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的傍晚,我一个人坐在冰冷的客厅里,电视开着,演的是什么全然不知。窗外噼里啪啦响起了零星的鞭炮声,邻居家飘来红烧肉的香味,我的厨房里却连灶火都没开过。
手机亮了一下,是银行发来的退休金到账短信——6032元。我盯着那串数字,苦笑了一声。存折里躺着五十万,退休金月月准时到,可这偌大的房子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叫周桂兰,今年六十七岁,退休前是县城中学的数学老师。老伴走了五年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都在省城安了家。按理说,我这条件不差,怎么就落到了过年连口热饭都吃不上的地步呢?
事情得从去年开春说起。
三月份我在菜市场摔了一跤,左胯骨裂了条缝。医生说不算严重,但至少得卧床休养三个月。我给儿子刘建国打电话,听筒那边先是沉默了几秒,然后他说:"妈,我这边项目正忙,让小丽请假也不现实,孩子刚上初三……要不您先请个护工?钱我出。"
我又给女儿刘建梅打,她倒是痛快:"妈我后天就回来!"结果第二天又来电话,说婆婆突然住院了,她得两头顾着,实在脱不开身。
我躺在床上,听着空荡荡的房间里挂钟一下一下地走,心里头像灌了黄连水。
最后是隔壁的张大姐帮我找了个护工,四十多岁的乡下女人,叫翠花。翠花手脚倒麻利,就是话多,整天叨叨她在别人家伺候老人的事。有一回她一边给我擦身子一边说:"周老师,您这算好的了,有钱有退休金。我上个月伺候那个老太太,三个儿子轮流推,最后硬是谁都不管,可怜哟。"
我没接话,心里却像被针扎了一下。
翠花走后的那个夜晚,我一个人扶着墙挪到阳台上。四月的风还带着凉意,对面楼里灯火通明,隐隐传来一家人说笑的声音。我忽然特别想老伴,他要是还在,哪至于此。
能下地走路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把五十万分给两个孩子,条件是将来他们轮流养我。
我专门坐了四个小时大巴去省城,在儿子家客厅里,郑重其事地说了这个想法。儿子倒没说什么,儿媳妇小丽端着水果进来,笑眯眯地说:"妈,您身体还硬朗着呢,说这些太早了。再说您住我们这儿,多少有些不方便,建梅那边房子大……"
话说得客气,意思却明白——她不想接这个担子。
我转头去了女儿家。建梅拉着我的手掉了眼泪:"妈,不是我不孝顺,老赵他妈也跟我们住着,两个老人住一块儿,万一磕磕碰碰……"
我把准备好的银行卡又默默揣回了兜里。
回县城那天下着小雨,大巴车窗上糊满了水珠,模模糊糊地映着我的脸。坐在我旁边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主动搭话说他去省城看孙子,儿子儿媳抢着留他住,他摆摆手说住不惯。
"儿女孝顺就行了,"老头笑呵呵地说。
我扭过头,不想让他看见我发红的眼眶。
夏天的时候我想通了一些。钱没分出去,反倒是对的。张大姐带我去社区参加了老年活动中心,里头有不少和我差不多境况的老人。其中一个叫老王的退休干部,两个女儿都在国外,他去年自己找了家民营养老院,说住着还行,就是逢年过节心里空落落的。
"钱攥在自己手里,"老王压低声音对我说,"谁的话都别信,儿女也不行。不是说他们坏,是各有各的难处。"
这话糙理不糙,可听着真叫人心酸。
国庆节的时候,儿子女儿倒是都回来了,一大家子围在桌前吃了顿饭。我高兴,下午就去菜场买了一只老母鸡、两条鲈鱼,在厨房忙活了整整三个小时。饭桌上看着孙子孙女低头刷手机,儿子接了两通工作电话,女儿和女婿小声商量着什么房贷的事。
我忽然觉得,热闹是他们的,我不过是这场团圆的布景板。
饭后儿子把我拉到一边,吞吞吐吐地说建国想换套学区房,首付还差十来万。我看着他躲闪的眼神,什么都明白了。
"行,我明天去银行转。"我说得平静。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想这一辈子。年轻时省吃俭用供两个孩子读书,把最好的都给了他们。老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桂兰,孩子们都出息了,你以后享福。"
享什么福呢?
腊月二十八这天,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拨通了老王之前推荐的那家养老院的电话,问了价格、条件,约好年后去看看。挂了电话,我给自己煮了一碗挂面,卧了个荷包蛋,撒了点葱花。
窗外的鞭炮声越来越密了。
我不怨儿女,他们确实有他们的难处,房贷、工作、孩子,压得喘不过气。可我也不能再骗自己了——养儿防老这句话,到了我这一代,怕是真的靠不住了。
这五十万,我得留着给自己养老。退休金六千块,够我在养老院住个干净的单间。至于儿女,想来就来,不来我也不等了。
人这一辈子,最后能指望的,还得是自己兜里的钱,和一颗想得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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