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个议席的权力版图中,61席是绝对的执政生命线。当计票机器最终停止,计分板定格在“53对48”时,这场大选并未选出国家的掌舵人,反而制造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权力真空。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减法题背后,是以色列在多线冲突与经济重压下,被迫按下的国家级暂停键。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制度非常特殊,全国作为一个单一选区,选民把票投给政党名单而不是具体的候选人。

只要政党得票率跨过3.25%的门槛,就能按比例分配这120个席位。这就决定了以色列历史上从未有过单一政党能单独拿下61席,联合组阁是唯一的生存法则。我们先来看这次统计结束后的基本盘面。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及宗教政党联盟拿到了53席。

相比于他们在上一届大选中斩获的64席,这是一个断崖式的下跌。整整11个席位的流失,直接剥夺了他们继续作为多数派执政的合法资格。

在光谱的另一端,前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领导的反对派阵营获得了48席。值得拆解的是,艾森科特新成立的中间派政党“亚沙尔”首战告捷,一举拿下21席,直接跃升为议会里的第二大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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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曾经的军方最高指挥官,带着强烈的世俗化标签和务实路线,吸走了大量对现状不满的温和右翼与中间派选民。把53和48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边,议会里还剩下19个席位。

这19席全部属于阿拉伯政党。这是一个创历史纪录的数字,不仅打破了2020年阿拉伯政党拿下15席的最高纪录,更让这个群体在名义上成为了左右以色列政局走向的关键筹码。

从纯粹的算术角度来看,这笔账其实很好算:反对派的48席加上阿拉伯政党的19席,总计67席,已经稳稳越过了61席的组阁门槛。以色列历史上并非没有这种跨越族裔的政治结盟。

2021年,贝内特和拉皮德组建的“变革联盟”中,就成功拉拢了曼苏尔·阿巴斯领导的阿拉伯政党“拉姆”(Ra'am)。那是自1977年以来,阿拉伯政党首次正式加入以色列执政联盟,证明了这种操作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但政治博弈从来不是简单的加减法。这一次,48加上19的算术题,在第一步就被政治门槛彻底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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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条件一摆出来,等同于主动切断了与阿拉伯政党合作的政治空间。对于阿拉伯政党而言,承认犹太国家性质触及了他们选民基础的身份认同底线。而普遍兵役制度更是一个巨大的雷区。长期以来,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哈雷迪教徒)一样,享有事实上的兵役豁免。

艾森科特作为前军方统帅,其核心竞选主张就是解决兵役不公,要求所有群体必须服役。如果阿拉伯政党在普遍兵役上签字画押,无异于政治自杀。

算术上反对派需要这19席,但政治底线又让他们必须避开这19席,这就构成了当前死结的第一环。既然反对派凑不够61席,那么手握53席、距离及格线只差8席的内塔尼亚胡,为什么也无法跨越这最后的鸿沟?

这就需要审视这53席的内部构成。内塔尼亚胡的联盟并非铁板一块的温和右翼,而是深度捆绑了极右翼势力和宗教政党。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具破坏力的盟友,是以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为首的极端强硬派。选票统计刚一结束,政治撕裂的后遗症就迅速发作。

反对派指责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利库德集团试图在计票环节做手脚,否定选举结果。而极右翼的反应更加激烈,本-格维尔公开要求直接逮捕阿拉伯政党的领导人,给出的理由是他们涉嫌在选举期间从卡塔尔获取非法政治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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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将政治对手直接诉诸刑事威胁的做法,极大加剧了局势的紧张。以色列国内负责反间谍与内部安全的情报机构辛贝特(Shin Bet)被迫介入。

辛贝特随后发表声明,确认对部分资金流向的指控正在展开常规调查,但极其罕见地在声明中强调,情报机构不会指责或污名化整个依法投票的阿拉伯选民群体。国家暴力机关在选后极力保持中立,本身就说明了政客言论已经触及了引发内部冲突的危险边缘。

只要本-格维尔这样的极右翼人物还坐在内阁的椅子上,议会里任何一个掌握着那“关键8席”的中间派政党,都不可能加入内塔尼亚胡的阵营。因为一旦加入,不仅会被中间派选民视为背叛,还要在内阁会议上面对极右翼无休止的极端提案。

内塔尼亚胡完全清楚极右翼是阻碍他拉拢新盟友的票房毒药,但他根本无法将其切割。原因在于他脖子上悬着的沉重法律枷锁。自2020年5月起,内塔尼亚胡就以现任总理的身份,坐在了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被告席上。他面临着三项严重的刑事指控,分别被称为1000号、2000号和4000号案件。

1000号案件指控他长期接受富豪提供的昂贵雪茄和香槟等巨额礼物,涉嫌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2000号案件指控他试图与《新消息报》出版人达成利益交换以换取正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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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严重的4000号案件,则指控他在担任通信部长期间,向电信巨头贝泽克公司提供价值数亿谢克尔的监管便利,以换取该公司旗下新闻网站的舆论控制权,这项指控直接涉及受贿。

内塔尼亚胡想要在法律上脱困,或者通过立法推迟审判、获取豁免权,就必须依赖议会多数来强推备受争议的“司法改革”。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极右翼和宗教政党愿意与他毫无保留地站在一起。如果他为了拉拢中间派那8个席位而踢走极右翼,他的法律保护伞将瞬间瓦解。

为了保住个人免受牢狱之灾的基本盘,他只能承受无法组阁的政治代价。当政客们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室里为如何凑齐61席而争吵时,僵局的代价正实打实地压在普通以色列人的账本上。

没有多数派政府,意味着国家机器只能以看守政府的模式勉强运转。根据以色列银行(央行)的数据,经过两年的高强度冲突,2025年以色列的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依然高达4.7%。

虽然比2024年的峰值有所回落,但巨大的军费开支和经济补偿金已经让国库极度承压。截至2026年下半年,以色列的通货膨胀率在3%左右徘徊。为了压制通胀和维持谢克尔汇率的稳定,央行将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在4%左右。

对于生活在特拉维夫或周边城市的普通中产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经济环境。以色列绝大多数家庭的房贷利率是浮动的,高企的基准利率让每月的还款额大幅飙升,而超市里从蔬菜到乳制品的价格也居高不下。

看守政府最大的致命伤,是无法制定和通过新的年度国家预算。眼下正是2027年预算案需要提交议会审议的关键窗口期。在没有61席多数支持的情况下,预算案注定难产。按照以色列的预算法规,如果新年伊始没有新预算,政府部门只能按照前一年预算的十二分之一逐月进行按比例拨款。

这就意味着,所有应对当前危机的专项资金通道全部被堵死。一个被重新征召、在过去两年累计服役超过150天的预备役军人,他因为长期关店而申请的小微企业国家补偿金,可能会因为预算冻结而迟迟无法到账。

北部黎巴嫩边境和南部加沙周边那些被损毁的城镇,其基础设施重建和居民安置计划,也因为没有新的预算授权而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物价、住房、兵役负担,这些普通人最真实的日常关切,在政治僵局面前全部失去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这场53对48的内部僵局,同样在中东复杂的地缘政治版图上引发了连锁反应。大洋彼岸的华盛顿,正在密切观察这场权力真空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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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过去几年里,对内塔尼亚胡联盟内部的极右翼势力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警惕和不耐烦。在加沙战后的管理安排、人道主义物资的分配通道,以及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互动等核心问题上,美方与以色列现政府的分歧已经公开化。

华盛顿的决策层显然更倾向于看到一个由艾森科特这种具有军方背景、但在外交和内政上相对务实的中间派来主导政府。中间派政府在对话和谈判上具备更大的灵活性,能够更好地契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降温诉求。

除了美国,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也因为以色列的选举结果按下了外交暂停键。埃及和卡塔尔作为人质释放与停火谈判的主要斡旋方,非常清楚一个看守状态的以色列总理根本不具备签署重大妥协协议的政治资本。

在没有确定谁能真正控制议会之前,任何关于边界安全架构和长期停火的谈判都只能停留在务虚层面。放眼更广阔的海湾地区,那些原本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与以色列互动、或者正在观望关系正常化的国家,也选择了战略收缩。

只要带有强烈排他色彩的极右翼依然是53席联盟里的核心力量,周边国家就很难在安全和经济合作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各方都在为不同倾向的组阁结果做着两手准备,这直接导致了以色列外部环境的持续胶着。

按照以色列的法定流程,选举委员会提交最终结果后,总统赫尔佐格将在下周开始密集的政治磋商。他会听取议会内所有党派的推荐意见,评估谁最有可能凑齐这61席,然后将组阁权授予该候选人。

获得授权的人将有28天的时间进行谈判,必要时还可以申请14天的延期。但历史经验证明,拿到总统的授权证书,绝不等于组阁成功。

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无论是拥有53席的内塔尼亚胡,还是手握48席的艾森科特,都无法打破当前的政治死结,那么议会将自动解散,以色列选民将不得不再一次走向投票站。

对于一个正在经历多重安全考验和经济阵痛的国家来说,反复选举不仅是在消耗巨额的行政成本,更是在透支整个社会的信任底座。这次53对48的计票结果,暴露的是以色列社会在世俗与宗教、安全与民主、左翼与右翼之间难以弥合的深度分裂。

要解开这个僵局,需要政治领袖们真正放弃部分的意识形态执念和个人利益算计,在谈判桌上做出痛苦的让步。否则,无论计票机器重启多少次,这个国家都很难等来一个真正的赢家。