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9日天没亮，遵义城门打开，队伍分批出城，往川南方向走。与十二天前进城时相比，这支队伍像换了一副样子：不少人穿上了新棉衣，骡马背上驮着银元、粮食和成箱的药品，队伍里还多了几千张本地青年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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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天里办了两件事。一是把王家烈等军阀官僚的仓库打开，清点、分配、带走；二是在一栋没收来的楼里开了三天会，换掉了最高军事指挥的核心。前一件解决吃饭穿衣，后一件解决往哪走。

一、湘江之后的队伍

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央红军在湘江边上与国民党军硬碰，打了几天。出发时八万六千多人，过江后只剩三万上下。担任掩护的部队损失最重，有的连队打到最后一个人。

败因不复杂。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部队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行军按「大搬家」的办法，印刷机、造币机、坛坛罐罐都带上，队伍拉成上百里长，一天走不了多少路，还不断挨打。指挥权在博古、李德手里，坚持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进贵州时已是12月底。战士还穿着江西带来的单衣，草鞋一双双磨破，粮食弹药都紧。地方武装搞坚壁清野，有时一天只吃一顿稀饭。更麻烦的是路线：明知湘西方向国军已布重兵，队伍仍往那里走。

沿途寨子多半空了大半，能带走的粮食都带走了，带不走的藏进山洞。部队宿营时常常找不到锅灶，只能挖土坑烧水。伤员多，担架少，走一段就要换人抬。

二、两次会议改方向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把会放在黎平开，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放下北上湘西的打算，转向黔北。这是长征出发后，头一回有正式会议把定好的路线掉头。

之后部队在猴场一带短暂停留，又收紧了军事指挥的权限。方向一变，原本的死局松了一格。

1935年年初，红军强渡乌江。江面宽，两岸陡，黔军用机枪封江，还把渡船沉了。红军砍竹子扎筏，分批夜渡，打了一夜，在江防上撕开口子。对岸就是遵义。

渡口主要选在江界河与回龙场两处。江水冷，流速快，竹筏一次只能载几个人。先头部队摸黑下水，靠绳索牵引，上岸后直扑火力点，后续才跟得上。

1月7日凌晨，前锋到了城郊。守城黔军没怎么抵抗就散了，红军几乎没费力气进城。入城后部队没有扰民，沿街露宿。天亮时，百姓看到的是一排排坐在地上、脸色黑瘦的兵。

三、王家烈是谁

王家烈是桐梓人，靠黔军起家，当过贵州省主席，是那个年代说得上话的地方实力派。贵州财政薄，他养兵靠两样：一是层层加码的税，田赋、盐税、烟税、人头税都收；二是鸦片贸易，低价收、高价卖，利润进私账的多，归公的少。

贵州的税制叠床架屋，省里收一道，县里再收一道，区乡还有附加。农民交完粮，剩下的不够过冬；商人运货，过卡要交厘金。财政越紧，摊派越重，这是那个年代地方军阀的通病。

贵州还有另一层矛盾：桐梓系与兴义系旧账未清，地方军阀互相提防。蒋介石则一直想借追剿红军的机会，把中央势力伸进西南。王家烈既要挡红军，又要防中央军，两头都不敢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