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把最后一勺米糊送进建国嘴里,用温毛巾擦净他下巴上淌下来的汤汁,忽然听见门口传来一声轻轻的咳嗽。
我回头,看见李守明站在门外,手里提着一袋子药,雨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棉袄肩膀处湿了一大片。
"嫂子,药买回来了,药房说这个牌子的褥疮膏效果好些。"
我鼻子一酸,赶紧别过脸去。
2013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建国骑摩托车去镇上买年货,回来的路上被一辆大货车撞飞出去十几米。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进了手术室。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刺鼻气味,我的腿软得像踩在棉花上。
医生说,命保住了,但脑部严重损伤,可能再也醒不过来。
那年我三十五岁,儿子小涛才八岁。
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只剩下三件事——照顾建国、养活儿子、还债。手术费加上后续治疗,前前后后花了将近四十万,亲戚朋友借了个遍。我白天在村口的制衣厂踩缝纫机,晚上回来给建国翻身、擦洗、喂流食。夏天怕他生褥疮,每隔两小时翻一次身,冬天怕他冻着,半夜起来摸他的手脚。
村里人背后议论,说我还年轻,趁早改嫁算了。我妈也哭着劝我:"秀兰啊,你这样熬下去,身体迟早垮掉。"
可我怎么走得了?建国出事前一天晚上还跟我说,等过完年就带我和小涛去省城动物园逛逛。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说:"媳妇儿,辛苦你了,等咱日子好起来,让你享福。"
他的声音还在耳朵里转,人却再也没睁开过眼睛。
李守明是第三年开始来帮忙的。
他是建国的发小,两人从小光着屁股一起长大。建国出事后,他隔三差五来家里搭把手,修个水管、换个灯泡,赶上农忙还帮我收稻子。
起初我没多想,只当他是念着兄弟情分。
可慢慢地,我发现他来的次数越来越多。建国用的尿不湿、营养液,有时候我还没开口,他就悄悄买好放在门口。小涛上初中那年,学校要交一笔资料费,我翻遍抽屉凑不够,他不知从哪里听说了,第二天就把钱塞到小涛书包里。
小涛叫他"明叔",放学回来会跟他聊学校的事,有时候爷俩蹲在院子里下象棋,笑声传进屋里,我站在灶台前听着,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半夜给建国翻身时扭了腰,疼得直不起来。李守明接到电话,骑着电动车冒着零下五度的寒风赶过来,二话不说把建国翻好身,又去厨房熬了一碗姜汤端到我面前。
他蹲在我跟前,粗糙的手轻轻按在我腰上,替我贴膏药。那双手带着烟草和泥土的气味,温热而有力。
"秀兰,你不能这样熬了。"他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怕惊醒什么。
我没说话,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那是十年来,第一次有人喊我的名字,不是"建国媳妇",不是"小涛妈",而是"秀兰"。
心里那根绷了十年的弦,忽然就断了。
我知道我不该有这种念头。建国还躺在那儿,他的心跳、他的呼吸都还在。可我太累了,累到有时候半夜醒来,盯着天花板发呆,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活人,是一台只会运转的机器。
李守明从来没说过什么出格的话。他甚至刻意跟我保持距离,每次来都是干完活就走,从不多留。可正是这份小心翼翼,让我心里更加难受。
我问过自己无数次:我是不是对不起建国?
小涛高三那年暑假,有天晚上他忽然跟我说:"妈,明叔对你好,我看得出来。"
我手里的碗差点没端住。
"妈,我不是小孩了。"小涛低着头,声音闷闷的,"你照顾我爸这么多年,从来没为自己活过一天。我不怪你。"
他说完就回了房间,我一个人坐在昏黄的灯下,哭到整个人都在发抖。
第二天我去建国床前,握着他的手坐了很久。他的手瘦得只剩骨头,指甲是我前天刚剪的,干干净净的。监护仪上的线条一起一伏,像一条永远没有尽头的路。
"建国,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当然不会回答。
后来我找李守明谈了一次。就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蝉鸣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我说:"守明,建国还在,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但我心里……有你。"
他沉默了很久,烟头明明灭灭,最后狠狠掐灭在鞋底。
"秀兰,我等。不管等多久,我就在这儿。"
这事就这么搁着了。没有轰轰烈烈,没有你侬我侬,就像两棵树,隔着一道墙,根却在地底下悄悄连在了一起。
如今小涛大学毕业了,在城里找了工作,每月按时往家里打钱。建国还是老样子,不好不坏,呼吸平稳。李守明还是隔三差五来家里,帮我搬搬抬抬,但我们之间从没越过那条线。
村里人又开始说闲话。我听见了,没解释,也懒得解释。
日子就像建国床头那台监护仪上的线,看似平淡地起伏着,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每一次跳动背后,藏着多少说不出口的苦和甜。
人这一辈子,谁能说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呢?我照顾了建国十年,往后还会继续照顾下去。可我心里那个角落,也需要一点光照进来,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够我撑过下一个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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