个人在为自己的九年，写一份交代。更重的话，还在后头。
【四】“人民都把他忘记”，还有更重的话
回答还在继续，而接下来这一段，是整场记者会里被引用得最多的话之一。
温家宝说，他真诚地希望，自己和自己这一生为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它忘记，并随着他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这句话，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见。一般人做了事，都盼着被记住，被称赞，被写进历史。
可这个人偏偏说，希望人们把他做的有益的事情忘记。
这是一种多么特别的心愿：做事不是为了被记住，而是因为该做；做完了，不求回响，只求无声。
读到这里，不少人的眼眶会先热一下。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对自己“不足”的态度。
他说，担任总理以来，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这句话说得很有底气，说的是自己对责任的态度。
可紧接着，话锋就转了。他说，由于能力所限，工作还有许多不足；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在任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问题，都负有责任，为此感到歉疚。
“歉疚”两个字，听的人心里都咯噔了一下。
一个人干了九年，承认遗憾是一回事，说出“歉疚”又是另一回事。遗憾可以推给时势，歉疚却只能记在自己账上。
把“负有责任”四个字当着中外记者的面说出来，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是一份对自己的严苛。大厅里很静，静得像是所有人都在等他把话说完。
接下来，他把话头转向了眼前。
他说，在任期的末一年，自己要像一匹拉车的老马那样，不到卸下辕套的那一刻，绝不松套，努力用新的成绩弥补工作上的缺憾，以求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
一匹老马，套着辕，低着头，一步一步往前拉，不抬头看风景，也不抱怨路难走。
这个比喻朴实得近乎笨拙，却恰恰是这个人给自己画的像。
这一段之后，他又说出一副十个字对仗的话：“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在朝廷里，恳恳切切，尽忠职守；离开岗位，谦逊自省，反思己过。
他说，自己要坚守这个做人的原则，并把希望留给后人，相信后来的人一定会比自己做得更好。
这几句话，是一个人对进与退、得与失的看法，没有一点锋芒，却字字都有分寸。
到了这里，大厅里已经没有人想着记录要点了。
很多记者的笔记本上，只有零星几行字，别的都空着。有人侧过脸，悄悄擦了擦眼角；有人低下头，不愿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表情。
从“人民都把他忘记”，到“歉疚”，再到“老马”，这一路听下来，每一句都比上一句更轻，也更重。轻的是语气，重的是内容。
在中国人的语汇里，很少有哪个场合，能让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把“遗憾”“歉疚”“谅解”“宽恕”这样的词，一连串地说出来。
通常的场合，总是成绩要多讲，不足要少提。
可这一天，这个人偏偏反着来，把自己放得很低，把人民放得很高。
大厅里的人听着听着，渐渐听出了一种别样的东西：不是表演，是真心。
回答到这个地步，按常理，可以收尾了。
台下已有记者在想，这样一段话，足够作为全场的压轴。可温家宝并没有就此停下。
他稍稍停顿，似乎在斟酌下面这句话该怎么说。那个停顿很短，却长得让人心里发紧。
几百双眼睛盯着他，几百颗心悬在半空，大厅里静得连空调的出风声都听得见。
而当2012年3月14日那个上午的话头再次一转，当温家宝停顿片刻，缓缓说出接下来的那几句话时。
没有人会想到，这段只有短短几十秒的回答，会让满座中外记者彻底失声，更会在十年之后，让无数人读着读着湿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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