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初，皖北平原天黑得早。收工的哨子吹过之后，风裹着碎秸秆的土灰在田埂上打转，人缩着脖子往屋里钻。红旗大队村西头那间粮食仓库，门缝里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两扇木门虚掩着。

一个十六岁的上海女知青推门进去。她叫孙玉兰，下乡才一年。门在身后合上，铁门栓插进扣里的声音很闷。屋里站着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大队书记陈德发。接下来发生的事，后来被反复讲述，版本越传越玄，但几个关键细节是一致的：她没有哭喊，没有挣扎，而是用一支铅笔写下了三个数字，又让一件藏在棉袄里的东西发出声响，最后带着一叠签了字的证明走了出去。

要理解这件事为什么能成，得先看清红旗大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一九六九年冬天，一批上海知青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又换拖拉机颠了四十里土路，来到这个皖北村庄。土墙是灰的，屋顶是灰的，地里翻出的土也是灰的，连迎上来的社员脸色都带着长期吃不饱的菜色。全村四百多户，田不过几千亩，日子紧巴巴。

陈德发在这个大队当了二十年书记。他不是那种只会喊口号的干部，相反，他做事有条理，衣服洗得发白也熨得平整，开会讲话有板有眼。但他把大队的一切都捏在自己手里：记多少工分、分多少口粮、宅基地批给谁、民兵名额给谁家、哪个知青能拿到回城探亲的证明，全凭他一句话。

这种权力在当时的农村并不罕见。人民公社体制下，大队是最基层的实权单位，书记既是生产组织者，也是行政末梢。上级的政令要经他落地，社员的生计要经他分配，知青的户口、口粮、招工、升学，更是绕不开他。权力集中到这个程度，又没有有效的制衡，一个人品性如何，就决定了几百户人家的日子。

知青点的日子不好过。土坯房四面透风，冬天靠炕洞里烧秸秆取暖，烟熏得眼泪直流。天不亮哨子就响，割麦、挑粪、挖沟渠，十六七岁的城里孩子被当成壮劳力使。工分记多少，年底分多少粮，全在书记的账本上。

上山下乡从五十年代就开始试点，到六十年代末形成规模。几年间，上千万城市青年被分配到边疆、山区和农村，户口随之迁移。对个人来说，这是一次单向的迁徙；对国家来说，这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一种办法。知青到了村里，身份介于社员和学生之间，既不算正式职工，也不完全受当地家族关系保护，处境格外脆弱。他们中的很多人，直到返城那天，也没学会跟这种权力打交道。

到了一九七〇年秋天，公社下来一份文件，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全公社三个名额，上了大学就能转城市户口，毕业分配进工厂或机关。对知青来说，这是一张改变命运的车票。文件写明由大队支部按平时表现、听取社员意见后上报。这句话在大队里等于什么，谁都清楚。

知青们开始翻书复习，但多数人心里明白，书念得再好，不如书记点个头。前一年县纺织厂招工，名额就是被陈德发随手给了亲戚。有人背后议论工分不公，第二天就被派去挖最深的排水渠，腊月里在冰水中泡了几个月，抬出来时手已经烂得见骨。这些事在村里传得很广，没人敢当面顶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