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夜。

我正蹲在灶台前烧火,手机突然"叮"地响了一声。打开一看,是堂嫂李秀兰发来的微信:"月底老四家搬新房,酒席定在二十八,你们两口子记得来啊,礼金最少六百起步。"

我盯着那行字,手里的火钳差点掉进灶膛。

六百?这已经是今年第五场了!

我叫周小梅,今年四十七,在镇上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工资三千二。老公刘建国在工地上扛钢筋,一天两百块,刮风下雨就歇着,算下来一个月也就四千来块。两个人的钱加一块,刨去房贷、孩子大学学费、老人医药费,每月能剩下的,还不够塞牙缝。

可今年这亲戚们,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办酒席。

正月里,二叔家孙子满月酒,随了四百。三月份,大姑家儿子订婚,包了六百。六月份,堂哥家女儿考上大专,又是五百——大专也摆酒,我当年女儿考上本科都没好意思张罗。九月份,表姐家盖猪圈,说是"乔迁之喜",又掏了三百。

盖猪圈都能摆酒席,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

我把手机递给刘建国看。他正窝在沙发上搓脚上的泥,看完之后脸就黑了:"又来?老四那房子不是去年就搬进去了吗?怎么现在又摆?"

"去年摆过一次暖房酒,这次说是正式乔迁。"我苦笑着说。

刘建国"啪"地把遥控器摔在茶几上:"一套房子摆两回酒,他咋不摆三回?"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灶膛里的柴火噼里啪啦地响,烟气从灶门口涌出来,呛得我眼眶发酸。也不知道是烟熏的,还是心里憋的。

我翻了翻手机计算器,今年光随礼就花了两千三,还没算来回的车费和买的水果烟酒。这笔钱,够我女儿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了。

而这才腊月,年还没过完,后头还不知道藏着多少张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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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想装没看见那条微信,拖几天再说。可第二天一早,堂嫂就打电话来了。

"小梅啊,微信看到没?二十八的酒席,你家几个人来?我好安排桌数。"她嗓门大,话筒那头还能听见麻将牌哗啦啦的声响。

我硬着头皮说:"嫂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建国工地上两个月没发工钱了……"

"哎哟,谁家不紧呢?"她打断我,语气一下子冷了半截,"你公公婆婆那边你不随礼?你妈那边你不随礼?就我们这边你紧了?小梅,做人不能太势利。"

我握着手机的手都在抖。什么叫势利?我今年每一场都到了,每一分钱都没少给!

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发呆。冬天的风像刀子似的刮在脸上,院里那棵老槐树的枯枝被吹得吱吱响。隔壁王婶探过头来:"小梅,又接到请帖了?"

我苦笑着点头。

王婶压低声音说:"何止你家。老四家这酒席,村里好多人都在骂呢。去年暖房酒收了一轮,今年又换个名目再收一轮。他家老大结婚摆了三天流水席,老二当兵走的时候又摆了送行宴,老三去年离婚,今年复婚,前后又摆了两场……这一家子,一年到头光收礼金就收了小十万。"

我听得心里翻江倒海。

晚上,刘建国从外面回来,脸色更难看了。他把一张皱巴巴的红纸拍在桌上——是三叔托人捎来的请帖,说大年初三给他家老黄狗办"十岁大寿",请亲戚们来热闹热闹。

"给狗办寿宴?"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错,给狗。"刘建国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三叔说那狗陪了他十年,比儿子都孝顺,得庆祝庆祝。"

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忽然觉得特别荒唐。这些年,亲戚们挖空心思找名目办酒席——搬家、升学、当兵、满月、订婚、复婚、盖猪圈,现在连狗过生日都成了收礼金的由头。

说白了,这哪是人情往来?这是把亲戚当提款机。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听着窗外北风呼号,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我轻手轻脚地起床,把换洗衣服塞进一个蛇皮袋,又把家里仅剩的一千二百块现金揣进贴身口袋。我在厨房桌上留了张纸条:"建国,我去城里女儿那儿住几天,酒席的事你看着办,我实在撑不住了。"

坐上镇口最早那班中巴车时,天边刚泛起一丝鱼肚白。车厢里冷得像冰窖,我缩在最后一排,鼻子冻得通红。车子颠簸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车窗外的村庄一个个往后退,我看着那些灰扑扑的屋顶和袅袅的炊烟,心里五味杂陈。

不是不想回去,是真的回不起了。

到了城里女儿的出租屋,她给我泡了碗热姜茶。我捧着杯子,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女儿搂着我的肩膀说:"妈,你别哭,以后那些乱七八糟的酒席,咱不去就是了。"

"不去?说得轻巧。"我擦了擦眼泪,"不去人家戳你脊梁骨,说你不讲情分、六亲不认。你爸还要在村里过日子呢。"

女儿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就让他们说去。妈,咱家一年到头挣的钱,一大半都填了这个无底洞。人情是人情,可这哪里是人情?这是绑架。"

后来刘建国打电话来,语气出乎意料地平静。他说他一个人去了老四家的酒席,放下两百块钱就走了,菜都没吃一口。堂嫂当场翻了脸,说他不给面子。他只说了一句:"面子值几个钱?我连年都快过不起了。"

再后来,三叔的"狗寿宴",我们一家谁都没去。村里果然有人说闲话,说我们周家不懂事、不顾亲情。可慢慢地,说闲话的人也少了——因为不去的不止我们一家。好几户人家都开始"装聋作哑",接到请帖就当没看见。

人心都是肉长的,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年后开春,村里悄悄流传起一句话:"酒席办得多,亲戚走得少。"那些一年到头变着花样收礼金的人家,门前渐渐冷清了。倒是我们这些"不懂事"的人家,该走动的照样走动,谁家真有难处,搭把手、送袋米,实实在在的。

如今我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凌晨五点逃走的清晨。寒风里那辆破旧的中巴车,颠簸着把我从一个荒唐的人情世界里载了出来。我不知道那算不算逃避,但我知道一个道理—

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用酒席绑出来的,更不是用礼金称出来的。那些把人情当生意做的人,最后失去的,远比那几百块钱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