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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创始人、董事长曾毓群

【编者按】

台风过境时,猪都会飞。但台风走后呢?

当所有人都在等风来,曾毓群却在给自己造底座。本期剥开万亿光环,看这位工程师如何用冷酷的“证伪”,对抗喧嚣。

17岁从闽东农村考进上海交大,

后来,他造出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电动车电池。

01

『看破光环的瞬间』

选择走最难走的一条路

在曾毓群的成长记忆里,贫穷和泥泞是底色。

福建宁德岚口村,少年每天要走六公里的山路去上学。南方的水田里,泥水没过小腿,他跟着父亲干农活,粗糙的农具没挥几下,掌心便磨出了一排血泡。

父亲盯着他的手,抛出了一个决定命运的命题:“你是想读书,还是想种地?”

他没有犹豫:“想读书。”

那是底层子弟爬出大山的唯一绳索。

1985年,17岁的曾毓群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他从小有个习惯,比起考100分,他更在意最后那道“附加题”能不能解出来。只有未知的难题,才能激起他的胜负欲。

1989年毕业,他被分配回福建的一家国企。这在当时是令人艳羡的安稳归宿,但当他看到干了20年的车间主任月薪才200元,而自己一个月到手只有47.5元时,他果断丢下档案,跳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在东莞新科磁电厂,初入职场的落差是巨大的。面对全英文的生产设备和外企专家,船舶工程专业出身的他,为了跨过全新的电子制造门槛,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更现实的是,当时外企的大陆员工在职位晋升上有一层隐形的“天花板”。

为了打破这层天花板,他把所有的落差化作了持续学习的动力。

当时,客户IBM要求停用破坏臭氧层的氟利昂,这原本是清洁部门的活,没人敢接。他觉得“中国制造不该被技术门槛卡住”,便一头扎进实验室钻研。

这道职场上的“附加题”,他做出来了。

后来,他凭电化学原理,把薄膜磁头的钛金属层从200埃降到50埃,成功解了跨国难题。

但在庆功宴上,日本设计师酒后吐真言:“那个设计是我们从外国公司抄来的,其实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这句话,像一根极细的针,刺破了他对技术光环的盲从。他陡然清醒:没有底层的逻辑,所有的“先进”都只是空中楼阁。

整整十年。他在流水线和实验室里沉淀了十年。

从底层技术员,一路杀到了外企最年轻的工程总监。这段岁月,把他的思维彻底定模:不信权威,只看数据。

所有的厚积薄发,

都是在无人问津的暗处,

独自完成了底座的构建。

02

『百万美金买来的废纸

与一场向死而生的逆袭』

1999年,不再迷信权威的曾毓群,和伙伴凑了百万美元,创立了ATL。

他们飞去美国,向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买下聚合物锂电池的专利。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企业眼里,有了国际大厂的背书,就等于拿到了通往财富的通行证。

但现实,反手就给了他们一记重击。

回国试产,按配方做出来的电池,充放电几次后全都会严重鼓包,形如废品。

飞回美国讨要说法,对方两手一摊:“全世界买了这项专利的20多家企业,都解决不了。我们也没办法。”

百万美金打了水漂。账面上,连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

整个创业团队被逼到了悬崖边,随时面临解散。

换作常人,大概会把半成品降价处理,回笼资金走人。但曾毓群选择了正面迎战。当时公司里连一个懂电化学的都没有。学造船出身的他,在几个月内,硬生生啃下了350多篇英文论文和170多篇专利。

从美国飞回北京的航班上,机舱外是漆黑的夜空,曾毓群夜不能寐,大脑在疯狂运转。

他找出了致命的缺陷:锂电池的工作极限是85℃,而专利配方里的某种成分,沸点恰好在93℃。一充电发热,液体汽化,外壳自然被撑破。

他多方联络供应商,一口气调试出了七个新配方。整整两个星期,团队不眠不休,排除了低沸点物质,逐一测试。最终,有两个配方做出来的电池,真的不再鼓气了。

就这两个配方,让ATL从悬崖边退了回来。他们成了那20多家企业中,全球唯一成功量产的厂商。随后,苹果iPod的1800万台电池订单,落到了他们手里。

借来的光只能照亮一时;

自己的路终须步步亲历。

能在风浪中让人立定脚跟的,

永远是向内生长的力量。

03

『800页的德文天书』

与一次重塑体系的阵痛

2008年,国家补贴新能源的信号亮起。曾毓群回老家宁德创立了宁德时代。最初的厂房和办公室,全是租来的。

公司刚起步,华晨宝马找上了门。德国人没带来巨额订单,而是甩过来一份厚达800多页的德文技术标准。从材料一致性到热管理,误差要求精确到0.1毫米。

这不仅是一场资质审核,更是一道残酷的鸿沟。

为了接住这份考卷,宁德时代斥巨资建起了全亚洲最大的动力电池测试中心。宝马的几十名高级工程师常驻宁德,手把手地教。

那两年,是对原有制造体系的全面重塑。德国人的严谨到了极致的程度,一个极小的工艺偏差,甚至是一颗螺丝钉的扭矩,都要把几万字的报告推倒重来。

面对极高的技术门槛,团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无数次在重做中感到泄气。但曾毓群挺住了。

正是这次极为苛刻的检验,让宁德时代吃透了德系制造的底层逻辑,从一个作坊式小厂,被拉上了现代汽车工业的流水线。

那些看似刁难的考验,

往往是最高级的成全。

迈过这道分水岭,

就有了不动声色的从容。

04

『繁华鼎沸的巅峰时刻』

养了一支“找茬”的团队

2017年,宁德时代登顶全球销量冠军。随着订单量呈爆发式增长,属于宁德时代的时代就此开启。

但在满堂喝彩中,曾毓群却感到一阵寒意。

他给全员发了一封内部信,标题直指问题:《台风来了,猪真的会飞吗?》。他在信里写道:“当台风来时,猪都会飞。但是,猪是在飞吗?台风走了后猪的下场如何?”

在他眼里,工程师看自己的产品,就像家长看孩子,天生带有盲区。

为了打破这种内部的盲目乐观,他做了一个极其反人性的决定:在内部成立一支500多人的“对抗组”。

这帮人不干别的,专挑极端工况下对产品进行极限测试。在宁德时代,这个团队拥有极高的权限,他们唯一的KPI就是“找茬”,就是“发现问题”。

谈及这支特殊的团队,曾毓群毫不避讳:

“我直接领导的对抗组,是全公司最不受欢迎的人。”

他曾在内部痛批“交卷心态”,警告所有人:

“基础工作不扎实,犹如在沙子上建城堡,坍塌是必然的。”

对于一家登顶行业巅峰的巨头而言,最致命的威胁从来不是外部的围剿,而是内部的盲目乐观。正因如此,他才必须用这种反直觉的机制,强行打破内部的惯性。

人最容易迷失的阶段,

不在谷底,而在山巅。

能在满堂喝彩中审视不足,

才是最高级的清醒。

05

『别把时间当借口』

长期主义,是循环与进步


资本市场的耐心是有限的,他们总在追问:固态电池到底哪年能量产?

曾毓群的回答,总是给这股狂热泼冷水:

“我从来不把时间来做定义。”

创新无法事先安排,实验室里压出来的材料都有错位。他不愿意为了迎合外界去画一张时间表的大饼,他宁愿死磕那个“错位”的卡点。

因为商业的终局,从来不是“做出一块电池”,而是“十亿块一样好的电池”。

这种死磕底层的逻辑,也被他用在了对抗行业的焦躁上。

有人说新能源只是把对石油的依赖换成了对锂钴镍的依赖。他直摇头:“没道理。”

石油烧掉就没了,但电池是循环的。所有的材料都能回到起点,这才是新能源真正的底气。

同样的底气,也体现在出海上。面对西方老牌车企“偷师”的防备,他极其坦然:

“最后发动机还是他最好,也没看见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只要自己一直在进步,徒弟就永远追不上。他用近乎固执的“事件驱动”,对抗着整个行业的焦躁。

毕竟,真正的长期主义,从来不靠倒计时,而是靠一步一个脚印的循环与进步。

追逐风口的人,终会被风吹散。

守住底线的人,

才能熬过周期,

等来时间的奖赏。

06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信任”』

回到世界动力电池大会的演讲台。

曾毓群没有讲宏大的叙事,而是给“宁德品质”定下了七个字:安全、可靠、长寿命。

在动力电池这个行业,容错率是零。一块电池出问题,可能就是车毁人亡。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

“对风险保持敬畏,把每一个极小概率的事,都当成大事。”

因为他深知,品质从来不是最后靠机器检测出来的,而是设计出来、制造出来的。

如今,全球有几千万辆车搭载着中国电池在路上跑。数十亿颗电芯,连接着无数家庭的悲欢。面对这个庞大到令人窒息的数字,曾毓群感到的不是骄傲,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所有的防备、所有的死磕、所有的“证伪”,最终只为了他在台上掷地有声的那句话:

“品质做到最后,沉淀下来的就是信任。”

曾毓群正带着他近乎冷酷的清醒,推动着“中国制造”走向“中国信任”。

不盲从,不妥协。

在狂热中保持冷峻,

在泥沙中守住底线。

时间,自会给出最公正的答案。

【写在最后:给读者与我们的交代】

17岁那年,那个一心想解开“附加题”的少年,大概不会想到,他日后会用一句“不打价格战”,对抗整个时代的喧嚣。

风可以吹起无数头猪,却永远吹不起一座山。

那些真正能走得长远的人,靠的从来不是追赶风口的运气,而是把最基础的常识做到极致的定力。

风口与概念终会退潮。

真正支撑一个人走向长远的,依然是那些在深水区里不断打磨的基础能力。

就像他始终坚信的那样:

“我不认为我们在风口上,我们一直处在深水区。”

文:陈炜琳

编辑 | 肖泽峻

审校 | 杨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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