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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美国,不少人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是一串数字。按当时发布的初步核算数据,202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约29.2万亿美元,中国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在18.9万亿美元上下。

美国2024年的军费开支接近一万亿美元,按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约占全球军费总额的37%。这些数字摆在面前,“美国领先中国几十年”的说法便长期有市场,有些人一谈到美国就先矮了半截。

不过,综合国力从来不是几张统计表简单叠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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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能否凝聚社会共识,能否让不同群体相信规则是公平的,能否把巨额投入转化为实际效能,这些不太容易量化的部分,往往比账面数字更能决定国力的真实成色。

2023年6月29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公平入学学生组织诉哈佛大学”和“公平入学学生组织诉北卡罗来纳大学”两案作出裁决,认定北卡罗来纳大学相关招生做法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哈佛大学相关做法违反《民权法》第六章。这项判决限制了高校以种族身份作为录取优惠因素的做法,并未取消全部综合评价招生方式。

此事直接关系到华人和亚洲人,同时也关系到包括非洲裔、拉丁裔在内的全体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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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的两所学校分量都很重。哈佛自不必说,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同样是美国公立大学中的名校,其招生政策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这两所学校的相关招生规则被判违法,牵动的自然是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的入学体系。

所谓多元入学政策,是指名校录取并不完全依据SAT成绩。

SAT有点类似国内的高考,只是考试性质和内容相对更多元一些。

在相关诉讼涉及的申请者群体中,亚裔学生的学业表现受到广泛关注。问题在于,多元入学政策在考试成绩之外还设有“个人评分”,这部分评价也引发了公平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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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多元种族的考量打分之后,不同族群申请者的录取机会受到影响,不少考试成绩优异的申请者就此与名校失之交臂。

围绕这一点,一个名为“公平入学学生组织”的团体于2014年对两校提起诉讼,诉讼涉及《民权法》和宪法平等保护原则,其核心主张是:每一位美国公民在发展、就学、就业上都应享有平等的机会。

官司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2022年10月进行言词辩论,2023年6月作出判决。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共有9名大法官,审理宪法和联邦法律等方面的案件,而宪法是美国最高层级的根本大法。在哈佛案中,非洲裔大法官杰克逊此前曾任哈佛大学监事会成员,因此回避,不参与投票,最终以6比2判定哈佛相关招生政策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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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罗来纳大学一案则以6比3作出同样的认定。

判决公布后,美国社会的反应几乎是沿着族群和党派的分界线展开的。

非洲裔、拉丁裔群体普遍不满,时任总统拜登公开表示“强烈、强烈地不同意”法院的决定,民主党阵营一片反对声。

亚裔、白人群体中则有不少人表示支持,当时已经卸任的特朗普称这是“美国伟大的一天”。从这一判决看,这一届大法官作风相当保守,却决定着美国最根本的法律走向,这种保守取向会让美国内部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各方立场越来越泾渭分明。

一项关于大学招生的判决,能让总统、政党和不同族群当场站到对立面,这本身就说明美国社会的共识基础远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牢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离不开内部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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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族群在教育上的投入差异,是这场争议背后绕不开的事实。不过,群体统计差异不能用于判断每个学生的能力,家庭资源与学校条件也会影响成绩。

在东亚家庭中,读书往往被视为孩子最主要的任务,父母的监督也集中在学业上,“书读不好就是不够用功”的观念相当普遍。由此带来的一个现象是,在国内读书成绩并不拔尖的学生,到了美国往往显得相当出色,因为身边同学大多没有那种必须苦读、反复钻研的压力。

美国社会对此也形成了一种相当固定的印象:亚裔学生擅长读书,而在体育、舞蹈、音乐等领域,非洲裔的表现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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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豪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

在华人世界里,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不仅打进了NBA,还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然而在NBA的语境中,竞技表现才是评价球员的直接标准,他的哈佛学历也一直受到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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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人才优势如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引进来”的,其根基就难免受到移民政策、国际关系和社会氛围的牵制。外界常把美国名校林立直接等同于美国人才储备雄厚,这其中的差距,正是美国综合国力被高估的第二点。

立国精神讲求自由,强权讲求利益,而自由与利益的结合点,最直接地体现在就业机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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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就业市场中,不少高薪岗位集中在专业知识密集的领域。知识层次越高,收入越高,机会越多,发展空间也越大,这正是亚裔家庭格外看重教育的现实原因。

正因如此,名校录取规则之争,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社会上升通道如何分配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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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多元入学的一方强调历史补偿与结构平等,反对的一方强调个人机会均等,双方都援引“公平”二字,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立国精神中“追求公平”这一支柱,在现实中已经很难提供一个各方认可的统一答案。当社会对最基本的公平标准都无法达成共识,所谓自由与利益的良性结合,也就逐渐变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零和博弈。

这种内部的撕扯,同样反映在美国的硬实力上。美国军费规模虽然冠绝全球,可它的军事效能正在被高昂成本与战略透支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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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舰建造面临高成本与工期延误,不同国家舰艇的配置和核算口径也存在差异,账面上的巨额军费,实际能换来的装备数量要大打折扣。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评估材料也显示,按军民用船舶合计的产能口径,中国的造船能力达到美国的两百多倍,美国海军总吨位上的领先,正在受到造船能力不足的掣肘。

财政状况同样不容乐观。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联邦政府债务在2024年底突破36万亿美元,2025年10月又越过38万亿美元关口,利息支出不断挤压其他预算空间。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多少是靠举债维持的,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难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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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是话语方式。中国人性格偏于内敛,习惯埋头做事,往往做到八分只说四分。

美国则恰恰相反,无论是股市还是霸权,都离不开故事与宣传的支撑,常常是做到四分说成八分,传播出去便有了十分的声势。长期在这种叙事中观察美国,难免形成一种比实际更强大的印象。

这是第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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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长远来看,美国出现这样的分裂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最终会走向何方,还需要持续观察。

把这三点放在一起看,问题就清楚了。社会共识的松动、人才根基的外部依赖、立国精神与硬实力的双重透支,都是那组漂亮的经济和军费数字所无法体现的。

全世界现在才逐渐醒悟过来,美国的综合国力并不像统计表上显示的那样无懈可击,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被严重高估了。看清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轻视对手,而是要用更全面的尺度去衡量一个国家的真实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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