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铁瓜
话说这些年网上有个说法传得特别广,说中国两千年落后全赖孔子,赖儒学,赖那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中国人的脑子给箍死了。还有人说要不是这套东西,中国早赶上工业革命了,儒学就是封建专制的帮凶,压制人性两千年。这种说法我见过不止一次,每次看见心里都一个念头:这口锅,儒学背得也太冤了。
先别急着反驳我,也别急着点头,咱今天不喊口号,不站队,就把这本老账翻开来一页一页捋。捋完了你自己判断,到底是儒学真那么坏,还是有人借着儒学的名头干了别的事,最后账全算在孔夫子头上。
先说个多数人没注意的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八个字绑在一块当标签使,其实是近代以后的事。如果去翻《史记》《汉书》,翻董仲舒的传,翻汉武帝的本纪,从来没有哪句话连在一起写过这八个字。《汉书·董仲舒传》里董仲舒说的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注意了,是“推明”和“抑黜”,不是“罢黜”也不是“独尊”。这俩词听着差不多,意思差远了。“推明”是把它抬到前台来,“抑黜”是压一压别家的声势,跟“全给你禁了只许读这一本”完全是两码事。
那董仲舒到底想干啥?咱得把他放回汉武帝那个年头去看。秦朝统一六国之后,靠什么管天下?靠法,靠吏,靠刀。秦律细到什么程度,你读一遍《云梦秦简》就知道了,按《汉书》里的说法,秦朝连在大路上倒灰都要在脸上刺字。结果呢?十四年就崩了。刘邦进咸阳的时候,老头子自己都知道约法三章,秦朝那套光靠暴力压着的法子,不行,压得住人压不住心。
可汉朝接手之后,这个问题没解决。你靠一帮文法吏管天下,是能运转,但底下人为什么服你?总不能光说因为我有刀吧。一个大一统帝国,地盘那么大,人口那么多,从郡县到乡里,需要一套东西把人心拢住,需要一套讲道理的法子,让当官的知道该怎么对老百姓,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朝廷凭什么坐天下。这个东西,就是董仲舒要给汉武帝造的。
他造的这个东西,叫汉代新儒学。骨架是《公羊春秋》,但往里塞了什么?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刑德并用,还有一套从《吕氏春秋》那边继承过来的宇宙观。你读他的《天人三策》,原话是这么说的:“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阳常居大夏,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翻译成人话就是:老天爷是喜欢德政的,刑罚只能当配角,不能当主角。这跟后来那帮满脑子礼教吃人的腐儒,根本不是一回事。
公羊学派是儒家里面什么路数?是激进派,是改革派,是要拿《春秋》当准则来调整制度的。大一统、大复仇、尊王攘夷,这些听着耳熟吧?全是公羊家的主张。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写“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他连霸道都不排斥,王霸杂用,这是要给帝国造一套能上能下的治理哲学。
所以你得明白,董仲舒搞的不是什么“思想禁锢”,他是在给秦朝那套光有暴力没有灵魂的官僚机器,补一块思想底盘。他要的是一个能长治久安的文官体系,一套从朝廷到乡里的教化网络,让这个大帝国不光靠刀把子,还能靠讲道理站住脚。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进步,不是倒退。你想想,拿一套德教的说法去约束皇权,哪怕只是嘴上说说,也比纯靠皇帝个人心情好坏强吧。
但你要说这就是“独尊”了?那可真把汉武帝想得太天真了。你去翻翻汉武帝一朝的朝堂名单,有意思了。张汤、赵禹,这是法家酷吏,管刑法的,桑弘羊,这是管财政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全是他搞的,典型的管子路子,汲黯,这是道家黄老派,当面怼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怼得皇帝脸都绿了也没把他咋地,主父偃、严安、徐乐,这是纵横家,推恩令就是主父偃出的主意,还有东方朔,杂家,整天讲笑话但什么都懂。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学者专门写过文章,说得很明白:武帝执政时期虽然“推明孔氏”,却并未“抑黜百家”。汉宣帝后来自己都说了句大实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看见没有,汉朝皇帝心里门儿清,从来就没打算纯用儒生。
一个朝堂上法家、道家、纵横家、杂家全都在用,皇帝自己都承认霸王道杂之的朝代,很难说这叫全面禁绝百家。所谓的“抑黜”,力度远没有后世想象的那么极端。汉朝能撑四百年,靠的就是这个弹性。真要把别的学派全禁了,只留一群儒生咬文嚼字,汉朝根本活不过七国之乱那道坎。
好,咱接着往后捋。汉朝一完,儒学怎么样了?很多人以为“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一路稳坐钓鱼台,实际上呢?汉亡之后,儒学立马就被边缘化了。魏晋南北朝那几百年,社会乱成一锅粥,今天这个政权上台明天那个完蛋,谁还有心思坐那儿读经书?思想界冒出一股新潮流,叫玄学。
玄学这玩意儿,好多人一听就觉得是那帮人天天嗑药喝酒扯淡,其实不是。你仔细看,这是儒学内部自己闹出来的一场“叛乱”。曹魏正始年间有个年轻人叫王弼,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但他干的事影响了中国上千年。他提了一个说法叫“以无为本”,用老子那套本体论,回头给儒家的名教、圣人之道找哲学根基。
当时有个叫裴徽的问他:你说“无”是万物的根本,可孔子从来不提这个,倒是老子翻来覆去说个没完,这是为啥?王弼回答得特别妙:“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意思就是,孔子已经达到了“无”的境界,但“无”这种东西没法用语言讲清楚,所以他不说;老子还没到那个份上,所以老在那儿念叨。你看,这话说的,表面上抬老子,实际上把孔子架得比老子还高。这是儒道合流,不是道家把儒家取代了。
王弼还提了个方法论叫“得意忘言”,写在《周易略例·明象》里:“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说白了就是,语言和符号都是工具,真正重要的是你通过这些工具把握住的那个意思,别拿着工具当目的。这个思路不得了,后来整个中国艺术、中国审美,什么诗论画论书论,全是从这个根上长出来的。
所以魏晋那会儿的思想格局是什么样的?玄学、佛教、道教、儒家,四家并存,谁也没把谁吃掉。佛教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化的,后来禅宗那一套,你说它是佛教还是儒学化了的佛教?根本分不清。这要是叫“独尊儒术”,儒学自己都快被玄学挤到边上去了,独哪门子尊。
到了隋唐,更热闹。唐朝是三教并立,皇帝一会儿拜老子一会儿迎佛骨,儒家在里面根本不算独大。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专门下旨设了崇玄学,让学生学《老子》《庄子》《列子》《文子》,考试就考这几本,跟明经科一个待遇,叫“道举”。一个把道教经典纳入科举考试体系的朝代,说它“独尊儒术”?儒家弟子看了都得摇头。
当然了,唐朝也不是不重视儒家。唐太宗让孔颖达他们编了《五经正义》,把儒家经典的解释统一了,后来科举考试就拿这个当标准答案。但你要知道,这段时期儒学恰恰是思想史上的低谷,没什么原创的东西,大家都在忙着整理经文、做注解、搞礼制建设,哲学上没什么新突破。真正有思想活力的反倒是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一个比一个能说。儒家在那儿当官方学术,拿着制度上的好处,但思想创造力其实不咋地。
可你再看唐朝的国力和技术水平。曲辕犁出现了,筒车水车推广了,雕版印刷开始用了,大运河挖通了,长安城一百多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丝绸之路来回跑,造船技术世界领先,天文历法、医学、手工业全都在往上走。一个儒学不一家独大的时代,生产力反而蹭蹭涨。那些说儒学压制生产力的人,倒是可以好好琢磨琢磨,唐朝这几百年是怎么回事。
接着说宋朝,宋代是儒学史上最生猛的一个阶段,论思想活力,能跟先秦、明中后期并排坐。你知道宋朝一下子冒出来多少个学派吗?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还有陆九渊的心学,王安石的新学,苏轼的蜀学,陈亮叶适的事功学,吕祖谦的婺学……全祖望写《宋元学案》的时候,光北宋庆历以后列出来的独立学统就一大串。这帮人不是关在书斋里死读书,是办书院、开讲会、互相辩论,跟现在大学里开学术会议似的,只不过人家辩的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周敦颐第一次给儒家搭了个宇宙生成论的架子:“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之前儒家不太讲这个,孔子连“性与天道”都懒得说,这回直接从宇宙本源往下推,一直推到人的心性。二程更干脆,提了个“天理”当最高范畴,说“性即理也”,人道天道是一个道,不是两码事。张载在陕西关中讲学,喊出那句震了八百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他更硬核的是“太虚即气”,说宇宙的实体就是气,聚了就是万物,散了就是太虚,这话搁当时是相当唯物的路子。
朱熹你肯定听过,好多人记住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觉得这老头是个压抑人性的代表。可你仔细读他的东西,他讲“格物致知”,讲“即物而穷其理”,就是让你一件事一件事去琢磨,去研究,道理是在事物里头的,不是坐在那儿空想出来的。他还讲“居敬穷理”,一边保持内心的庄敬,一边对外在事物做探究。这路数,跟近代科学精神的内核,其实有相通的地方。当然了,他这套东西后来被统治者抽走了灵魂,只留个“存天理灭人欲”的空壳去管老百姓,那是后来人的事,账不能算在朱熹头上。
宋朝这帮人干了件什么事?他们把儒学从两汉那种搞谶纬、讲灾异、注经文的笨重形态,改造成了一套从宇宙本源讲到人心、再讲到怎么做的完整哲学,逻辑严密得很。你拿它跟同时代的欧洲比,经院哲学还在那儿论证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呢,宋朝这帮人已经把宇宙、心性、认知、实践全打通了。而宋朝是什么时代?是中国古代技术发展的巅峰。活字印刷是这个时候出的,指南针用于航海是这个时候,火药开始大规模用于军事也是这个时候,煤炭开采、钢铁产量、造船、制瓷、纺织,哪一样不是在世界上横着走?一个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同时也是技术最爆炸的时代,很难说这两者是互相压制的关系。
到了明朝,你以为儒学就熄火了?恰恰相反。明初的时候,程朱理学被官方定为正学,朱学的框架在那儿摆着,科举考试就考这个,确实有段时间思想有点僵。可一到明中后期,闸门一下子打开了。
王阳明的心学横空出世,说“心即理”,说“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这在当时简直是思想炸弹。原来你得向外一格一物去穷理,现在告诉你,道理就在你自己心里,你不用等圣人来告诉你该怎么活,你自己的良知就能判断。这一下把人的主体性给解放出来了。晚明社会那种奔放、热闹、讲个性的风气,从江南的出版业到戏曲小说,跟心学的传播大有关系。你说明朝后期思想管控严?那时候李贽敢公开说孔子的话不能当成万世至论,敢收女弟子,这要是搁清朝试试?
比心学更值得一说的,是晚明那股实学和自然哲学的风。好多人不知道,明末有一批儒者,真的是在认认真真研究自然、研究技术、研究西学。徐光启就是个典型。他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妥妥的儒家士大夫,可他跟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1607年在北京出的版。他还主持编了《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吸收了欧洲的天文历法成果,后来清朝的农历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改的。他自己写了本《农政全书》,集中国古代农业技术之大成。你知道他为什么愿意干这些事?他是拿儒家“格物穷理”那套思路去接西学的,在他看来,研究数学、天文、水利、农具,跟儒家修齐治平不矛盾,反而是“经世致用”。
还有更猛的。明末清初有个人叫方以智,他写了本《物理小识》,十二卷,将近一千条札记,成书于崇祯十六年,也就是明朝灭亡前一年。这本书里都讲了什么?他讲宇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此是合论,轮劫不相离。”这话什么意思?空间和时间不是两码事,是缠在一块的。你搁那个年代去想这个事,一个中国读书人在书斋里琢磨出来的时空观念,跟后来人讲的时空观搁一块对照,挺有意思的。他明确接受地圆说,原话是“地体实圆,在天之中,地形如胡桃肉,凸山凹海”,反驳了传统“天圆地方”的说法。书里还记了光学的色散、反射、折射,记了声音的发生、传播、共鸣、隔音,记了磁效应、比重观察。这哪是一个腐儒写的东西?这是一个带着儒家求知欲去观察自然的人写的博物笔记。
方以智还有本《东西均》,讲中国式的辩证法,跟那些只会背语录的儒生完全不是一个路数。他的学生揭暄后来更进了一步,直接观察到水面是弯的,用这个来论证地球是圆的。十七世纪上半叶,一帮中国儒者自己拿“格物”那把钥匙去开自然科学的门,还跟传教士学西方的数学天文,这条路要是走下去,中国思想史会变成什么样?
再看看王夫之,他是接着张载的气学往下走的,但走得比张载远。张载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这里面还留着一个超越性的价值本源。王夫之直接把这话给坐实了:“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范围也。”整个世界就是气,没有什么在气之外的东西,这话说得相当死,一点不留余地。他在《读通鉴论》里讲历史发展的规律,讲势和理的关系,那种辩证的眼光,比后来很多乾嘉学者强太多。
还有黄宗羲。他写《明夷待访录》,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说学校不只是读书的地方,还应该是议政的场所,说工商皆本。这本书在晚清的时候被翻出来,谭嗣同、梁启超他们读了跟打了鸡血一样。后世学者把黄宗羲叫作“东方的卢梭”,这个说法在清末民初特别流行。你要知道,黄宗羲是正统儒家出身,他的思想资源全来自儒学内部,他不是读了卢梭才想出这些话的,他是从孟子的民本思想、从明代东林党人的议政传统里,自己长出来的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一个能产生黄宗羲的思想传统,很难说它天生就是禁锢人性的。
你回头看看从汉到明这条线。汉朝没真“独尊”,魏晋被玄学挤到边上,唐朝三教并立,宋朝各家讲学辩论,明朝心学兴起之后又催生出实学、自然探究的潮流。这两千年里,儒学什么时候真被“独尊”成了一个钉死的思想牢笼?它有过僵化的时候,但从来没有彻底死掉。
那真正让它憋住气的,是啥时候?清朝。
好多人说明朝亡了之后中国思想就死了,其实不完全对。明末那批大儒,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都是活到康熙年间的,他们的思想在清初还在流传。但问题出在哪儿?出在清朝统治者做的那档子事。
你去翻翻清代的文字狱档案。整个清朝中央层面搞的文字狱大案,一百六十多起。其中乾隆一朝就占了多少?根据《清代文字狱档》和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的统计,乾隆朝文字狱大概在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起之间。要知道,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加起来才三十几起,乾隆一个人干了他爷爷他爹他太爷爷总和的四倍。而且时间集中在乾隆十六年到乾隆四十八年这三十多年里,密度之大,花样之多,酷烈之程度,中国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
都是些什么案子?最出名的那个案子,有人写了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就被认定是讽刺满人没文化,人没了。还有人私藏了一本明朝人写的书,里面有几个被认为是违碍的字,结果刨棺戮尸,子孙连锁。连疯子写疯话都不放过,有个叫王肇基的,在庙宇墙壁上题了几句诗,地方官把人抓起来报上去,乾隆批示说这等疯人妄作狂悖之语,不能因为有病就从宽,活活给杖毙了。你说这叫什么事?
在这种环境下,读书人敢干什么?谁敢谈思想?谁敢研究自然?谁敢议政?大家全缩到故纸堆里去了,搞考据,训字音,辨版本,一天到晚研究一个字到底是这个写法还是那个写法,研究得越细越安全。这就是所谓的乾嘉考据学。不是这帮学者没本事,是他们不敢有本事。戴震那么聪明的人,写《孟子字义疏证》批判“以理杀人”,也得披着考据的外衣写,不然命都没了。
所以说真正把思想管住的,不是儒学本身,是这套文字狱系统。是清朝统治者,拿着“尊儒”的名义,把程朱理学抬到官方正统的位置,同时拿着刀,把任何偏离这个正统的声音全部砍掉。儒学在这个时候被彻底工具化了——它不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能自我更新的思想传统,它变成了政权维稳的橡皮图章。统治者需要它是啥样,它就是啥样。你说这是儒学的错?那我问你,儒学在明朝的时候怎么不这样?怎么在王阳明手里就成了解放思想的武器?怎么在徐光启手里就成了吸收西学的桥梁?怎么到了清朝,在文字狱的刀架在脖子上之后,它就突然变成了禁锢思想的元凶?
这道理跟后来好多事一模一样。一样东西本身是中性的,甚至是好的,可一旦被权力盯上,被拿去当工具用,用各种手段逼着所有人只能按它这一种方式说话,那它就变味了。你不能最后说这个东西本身有问题,你得看看是谁在用它,怎么用的,用它干了什么。菜刀在厨房里切菜,你不能因为有人拿它伤了人,就说菜刀本身是凶器。
再说说那个最常见的指控:儒学阻碍生产力发展。这话我每次听都想乐。
咱先看汉代。好多人不知道,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革命完成期。从战国到西汉中期,冶铁技术突飞猛进,高炉炼铁、炒钢技术、铸铁柔化处理,这些技术一出来,铁制农具和工具全面取代了木石工具。考古发现,西汉中期以后,铁犁、铁锄、铁镰、铁斧已经普及到全国各个郡县。铁兵器也逐步取代了青铜兵器,到东汉,主要兵器全是钢铁做的。农业产量上来了,手工业上来了,军事上来了,交通上来了,汉朝才能打出那个“汉”字,成为一个文明的符号。而这套生产力飞跃,恰恰是在“推明孔氏”这个节点前后发生的。如果儒学天生压制生产,那汉代这些铁是哪儿来的?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再看唐宋。唐代曲辕犁、筒车、雕版印刷,宋代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造船、煤炭冶金,这些技术突破全是在儒学拥有官方地位的朝代搞出来的。李约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把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列了个清单,从汉到明占了绝大部分。这些东西难道是儒生一边骂着“奇技淫巧”一边搞出来的?徐光启一个儒家进士,怎么就成了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第一人?
真正出问题的是清朝中后期。西方那边在搞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中国这边思想界在文字狱的阴影下缩在考据学里不敢动,这才是技术开始落后的关键节点。而这个节点,跟儒学本身没关系,跟那套高压管控有关系。你把时间线一对就明白:晚明那股吸收西学、研究自然的势头,不是被儒学掐死的,是被清朝的政治高压掐死的。方以智那种人在清初还有,可到了乾隆朝,谁还敢写《物理小识》?
我不是要给儒学涂脂抹粉。儒学当然有它的问题,它讲等级,讲宗法,讲顺从,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确实有过时的地方。它在历史上也确实被统治者利用过,被歪曲过,被抽掉了灵魂只剩下躯壳。但你不能因为它被坏人用过,就说它本身是坏的。你不能因为有人拿着《论语》当遮羞布干坏事,就说《论语》是万恶之源。
更有意思的是,今天网上那些骂儒学骂得最凶的人,往往连《论语》都没通读过一遍,更别说《春秋繁露》《朱子语类》《明夷待访录》了。他们骂的那个“儒学”,其实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一个靶子,是清朝统治者加工过的、近代某些人出于变革需要刻意塑造出来的那个僵化、保守、吃人的符号。真正的儒学比那个靶子丰富得多:董仲舒讲德政,王阳明讲良知,黄宗羲敢写文章批评君主,徐光启拿格物穷理的架子接纳西学。你把这些全砍掉,只留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空壳,然后对着这个空壳开火,这算什么本事?
说穿了,好多时候我们不是被儒学困住了,是被自己脑子里那个关于儒学的刻板印象困住了。我们以为两千年的中国人都在读死书、都在礼教的压迫下喘不过气,可你翻开历史看看,这帮深耕儒学的人里,有年纪轻轻就搭建出新哲学体系的,有在龙场悟道、重构心性学说的,有放下身段和洋人一起翻译数学典籍的,有沉下心记录光学声学现象的。哪一个是思想僵化的?哪一个被禁锢了创造力?
把不该算的账算到儒学头上,看起来是在批判传统,实际上是在偷懒。你不去分辨谁是真正在做思想禁锢,谁只是借儒学的名头达成别的目的;你不去看两千年里儒学本身的流变和更新,简简单单贴一个标签——“儒学=落后=吃人”,仿佛这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多省事啊。可这种省事的批判,除了让自己感觉良好之外,什么也改变不了。连批判的对象都没有分清,打到最后击中的全是稻草人。
真正该问的问题是:哪个时代的儒学被谁利用了,怎么利用的,为什么会扭曲成那个样子。该警惕的也不是读哪一本古书,是那种只允许一种声音,容不下别的思考的机制。这种机制不管挂的是谁的牌子,它才是思想真正的敌人。儒学两千年来大部分时间里,反而是在跟这种机制拉扯、博弈,想办法给权力套上一层约束。
这事儿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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